皮囊作品集蔡崇达散文在线阅读

　　01、皮囊

 

　　我那个活到九十九岁的阿太——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五十多岁突然撒手，阿太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她想不开，轮流看着。她却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那祭祀的供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太小跑出来，一把抓住那只鸡，狠狠往地上一摔。

 

　　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它的魂灵。”阿太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讲话偶尔文绉绉。

 

　　众人皆喑哑。

　　那场葬礼，阿太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即将进入焚化炉，她也只是乜斜着眼，像是对其他号哭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地打盹。

 

　　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很不理解阿太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她，阿太你怎么不难过？阿太满是寿斑的脸，竟轻微舒展开，那是笑，“因为我很舍得。”

 

　　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太经常到我家来住，她说，外婆临死前交待，黑狗达没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她所谓的“舍得”。

 

　　阿太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她在厨房很冷静地喊“哎呀”，在厅里的我大声问：“阿太怎么了？”“没事，就是把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她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病房里正在帮阿太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太的故事。她曾经把不会游泳，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他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看她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邻居都骂她没良心，她冷冷地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等阿太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她故事的真假。她淡淡地说：“是真的啊，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材。”说实话，我当时没听懂。

 

　　我因此总觉得阿太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她甚至成了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硬骨头，即使九十多岁了，依然坚持用她那缠过的小脚，自己从村里走到镇上我老家。每回要雇车送她回去，她总是异常生气：“就两个选择，要么你扶着我慢慢走回去，要么我自己走回去。”于是，老家那条石板路，总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扶着一个老人慢慢地往镇外挪。然而我还是看到阿太哭了。那是她九十二岁的时候，一次她攀到屋顶要补一个窟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躺在家里动不了。我去探望她，她远远就听到了，还没进门，她就哭着喊：“我的乖曾孙，阿太动不了啦，阿太被困住了。”虽然第二周她就倔强地想落地走路，然而没走几步又摔倒了。她哭着叮嘱我，要我常过来看她，从此每天依靠一把椅子支撑，慢慢挪到门口，坐在那儿，一整天等我的身影。我也时常往阿太家跑，特别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和她坐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后来我上大学，再后来到外地工作，见她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太坐一个下午。虽然我说的苦恼，她不一定听得懂，甚至不一定听得到，她已经耳背了，但每次看到她不甚明白地笑，展开那岁月雕刻出的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

 

　　知道阿太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太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太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达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嘛，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

 

　　那一刻才明白阿太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太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太，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母亲的房子

 

　　母亲还是决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里清楚，房子将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后被拆迁掉。

 

　　这个决定是在从镇政府回家的路上做的。在陈列室里，她看到那条用铅笔绘制的、潦草而别扭的线，像切豆腐一样从这房子中间劈开。

 

　　她甚至听得到声音。不是“噼里啪啦”，而是“哐”一声。那一声巨大的一团，一直在她耳朵里膨胀，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她和我说她头痛。

 

　　她说天气太闷，她说走得太累了，她说冬天干燥得太厉害。她问：“我能歇息吗？”然后就靠着路边的一座房子，头朝向里面，用手掩着脸不让我看见。我知道不关天气，不关冬天，不关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个角落拼命平复内心的波澜。

 

　　这座四层楼的房子，从外观上看，就知道不怎么舒适。两百平方米的地皮，朝北的前一百平方米建成了四层的楼房，后面潦草地接着的，是已经斑斑驳驳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边这占地一百平方米的四层楼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几次修建的结果：底下两层是朝西的坐向，还开了两个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门——母亲曾天真地以为能在这条小路做点小生意，上面两层却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没有如同一二层铺上土黄色的外墙瓷砖，砖头和钢筋水泥就这样裸露在外面。

 

　　每次从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远远看到这奇怪的房子，总会让我想起珊瑚——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继续往上长。它们的生命堆叠在一起，物化成那层层叠叠的躯壳。

 

　　有一段时间，远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习惯用google地图，不断放大、放大，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轮廓。从一个蓝色的星球不断聚焦到这个点，看到它别扭地窝在那。多少人每天从那条小道穿过，很多飞机载着来来往往的人的目光从那儿不经意地掠过，它奇怪的模样甚至没有让人注意到，更别说停留。还有谁会在乎里面发生的于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就像生态鱼缸里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为那群斑斓的鱼做安静陪衬，谁也不会在意渺小但同样惊心动魄的死亡和传承。

 

　　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那年她二十四岁，父亲二十七岁。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父亲的父亲是个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弃的浪荡子，因为吸食鸦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十几岁的父亲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样，结婚都得靠自己。当时他没房没钱，第一次约会只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说，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盖一座大房子。母亲相信了。

 

　　买下这块地是他们结婚三年后的事情。父亲把多年积攒的钱加上母亲稀少的嫁妆凑在一起，终于把地买下。地有了，建房子还要一笔花费。当时还兼职混黑社会的父亲，正处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拍拍胸膛到处找人举债，总算建起了前面那一百多平方米，留下偏房的位置，说以后再修。

 

　　父亲不算食言——母亲总三不五时回忆这段故事，这几乎是父亲最辉煌的时刻。她会回忆自己如何发愁欠着的几千块巨款，而父亲一脸不屑的样子，说，钱还不容易。母亲每每回忆起这段总是要绘声绘色，然后说，那时候你父亲真是男子汉。

 

　　但男人终究是胆小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是还不开窍还不知道怕——母亲后来几次这么调侃父亲。

 

　　第二年，父亲有了我这个儿子，把我抱在手上那个晚上据说就失眠了。第二天一早六七点就摇醒我母亲，说，我怎么心里很慌。愁眉苦脸的人换成是父亲了。在医院的那两天他愁到饭量急剧下降。母亲已经体验到这男人的脆弱。第三天，因为没钱交住院费，母亲被赶出了医院。

 

　　前面有个姐姐，我算第二个孩子，这在当时已经超生，因而母亲是跑到遥远的厦门生的我。从厦门回老家还要搭车。因为超生的这个孩子，回家后父亲的公职可能要被辞掉。从医院出来，父亲抱着我，母亲一个人拖着刚生育完的虚弱身体，没钱的两个人一声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么回到小镇上的家。

 

　　走到一个湖边，父亲停下来，迷惘地看着那片湖，转过头问，我们回得了家吗？

 

　　母亲已经疼痛到有点虚脱了，她勉强笑了笑：再走几步看看，老天爷总会给路的。

 

　　父亲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我们真的回得了家吗？

 

　　再走几步看看。一个路口拐过去，竟然撞上一个来厦门补货的老乡。

 

　　“再走几步看看。”这句话母亲自说出第一次后，就开始不断地用它来鼓励她一辈子要依靠的这个男人。

 

　　公职果然被开除了，还罚了三年的粮食配给，内心虚弱的父亲一脆弱，干脆把自己关家里不出去寻找工作。母亲不吭声，一个人到处找活干——缝纫衣服、纺织、包装。烧火的煤是她偷邻居的，下饭的鱼是她到街上找亲戚讨的。她不安慰父亲，也不向他发火，默默地撑了三年。直到三年后某一天，父亲如往常一样慢悠悠走到大门边，打开门，是母亲种的蔬菜、养的鸡鸭。父亲转过身对母亲说：“我去找下工作。”然后一个月后，他去宁波当了海员。

 

　　过了三年，父亲带着一笔钱回到了老家，在这块地上终于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石板房。

 

　　父亲花了好多钱，雇来石匠，把自己和母亲的名字，编成一副对联，刻在石门上，雕花刻鸟。他让工匠瞒着母亲，把石门运到工地的时候还特意用红布盖着，直到装上大门宣布落成那刻，父亲把红布一扯，母亲这才看到，她与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命名了这座房子。当时我六岁，就看到母亲盯着门联杵着嘴，一句话都没说。几步开外的父亲，站到一旁得意地看着。

 

　　第二天办落成酒席，在喧闹的祝福声中，父亲宣布了另一个事情：他不回宁波了。

 

　　酒桌上，亲戚们都来劝，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工作：比老家一般工作多几倍的工资，偶尔会有跑关系的商家塞钱。父亲不解释，一直挥手说反正不去了。亲戚来拉母亲去劝，母亲淡淡地说，他不说就别问了。

 

　　后来父亲果然没回宁波了，拿着此前在宁波攒的钱，开过酒店、海鲜馆、加油站，生意越做越小，每失败一次，父亲就像褪一层皮一样，变得越发邋遢、焦虑、沉默。然后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一次午睡完准备要去开店，突然一个跌倒，倒在天井里。父亲中风了。也是直到父亲中风住院，隔天要手术了，躺在病床上，母亲这才开口问：“你当时在宁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处理不来，干脆躲了吧？”

 

　　父亲笑开了满口因为抽烟而黑的牙齿。

 

　　“我就知道。”母亲淡淡地说。

 

　　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一片了。

 

　　每次回家，我都到南边那石板老房走走。拆掉的是北边的主房，现在留下没完成拆建的部分，就是父亲生病长期居住的左偏房，和姐姐出嫁前住的右偏房。在左偏房里，父亲完成了两次中风，最终塑造出离世前那左半身瘫痪的模样。而在右偏房，姐姐哭着和我说，当时窘迫的家出不起太多嫁妆，她已经认定自己要嫁一个穷苦的人家，从此和一些家里比较有钱的朋友，断了联系。

 

　　我记得她说那句话的那个晚上。她和当时的男友出去不到一刻钟就回来了。进了房间，躲着父母，一声不吭地把我拉到一边，脸涨得通红，眼眶盈满了泪，却始终不让其中任何一滴流出来。平复了许久，她开口了：“答应我，从此别问这个人的任何事情。如果父母问，你也拦住不要让他们再说。”

 

　　我点点头。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他问我姐：“你家出得起多少嫁妆？”那旧房子，母亲后来租给了一个外来的务工家庭。一个月一百五十元，十年了，从来没涨过价钱。那狭小的空间住了两个家庭，共六个人一条狗，拥挤得看不到太多这房子旧日的痕迹。

 

　　一开始我几次进入那房子，想寻找一些东西。中风偏瘫的父亲有次摔倒在地上留下的血斑，已经被他们做饭的油污盖住了，而那个小时候父亲精心打造给我作为小乐园的楼梯间，现在全是杂物。

 

　　母亲有意无意，也经常往这里跑。我看着这样的母亲，心里想，母亲出租给他们家，只是因为，他们家拥挤到足够占据这个对她来说充满情感同时又有许多伤感的空间。

 

　　别人的生活就这么浅浅地敷在上面——这是母亲寻找到的与它相处的最好距离。

 

　　其实，母亲现在居住的这四层小楼房，于我是陌生的。

 

　　这是我读高三的时候修建的。那也是父亲生病第二年。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打开中间抽屉，抽出一卷钱。她说我们有十万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会计，我高中主编书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说你是一家之主，你决定怎么用。我想都没想，说存起来啊。

 

　　在那两年里，母亲每天晚上八九点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个编织袋出趟门，回来时我会听到后院里她扔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人走进来，假装每天这么准时的出入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当时我和姐姐也是装作不知道，但心里早清楚，母亲是在那个时间背着我们到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隔天加上四颗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顿饭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后院，第二天她把这些菜清洗干净，去除掉那些烂掉的部分，体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们谁也没说破，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说破后的结果。

 

　　然而那个晚上，拿着那十万，她说，我要建房子。

 

　　“你父亲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这是她的理由。

 

　　“但父亲还需要医药费。”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场里看到心爱的玩具就不肯挪动身体的小女孩，倔强地重复她的渴望。

 

　　我点点头。虽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来路”的菜叶还需要吃一段时间，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来，好几次一些亲戚远远见到我们就从另一个小巷拐走，和母亲去祠堂祭祀时，总有些人都当我们不存在。

 

　　我知道这房子是母亲的宣言。以建筑的形式，骄傲地立在那。

 

　　满打满算，钱只够拆掉一半，然后建小小的两层。小学肄业的母亲，自己画好了设计图，挑好日子，已经是我高考前的两周。从医院回来，父亲和母亲就住到了左偏房。到了适婚年龄的姐姐从小就一直住在右偏房。旧房子决定要拆了，我无房可住，就搬到了学校的宿舍。

 

　　旧房子拆的前一周，母亲“慷慨”地买了一串一千响的大鞭炮，每天看到阳光出来，就摆到屋顶上去晒太阳。她说，晒太阳会让声音更大更亮。偏偏夏日常莫名其妙地大雨，那几个下午，每次天滴了几滴水，母亲就撒开腿往家里跑，把鞭炮抢救到楼下，用电吹风轻轻吹暖它，像照顾新生儿一般呵护。

 

　　终于到拆迁的时刻了，建筑师傅象征性地向墙面锤了一下。动土了。在邻里的注视下，母亲走到路中间，轻缓地展开那长长的鞭炮，然后，点燃。

 

　　声音果然很响，鞭炮爆炸产生的青烟和尘土一起扬起来，弥漫了整个巷子。我听到母亲在我身旁深深地、长长地透了口气。

 

　　建房子绝不是省心的事，特别对于拮据的我们。为了省钱，母亲边看管加油站，边帮手做小工。八十多斤的她在加油站搬完油桶，又赶到工地颤颤悠悠地挑起那叠起来一人高的砖。收拾完，还得马上去伺候父亲。

 

　　我不放心这样的母亲，每天下课就赶到工地。看她汗湿透了全身，却一直都边忙边笑着。几次累到坐在地上，嘴巴喘着粗气，却还是合不上地笑。

 

　　看到有人路过工地，她无论多喘都要赶忙站起身过来说话：“都是我儿子想翻盖新房，我都说不用了，他却很坚持，没办法，但孩子有志气，我也要支持。”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高考前一周的那个下午，她捂着肚子，在工地昏倒了。到医院一查：急性盲肠炎。

 

　　我赶到医院，她已经做完盲肠手术。二楼的住院部病床上，她半躺在那儿，见我进来就先笑：“房子已经在打地基了？”她怕我着急到凶她。

 

　　我还是想发脾气，却听到走廊里一个人拄着拐杖拖着步子走的声音，还带着重重的喘气声。是父亲。他知道母亲出事后，就开始出发，拄着拐杖挪了三四个小时，挪到大马路上，自己雇了车，才到了这家医院。

 

　　现在他拄着拐杖一点点一点点挪进来，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安排到旁边的病床上，如释重负地一坐。气还喘着，眼睛直直盯着母亲，问：“没事吧？”

 

　　母亲点点头。父亲的嘴不断撇着，气不断喘着，又问了句：“没事吧？”眼眶红着。

 

　　“真的没事？”嘴巴不断撇着，像是抑制不住情绪的小孩。

 

　　我在旁，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标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然而，母亲还是决定在搬新家的时候，按照老家习俗宴请亲戚。这又折腾了一万多。

 

　　那一晚她笑得很开心，等宾客散去，她让我和姐姐帮忙整理那些可以回锅的东西——我知道将近一周，这个家庭的全部食物就是这些了。

 

　　抱怨从姐姐那开始的，“为什么要乱花钱？”

 

　　母亲不说话，一直埋头收拾，我也忍不住了：“明年大学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怎么这么爱面子，考虑过父亲的病，考虑过弟弟的学费吗？”姐姐着急得哭了。

 

　　母亲沉默了很久，姐姐还在哭，她转过身来，声音突然大了：“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这是母亲在父亲中风后，第一次对我们俩发火。

 

　　平时在报社兼职，寒暑假还接补习班老师的工作，这老家的新房子对我来说，就是偶尔居住的旅社。

 

　　一开始父亲对这房子很满意。偏瘫的他，每天拄着拐杖坐到门口，对过往的认识不认识的人说，我们家黄脸婆很厉害。然而不知道听了谁的话，不到一周，父亲开始说：“就是我家黄脸婆不给我钱医病，爱慕虚荣给儿子建房子，才让我到现在还是走不动。”

 

　　母亲每次进进出出，听到父亲那恶毒的指责，一直当作没听见。但小镇上，各种传言因为一个残疾人的控诉而更加激烈。

 

　　一个晚上，三姨叫我赶紧从大学回老家——母亲突然在下午打电话给她，交代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交代黑狗达，现在欠人的钱，基本还清了，就木匠蔡那还有三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都一定要还，人家是帮助我们。他父亲每天七点一定要吃帮助心脏搏动的药，记得家里每次都要多准备至少一个月的量，每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盯着他吃；他姐姐的嫁妆其实我存了一些金子，还有我的首饰，剩下的希望她自己努力了。”

 

　　我赶到家，看到她面前摆了一碗瘦肉人参汤——这是她最喜欢吃的汤。每次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她就清炖这么一个汤，出于心理或者实际的药理，第二天就又全恢复了。

 

　　知道我进门，她也不问。

 

　　“你在干吗？”先开口的是我。

 

　　她说：“我在准备喝汤。”

 

　　我看那汤，浓稠得和以前很不一样，猜出了大概。走上前把汤端走。

 

　　我和她都心照不宣。我正把汤倒进下水道里，她突然号啕大哭：“我还是不甘心，好不容易都到这一步了，就这么放弃，这么放弃太丢人了，我不甘心。”那一晚，深藏于母亲和我心里的共同秘密被揭开了——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想一死了之的念头一直像幽灵般缠绕着我们，但我们彼此都没说出过那个字。我们都怕彼此脆弱。但那一天，这幽灵现身了。母亲带我默默上了二楼，进了他们的房间。吃饱饭的父亲已经睡着了，还发出那孩子一般的打呼声。母亲打开抽屉，掏出一个盒子，盒子打开，是用丝巾包着的一个纸包。那是老鼠药。在父亲的打呼声中，她平静地和我说：“你爸生病之后我就买了，好几次我觉得熬不过去，掏出来，想往菜汤里加，几次不甘愿，我又放回去了。”“我还是不甘心，我还是不服气，我不相信咱们就不能好起来。”那晚，我要母亲同意，既然我是一家之主，即使是自杀这样的事情也要我同意。她答应了，这才像个孩子一样，坐在旁边哭起来。我拿着那包药，我觉得，我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了。当然，我显然是个稚嫩的一家之主。那包药，第二周在父亲乱发脾气的时候就暴露了。我掏出来，大喊要不全家一起死了算了。全家人都愣住了。母亲抢过去，生气地瞪了我一下，又收进自己的兜里。接下来的日子，这个暴露的秘密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线。每次家里发生些相互埋怨的事情，母亲会一声不吭地往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大家就都安静了。我知道，那刻，大家脑海里本来占满的怒气慢慢消退，是否真的要一起死，以及为彼此考虑的各种想法开始浮现。怒气也就这么消停了。这药反而医治了这个因残疾因贫穷而充满怒气和怨气的家庭。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抽出一卷钱。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我又想气又想笑。这三年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扛过几次差点交不出学费的窘境，母亲又来了。母亲很紧张地用力地捏着那卷钱，脸上憋成了红色，像是战场上在做最后攻坚宣言的将军。“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我才知道，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还要傲气。我知道我不能说不。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层后，小镇一片哗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亲特意扶着父亲到市场里去走一圈。边走边和周围的人炫耀：“你们等着，再过几年，我和我儿子会把前面的也拆了，围成小庭院，外装修全部弄好，到时候邀请你们来看看。”一旁的父亲也用偏瘫的舌头帮腔：“到时候来看看啊。”然后第二年，父亲突然去世。然后，再过了两年，她在镇政府的公示栏上看到那条线，从这房子的中间切了下来。“我们还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在镇政府回来的那条路上，母亲突然转过身来问。我说：“好啊。”她尝试解释：“我是不是很任性，这房子马上要拆了，多建多花钱。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建好。”她止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只知道，如果这房子没建起来，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无论住什么房子，过多好的生活。”回到家，吃过晚饭，看了会儿电视，母亲早早躺下了。她从内心里透出的累。我却怎么样也睡不着，一个人爬起床，打开这房子所有的灯，这几年来才第一次认真地一点一点地看，这房子的一切。像看一个熟悉却陌生的亲人，它的皱纹、它的寿斑、它的伤痕：三楼四楼修建得很潦草，没有母亲为父亲特意设置的扶手，没有摆放多少家具，建完后其实一直空置着，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从二楼急急忙忙搬上来，也把我的房间安置在四楼。有段时间，她甚至不愿意走进二楼。二楼第一间房原来是父亲和母亲住的，紧挨着的另外一间房间是我住的，然后隔着一个厅，是姐姐的房间。面积不大，就一百平方米不到，扣除了一条楼梯一个阳台，还要隔三间房，偏瘫的父亲常常腾挪不及，骂母亲设计得不合理。母亲每次都会回：“我小学都没毕业，你当我建筑师啊？”走进去，果然可以看到，那墙体，有拐杖倚靠着磨出来的刮痕。打开第一间的房门，房间还弥漫着淡淡的父亲的气息。那个曾经安放存款和老鼠药的木桌还在，木桌斑斑驳驳，是父亲好几次发脾气用拐杖砸的。只是中间的抽屉还是被母亲锁着。我不知道此时锁着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不想打开灯，坐在椅子上看着父亲曾睡过的地方，想起几次他生病躺在那的样子，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躺在他肚皮上。这个想法让我不由自主地躺到了那床上，感觉父亲的气味把我包裹。淡淡的月光从窗户透进来，我才发觉父亲的床头贴着一张我好几年前照的大头贴，翻起身来看，那大头贴，在我脸部的位置发白得很奇怪。再一细看，才察觉，那是父亲用手每天摸白了。我继续躺在那位置把号啕大哭憋在嘴里，不让楼上的母亲听见。等把所有哭声吞进肚子里，我仓促地逃离二楼，草草结束了这趟可怕的探险。第二天母亲早早把我叫醒了。她发现了扛着测量仪器的政府测绘队伍，紧张地把我拉起来——就如同以前父亲跌倒，她紧急把我叫起来那无助的样子。我们俩隔着窗子，看他们一会儿架开仪器，不断瞄准着什么，一会儿快速地写下数据。母亲对我说：“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把房子修好吧。”那个下午，母亲就着急去拜访三伯了。自从父亲去世后，整个家庭的事情，她都习惯和三伯商量，还有，三伯认识很多建筑工队，能拿到比较好的价钱。待在家里的我一直心神不宁，憋闷得慌，一个人爬到了四楼的顶上。我家建在小镇的高地，从这房子的四楼，可以看到整个小镇在视线下展开。那天下午我才第一次发现，整个小镇遍布着工地，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正在发脓的伤口，而挖出的红土，血一般地红。东边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像只巨兽，一路吞噬过来，而它挪动过的地方，到处是拆掉了一半的房子。这些房子外面布着木架和防尘网，就像包扎的纱布。我知道，还有更多条线已经划定在一座座房子上空，只是还没落下，等到明后年，这片土地将皮开肉绽。我想象着，那一座座房子里住着的不同故事，多少人过去的影子在这里影影绰绰，昨日的悲与喜还在那停留，想象着，它们终究变成的一片尘土飞扬的废墟。我知道，其实自己的内心也如同这小镇一样：以发展、以未来、以更美好的名义，内心的各种秩序被太仓促太轻易地重新规划，摧毁，重新建起，然后我再也回不去，无论是现实的小镇，还是内心里以前曾认定的种种美好。晚上三伯回访。母亲以为是找到施工队，兴奋地迎上去。泡了茶慢慢品玩，三伯开口：“其实我反对建房子。”母亲想解释什么。三伯拦住了，突然发火：“我就不理解了，以前要建房子，你当时说为了黑狗达为了这个家的脸面，我可以理解，但现在图什么？”我想帮母亲解释什么，三伯还是不让：“总之我反对，你们别说了。”然后开始和我建议在北京买房的事。“你不要那么自私，你要为你儿子考虑。”母亲脸憋得通红，强忍着情绪。三伯反而觉得不自在了：“要不你说说你的想法。”母亲却说不出话了。我接过话来：“其实是我想修建的。”我没说出口的话还有：其实我理解母亲了，在她的认定里，一家之主从来是父亲，无论他是残疾还是健全，他发起了这个家庭。事实上，直到母亲坚持要建好这房子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过来，前两次建房子，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脸面，而是父亲的脸面——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这是母亲从没表达过，也不可能说出口的爱情。在我的坚持下，三伯虽然不理解，但决定尊重这个决定。我知道他其实考虑的是我以后实际要面对的问题，我也实在无法和他解释清楚这个看上去荒诞的决定——建一座马上要被拆除的房子。母亲开始奔走，和三伯挑选施工队，挑选施工日期。最终从神佛那问来的动土的日子，是在一个星期后——那时我已经必须返回北京上班了。回北京的前一天下午，我带着母亲到银行提钱。和贫穷缠斗了这大半辈子了，即使是从银行提取出来的钱，她还是要坐在那一张张反复地数。清点完，她把钱搂在胸前，像怀抱着一个新生儿一样，小心翼翼地往家里走。这本应该兴奋的时刻，她却一路的满腹心事。到了家门口，她终于开了口：“儿子我对不起你，这样你就不够钱在北京买房子了吧。”我只能笑。又走了几步路，母亲终于鼓起勇气和我说了另外一个事情：“有个事情我怕你生气，但我很想你能答应我。老家的房子最重要是门口那块奠基的石头，你介意这房子的建造者打的是你父亲的名字吗？”“我不介意。”我假装冷静地说着，心里为被印证的某些事，又触动到差点没忍住眼泪。“其实我觉得大门还是要放老房子父亲做的那对，写有你们俩名字的对联。”然后，我看见那笑容就这么一点点地在她脸上绽放开，这满是皱纹的脸突然透出羞涩的容光。我像摸小孩一样，摸摸母亲的头，心里想，这可爱的母亲啊。同事的邀约，春节第一天准时上班的人一起吃饭庆祝。那个嘈杂的餐厅，每个人说着春节回家的种种故事：排队两天买到的票、回去后的陌生和不习惯、与父母说不上话的失落和隔阂……然后有人提议说，为大家共同的遥远的故乡举杯。我举起杯，心里想着：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快乐吧，你们这群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然后独自庆幸地想，我的母亲以及正在修建的那座房子。我知道，即使那房子终究被拆了，即使我有一段时间里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有家可回。

 

　　残疾

 

　　母亲早早关掉店面回家了，台风天本来不会有人出门的。父亲也如期做完上午的锻炼回来了。我起身要去关上门，却被父亲叫住：“为什么关门？”“台风天，不关门待会儿全是水。”“不能关，我待会要出门。”“台风天要出什么门？”“我要锻炼。”“台风天要做什么锻炼？”“你别害我，我要锻炼。”“就休息一天。”“你别害我。”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要往门外挪去。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打在手臂上，马上是青色的一条。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要拿着拐杖维持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打开那扇门，却始终打不开。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你们就不想我好。”那嘶喊的声音锐利得像坏掉的拖拉机拼命发动产生的噪声。邻居开始有探头的，隔着窗子问怎么了。我气急了，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你走啊你走啊，没有人拦你。父亲不看我，用拐杖先探好踩脚的点，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重的身躯。身体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他躺在地上，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继续一个人在那挣扎，挣扎，终于瘫坐在那了。母亲默默走到他身后，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站立起来了。母亲想引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风夹着雨铺天盖地。他的身体颤颤悠悠、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挪到前一座房子的夹角处，一阵风撞击而来，他又摔倒了。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往前挪……最终他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把他抬回了家。然而，休息到四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三次。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躺在床上，茫然无措的样子。没有声息，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确实完全破碎了。这声音听不见，却真实地弥漫开，还带着味道，咸咸的，飘浮在家里，仿佛海水的蒸汽一般。他躺在床上，仿佛生下来就应该在那儿。不言不语了几天，他终于把我唤到床前，说：“你能开摩托车带着我到海边兜兜风吗？”那个下午，全家人七手八脚总算把他抬上摩托车，和负责开摩托车的我，用一块布绑在一起。秋天的天光雪白雪白，像盐一样。海因而特别好看。我沿着堤岸慢慢开，看到有孩子在那烤地瓜，有几个少年仔喝完酒，比赛砸酒瓶子，还有一个个挑着箩筐、拿着海锄头的渔民，正要下海。父亲一直没说话。我努力想挑开个什么话题。我问：“以前不是听说你收的兄弟，是这片海域最牛的帮派的吗？那条船上的人在向我们招手，是你以前的小弟吗？”他在后面安静得像植物一样，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回到家他才开了口：“好了，我心事了了。”我知道，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一、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患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位置，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十六岁时，我因父亲的疾病来到这里。一开始我选择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属们一般忧心忡忡，病人们为了表现出果敢，却意外地阳光。每个病人都像个小太阳，当然，代价是燃烧自己本就不多的生命力。我特别喜欢隔壁病房的漳州阿伯，他有着黝黑的皮肤、精瘦的身条儿，常会以开玩笑的方式回顾往事。一碗米饭吃不完，他会笑着说：“当年我去相亲，一口气吃下四碗米饭，把丈母娘吓坏了，但她因此放心把女儿嫁给我。”他还“调戏”护士，某个护士稍微打扮了一下，小 说-天 堂他会坏笑着说：“晚上我们去约会？”父亲很妒忌我总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来想和我开玩笑，甚至开始主动向我爆料，他谈过的恋爱、做过的糗事。但我还是隔三岔五地往隔壁跑。父亲放弃了竞争，却死活不肯和阿伯讲一句话。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楼的食堂去买吃的。一天，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后照例想了想，又给漳州阿伯带了份红烧肉——医生不让他吃，他的亲人不给他买，他一直叫我偷偷买给他。从电梯出来要先经过他住的病房，再到父亲的病房。我走过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们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亲的桌子前，摆开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经心地问：“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们可能去加餐了，有什么好庆祝的？”“他走了。”母亲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再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

 

　　二、打扫卫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说起来她并不是多么好的人，喜欢贪小便宜，如果你没有给她点好处，她就边收拾边骂骂咧咧，有时候干脆假装忘记打扫。其实她人缘好的根本原因在于，重症病房里可以交往的对象太少。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离去。我努力挖掘她身上让人开心的地方，比如，她会提供楼层间的八卦：二楼妇产科，生出了一对连体婴，父母着急坏了，哭得像泪人，医生们还在开会研究怎么剖离。一连几天，整个楼层的病人都在讨论孩子们未来的生活。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谜底一个个揭开：早上阿姨来，宣布了性别，是两个男婴。众人一片唏嘘：“多可惜啊，本来生了双胞胎男孩儿，该多高兴啊。”下午阿姨来，宣布医生打算用锯子锯开，正在讨论方案。众人一片哗然，整个晚上研究如何锯，并运用自己经历的几次手术的经验，交流操作的可行性。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来，她终于又发布消息了：“可惜心脏连在一块儿。”众人开始纠结了。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了。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三、我可以从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的眼神里感觉到，他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护士长以前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时，她就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上。楼层最中间是护士站，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护士。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前一天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一下办公室，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挨个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带往贵宾室。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护士长情绪稍微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办杂事时会不耐烦。于我来说，更是个令人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于是，他们两个的感情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探讨如何推波助澜：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买什么;谁听到护士长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说出原因，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非常热闹。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物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四、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站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是一张软软的沙发。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端，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起身迎接。其他医生各自散坐在周围，那个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都听不懂。“医生，您能否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他问。“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一下可能出现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一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地说完。“抱歉，这是职责。”他说。过了大概一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你们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做手术，有百分之六十的成功率;如果不做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说：“你来决定吧，现在你是一家之主。”“我能想想吗？”“可以，但请尽快，按照检查结果，病人再不做手术，估计身体就没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楼顶。楼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防止有人轻生。意外地，我遇到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一般情况下，此刻应该彼此缄默的，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是吧。”我这才意识到。“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很想看过年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不能吧。”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我还是签了同意书。签完字，那个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我一些事：“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愿望越多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而这得靠你们。”傍晚依然由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也好。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于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好？”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知道吗？”“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这么小。”他着急了。他叹了口气，说：“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交代他一些事情。”“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做完手术再说。”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正确，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地叫道：“是烟花！”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了。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多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出头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九点，父亲准时被推进手术室。txt小说天-堂二伯、三伯和几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守在门口。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地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过了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他们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候室里的所有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着，又没有其他人进出。下午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亲人们哭成一团。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说完，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等父亲被送到重症加护病房里，我到处寻找那个放烟花的男孩。“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被送这儿来了吗？”“没有，只有你父亲。”看护的医生说。“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儿子。”“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被同时推出去，就再没见过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我一个人默默地乘着电梯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地上，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我的神明朋友

 

　　母亲的预言终究是落空了。一个冬天，父亲突然离世。母亲不能接受，在她的感觉中，虽然瘫痪的左身越发没感觉，但是右身更有力量了，因为长期需要右边支撑，父亲的右手和右脚有着非常健硕的肌肉。“他没理由一个跌倒就没了，这么皮实，千摔万倒的，连淤青都没有，怎能就这么没了。”我从北京赶回家时，她依然在愤恨地不解着，然后，她开始准备出发了——她想去各个寺庙，向神明讨要个说法。我赶忙把她拦住，她一下子软在我身上大哭起来：“是不是神明误解我了啊？我从没觉得照顾他麻烦，我那样祈祷，只是希望不拖累你，我照顾他到九十岁一百岁我都愿意。”“神明没有误解，或许是父亲的劫数要过了，他活得这么辛苦，罪已经赎完了。”母亲愣住了，想了想：“那就好，他难受了这么多年，该上天享享福了。”但是，葬礼张罗完第二天，她就开始做那个梦。“你父亲肯定遇到什么事情。”“不是，他只是想你，来探望你。”“不是的，我得帮他。”“你怎么帮他，你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所以我去问清楚。”母亲回答得异常认真。要问“下面”的事，就得去找“巫”。找巫人，让他借身体给过往的灵魂，和阳间人通话，在我们这，叫“找灵”。在我老家这个地方，伺候神鬼并不是多么特殊的职业，就如同看病的、打渔的、卖菜的……乡里谈论起他们，并不会因此加重口吻，如同市集上任何一个店铺的交易一般，还会像计较斤两一般，对比着各个“巫女”的能力和性价比。母亲打听来的说法，西边那个镇上有个“巫”，特长在捞人——即使隔个二三十年，灵体感应很薄弱了，他也能找到；而北边村里那个巫，和东边的都擅长新往生的。北边这个据说你什么都不用说，那往生的人自然会报出自己是谁，以及提起过往的事情，只是，这个巫代灵魂传话都必须用戏曲的唱腔；东边这个，是你得自己说清要找谁，但他找到后也是一五一十会说过去的事情证明，他说的，倒是日常的口语。对比了再三，母亲决定找北边村里的那个巫。“巫”是平常的职业，但找“巫”终究还是件得小心谨慎的事。在我们这里的人看来，这是去阳界和阴间的夹缝见个灵魂，一不小心冒犯到什么，或者被什么不小心缠住，那终究会带来诸多麻烦。母亲还很犹豫是否让我同行，据说，亲人越多，灵体就越能找到准确的地方，出来和亲人见面。然而，太过年轻的灵魂，在阴间人看来，生命力是最让他们迷恋的，最容易招惹什么。母亲把心中的犹豫和我说了，因为内心的好奇，我倒是异常踊跃，而对于母亲的担心，我提议，为什么不找你的神明朋友帮帮忙，请她给我出个符纸什么的。母亲一下子觉得是好主意。出去一个下午给我带来了十几张各个寺庙里的护身符，以及一整包香灰。母亲告诉我，许多神明不是那么同意去“找灵”的，神明大概的意思是，死生是命数，孽障能否在这一世清结完毕也是命数，没有必要去打扰探寻，多做努力。“但我反问神明，那活着的人一定要做善事是为了什么，就是力求在这一代把罪责给清了不是吗？他现在往生了，但他还可以再努力下。”我知道母亲一向顽固的性格，以及她向神明耍赖的本事。“结果神明赞同了我们的努力。”母亲满意地说。母亲先请一炷香，嘴里喃喃自己是哪个镇哪个地区想要找什么人。我再请一炷香，描述这个人什么时候往生，年龄几何。然后一起三次叩首。做完这些，巫人的助手就叫我们到庭院里等着。这巫人住的房子是传统民居，两列三进的石头红砖房，看得出祖上是个大户人家。至于为什么有个子孙当上巫人，而且似乎其他亲人都离开了这大宅，倒无从知晓了。那巫人就在最里面的大房里，大房出来的主厅，摆设着一个巨大的神龛，只是和闽南普通人家不一样，那神龛前垂着一块黄布，外人实在难以知道，里面祭拜的是什么样的神鬼。任何有求于巫人的来客，都先要燃香向这些神龛背后的神鬼诉说目的，然后做三叩首，便如同我们一样，被要求退到第二进的庭院里。人一退到第二进的房子，第一进的木门马上关住了，那木门看得出是有些年头的好木，很沉很实，一闭合，似乎就隔开了两个世界。我们退出来时，第二进的庭院里满满都是来找灵的人，他们有的在焦急地来回踱着步，仔细聆听着第一进那头传来的声音，大部分更像是在疲倦地打盹。然后第一进里传来用戏曲唱的询问：“我是某某地区某某村什么时候刚往生的人，我年龄几岁，可有妻儿、亲戚来寻。”合乎情况的人就痛哭出声：“有的，你家谁谁和谁谁来看你了。”然后门一推，里面一片夹杂着戏曲唱腔的哭声缠在一起。事先在敬香的时候，巫人的助手就先说了：“可不能保证帮你找到灵体，巫人每天要接待的亡灵太多，你们有听到自己的亲人就应，不是就改天再来。”其实坐下来观察一会儿，我就对这套体系充满质疑了。自己在心里寻思，可能是巫人派人到处收集周围所有人的死讯，并了解初步的情况，然后随机地喊着，有回答的，那巫人自然能假借“亡灵”之口说出个一二三。我正想和母亲解释这可能的伎俩，里面的戏曲唱腔响起：“可有西宅某某某的亲人在此，我拄着拐杖赶来了。”母亲一听拄着拐杖，哇一声哭出来。我也在糊里糊涂间，被她着急地拉了进去。进到屋里，是一片昏暗的灯光。窗子被厚厚地盖上了，四周弥漫着沉香的味道。那巫人一拐一拐地向我们走来，我本一直觉得是骗局，然而，那姿态分明像极了父亲。那巫人开口了：我儿啊，父亲对不起你，父亲惦念你。我竟一下子遏制不住情绪，号哭出声。那巫人开始吟唱，说到他不舍得离开，说到自己偏瘫多年拖累家庭，说到他理解感恩妻子的照顾，说到他挂念儿子的未来。然后停去哭腔，开始吟唱预言：“儿子是文曲星来着，会光耀门楣，妻子随自己苦了大半辈子，但会有个好的晚年……”此前的唱段，字字句句落到母亲心里，她的泪流一刻都没断过。然而转到预言处，却不是母亲所关心的。她果然着急地打断：“你身体这么好，怎么会突然走，你夜夜托梦给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可以帮你什么吗？我到底能为你做什么？”吟唱的人，显然被这突然的打断干扰了，那巫人停顿了许久，身体突然一直颤抖。巫人的助手生气地斥责母亲：“跟灵体的连接是很脆弱的，打断了很损耗巫人的身体。”颤抖一会儿，那巫人又开始吟唱：“我本应该活到八九七十二岁，但何奈时运不好，那日我刚走出家门，碰到五只鬼，他们分别是红黄蓝青紫五种颜色，他们见我气运薄弱，身体残疾，起了戏耍我的心，我被他们欺负得暴怒，不想却因此得罪他们，被他们活生生，活生生拖出躯体……”母亲激动地又号哭起来。刚想插嘴问，被巫人的助手示意拦住。“说起来，这是意外之数，我一时无所去处，还好终究是信仰之家，神明有意度我，奈何命数没走完，罪孽未清尽，所以彷徨迷惘，不知何从……”“那我怎么帮你，我要怎么做。”母亲终究忍不住。“你先引我找个去处，再帮我寻个清罪的方法。”“你告诉我有什么方法。”母亲还想追问，那巫人却突然身体又一阵颤抖，助手说：“他已经去了。”最终的礼金是两百元。走出巫人的家里，母亲还在啜泣，我却恍惚醒过来一般，开始着急要向母亲拆解这其中的伎俩。“其实一看就是假的……”我刚开口。“我知道是你父亲，你别说了。”“他肯定打听过周围地区的亡人情况……”母亲手一摆，压根不想听我讲下去：“我知道你父亲是个意外，我们要帮你的父亲。”“我也想帮父亲，但我不相信……”“我相信。”母亲的神情明确地表示，她不想把这个对话进行下去。我知道，其实是她需要这个相信，她需要找到，还能为父亲做点什么的办法。还是神明朋友帮的忙，在各寺庙奔走的母亲，终于有了把父亲引回来的办法：“只能请神明去引，只不过神明们各有司命，管咱们阳间户口的是公安局，管灵体的，就是咱们的镇境神。”母亲这样向我宣布她探寻到的办法。我对母亲此时的忙碌，却有种莫名其妙的了解和鄙夷。我想，她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难受。我察觉到她的脆弱。她在投入地奔忙着，我则不知所措地整天在街上晃荡。因为一回家，就会真切地感知到，似乎哪里缺了什么。这样的感觉，不激烈、不明显，只是淡淡的，像某种味道。只是任它悄悄地堆积着，滋长着，会觉得心里沉沉的、闷闷的，像是消化不良一般，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悲伤。按照神明的吩咐，母亲把一切都办妥了。她向我宣布，几月几日几点几分，我们必须到镇境神门口去接父亲。“现在，镇境神已经找到，并在送他回来的路上了。”我却突然不愿意把这戏演下去，冷冷地回：“你其实只是在找个方式自我安慰。”母亲没回答，继续说：“你到时候站在寺庙门口，喊着你爸的名字，让他跟你回家。”“只是自我安慰。”“帮我这个忙，神明说，我叫了没用，你叫了才有用，因为，你是他儿子，你身上流着的是他的血。”第二天临出发了，我厌恶地自己径直往街上走去。母亲见着了，追出来喊：“你得去叫回你爸啊。”我不应。母亲竟然撒腿跑，追上我，一直盯着我看。眼眶红红的，没有泪水，只是愤怒。终究来到了寺庙门口。这尊神明，对我来说，感觉确实像族里的长辈。在闽南这个地方，每个片区都有个镇境神，按照传说，他是这个片区的保护神，生老病死，与路过的鬼魂和神灵的各种商榷，为这个地方谋求些上天的福利，避开些可能本来要到来的灾害，都是他的职责。从小到大，每年过年，总要看着宗族的大佬，领着年轻人，抬着镇境神的神轿，一路敲锣打鼓，沿着片区一寸寸巡逻过去，提醒着这一年可能要发生的各种灾难，沿路施予符纸和中药。按照母亲的要求，我先点了香，告诉镇境神我来了，然后就和母亲站在门口。母亲示意我，要开始大喊。我张了张嘴，喊不出来。母亲着急地推了推我。我才支支吾吾地叫了下：“爸，我来接你了，跟我回家。”话语一落，四下只是安静的风声。当然没有人应。母亲让我继续喊，自己转身到庙里问卜，看父亲是否回来了。寺庙里，是母亲掷珓的声音。寺庙外，我一个人喃喃地喊着。喊着喊着，声音一哽，嘴里喃喃地说，“你如果真能听到，就跟我回来，我好想你了。”里面母亲突然激动地大喊，“你父亲回来了。”我竟然禁不住，大声号啕起来。在父亲被“引回来”的那几天，家里竟然有种喜庆的味道。母亲每天换着花样做好了饭菜，一桌桌地摆上供桌。她还到处约着巧手的纸匠人，今天糊个手机，明天糊个摩托车……那都是父亲残疾时念叨着想要的。又几天的求神问卜，母亲找到了为父亲“清罪”的办法——给一个神灵打下手，做义工，帮忙造福乡里——有点类似美国一些犯小罪过的人，可以通过社区劳动补偿社会。我和母亲开玩笑地说：“神明的方法还这么现代啊。”母亲严肃地点点头：“神明那也是与时俱进的。”又经过几天的求神问卜，母亲为父亲找到了做“义工”的地方：白沙村的镇海宫。白沙村是小镇闻名的旅游地。老家那条河，在这里潇洒地拐了个弯，然后汇入了大海，呈三角状的白沙村，因而三面铺满了细细的白沙。从小到大，学校所谓郊游的旅游地，毫无疑问是白沙。镇海宫就在那入海口的犄角处。小时候每次去白沙，都可以看到，在老家的港湾休憩好的渔船，沿着河缓缓走到这个犄角处，对着镇海宫的方向拜一拜，然后把船开足马力，径直往大海的深处行驶而去。父亲做海员的时候，每周要出两三趟海，“这庙因此被他拜了几千遍了，所以这里的神明也疼他，收留他。”第一次去“探视”的路上，母亲和我这么说。送父亲到这寺庙做义工，对他来说，似乎是简单的事情。母亲点燃了香烛，和家里神龛供奉的神明说，“镇海宫已经答应接受我丈夫去帮忙，还请神明送他一程。”然后，我们就赶紧带上贡品，跟着到镇海宫来探视。我是骑着摩托车带母亲去的。从小镇到白沙村，有二十多公里。都是沙地，而且海风刮得凶，我开得有点缓慢，这让母亲有充分的回忆机会。她指着那片沙滩，说：“我和你父亲来这里看过海。”路过一家小馆子说：“你父亲当年打算离开家乡去宁波时，我们在这吃的饭……”到了镇海宫，一进门，是那股熟悉的味道，一切还是熟悉的样子。我总觉得寺庙是个神奇的所在，因为无论什么时候进来，总是同样的感觉，那感觉，或许是这肃穆又温暖的味道塑造的，或许是这年复一年在神灵案前念诵经文、乞求愿望的俗众声音营造的。庙里的主持显然已经知道了父亲的事。他一见到母亲，就亲切地说：“你丈夫来了，我刚问过神灵了。”他泡上了茶，递给母亲和我：“别担心，这里的神明肯定会照顾好他的，他从小就和这里的神明亲。”茶很香，太阳很好。爬进寺庙，铺在石头砌成的地板上，白花花的，像浪。“那他要做什么事情啊？”“他刚来，性格又是好动的人，估计神明会打发他跑腿送送信。”“但他生前腿脚不好，会不会耽误神明的事情啊？”“不碍事，神明已经赐给他好腿脚了。你家先生是善心人，虽然有些纠葛还没解完，但他做了那么多好事，神明会帮的。”“那就好。”母亲放心地眯眯笑。接下来的话题，是关于父亲和这座庙宇的各种故事。坐了一个下午www。xiaoshuotxt.com，母亲不得不回去准备晚饭了。临行前，犹豫再三的母亲终于忍不住问：“他忙完了，做得好不好啊，会不会给神明添麻烦了，你能帮我问问吗？”主持心领神会地笑了，径直到案前问卜了起来。“笨手笨脚的，做得一般，但神明很理解。”母亲一下子冲到案前，对着神龛拜了起来：“还请神明多担待啊，我家先生他从来就是笨手笨脚的。”然后似乎就像对着父亲一样小声地教训起来：“你啊，多耐心点，别给神明添麻烦。”母亲确实不放心，第二天吃完中午饭，虽然看不见也听不见那个“正在做义工的父亲”，母亲还是坚持让我带她来探视。主持一样泡了茶，阳光一样很好。他们一样聊着父亲和这寺庙的各种事。临行前，母亲同样忍不住问主持，主持一样当即帮忙问卜。这次的答案是：今天表现有进步了。“真的啊，太好了，值得表扬，我明天做你爱吃的卤鸭过来。”于是又三四十分钟的摩托车车程。再隔天，吃完午饭，母亲又提出要来探视，当然还带上卤鸭……慢慢地，主持的答案是“不错了”、“做得越来越好”、“做得很好，神明很满意”。母亲每次要到镇海宫时，总是笑容满面的。算起来，父亲的义工生涯满满一个月了。按照母亲此前问卜的结果，父亲先要在这做满一个月，如果不够，再转到另外一座庙——那意味着还要找另外收留的神明。这天午饭后准备出发时，母亲像是一个准备去看揭榜的人，意外地心神不定。一路上，她一直追着问：“你觉得你父亲这个月表现合格了吗？他肯定要犯些错，但神明会理解吗？你觉得你父亲在那做得开不开心？”我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我们一进到寺庙，主持果然又泡好了茶。母亲已经没有心思喝茶：“我先生他合格了吗？”主持说：“这次别问我，你坐在这休息一下，傍晚的时候你自己问卜。”这次，母亲顾不上喝茶、说故事了。她搬了庙里的那把竹椅，安静地坐着，慢慢地等着阳光像潮水般退去，等待父亲接下来的命运。或许是太紧张，或许太累了，等着等着，母亲竟然睡着了。站在镇海宫往外望，太阳已经橙黄得如同一颗硕大的橘子，正一点点，准备躲回海里了。我轻轻摇醒母亲，说：“该问卜了。”被我这一摇，母亲突然从打盹中醒来，醒来时脸上挂着笑。“不用问卜了。”母亲说。她说她看见了，看见父亲恢复成二十出头的样子，皮肤白皙光滑，肉身才刚刚被这俗欲打开完毕，丰满均匀，尚且没有岁月和命运雕刻的痕迹。他剪着短发，身体轻盈，朝母亲挥挥手，就一直往隐秘模糊的那一方游过去。身影逐渐影影绰绰，直到完全的澄明。“他走了。”母亲说，“他释然了，所以解脱了。”说完，母亲的眼眶像泉眼一样流出汪汪的水。我知道，有多少东西从这里流淌出来了。要离开镇海宫的时候，母亲转过头，对镇海宫里端坐着的神明笑了笑。我则在一旁，双手合十，喃喃地说着：“谢谢您，母亲的神明朋友们。”我再一次相信神明了。

 

　　张美丽

 

　　1、张美丽本人确实很美丽，这是我后来才确认的。在此之前，她的名字是一个传说。小学时，我每天上课需要经过一条石板路，石板路边有一座石条砌成的房子，每到黄昏，胭脂一般的天色，敷在明晃晃的石板路上，把整条巷子烘托得异常美好。也是每到这个时刻，就会听到一个女人啜泣的声音，凄凄婉婉，曲曲折折。也因此，那座房子在这所学校的学生里，被讲述成一个女鬼居住的地方。女鬼的名字就叫张美丽。年少的时候，身体和见识阻碍了内心急于扩张的好奇。传奇故事因而成了急需品：关于侠客，关于女鬼，还有关于爱情。张美丽的故事在学校大受欢迎，因为她的故事三者兼有。据说，她本来是个乖巧美丽的女人；据说，她喜欢上一个跟着轮船来这里进货的外地男人：据说，那男人长得身材魁梧，好打抱不平。在这个小镇，结婚前女人不能破身，她却私自把自己给了那男人。他们曾想私奔，最终被拦下，张美丽因而自杀。张美丽的故事在当时一下子成了负面典型。在那个时代，身处沿海地带的这个小镇，开始有酒楼的霓虹灯，以及像潮水般涌来的前来贩卖私货的人。这个小镇的每个人，都在经历内心激烈的冲击。他们一方面到处打听那些勇敢迈进舞厅的人，打听那白白的大腿和金色的墙面，另一方面又马上摆出一种道貌岸然的神情，严肃地加以批评。但谁都知道，随着沸腾的财富，每个人内心的各种欲求在涌动。财富消除了饥饿感和贫穷感，放松了人心。以前，贫穷像个设置在内心的安全阀门，让每个人都对隐藏在其中的各种欲望不闻不问。然而现在，每个人就要直接面对自己了。那段时间，似乎男女老少都躁动不安，又愁眉紧锁，老有男人和女人各自聚集在角落，喟叹：以前穷的时候怎么没那么多烦扰？听完，彼此相对点点头，却一副各有心思的样子。幸亏有张美丽。张美丽作为一个沦陷的标志，牢牢地立在欲望的悬崖边，被反复强化、反复讲述。关于她的细节，成了这个小镇用来教育孩子的最好典型：不准和外地人讲话，不要和男同学私下见面，不能靠近那种漂染头发的发廊……说完不准，大人们会用这样的话收尾：要不你就会像张美丽那样，名声臭遍整个小镇。但小镇没预料到的是，与妖魔化同时进行的，是神化。关于张美丽的很多据说，后来就变成了更多的据说。关于她与男友约会如何被抓；关于她身上有种香味，能让男人一闻就忘不掉；关于她男人其实是个开国将军的后代……张美丽在我的心中变得栩栩如生却又面目模糊。在过滤掉众多信息之后，唯一烙印在我们这群学生心中的是，据说“张美丽长得好像月历上，那些靠着摩托车摆姿势的女郎”。那时候，一股莫名的冲动开始在我们这群男同学的内心涌动。而张美丽，一个性感如摩托车女郎的女鬼，总让我们在夜晚提到的时候，血脉偾张。如果当时小镇让学生评选所谓的性感女神，张美丽必然当选。而我痴迷《红楼梦》的同桌则说，张美丽就是那警幻仙子。

 

　　2、那时代太喧闹了，以前只要看到头发染色、穿稍微艳丽一点的衣服的外地女郎走过，大人就要捂住孩子的眼睛说，妖怪来了小孩不要看。过了不到两年，小镇的妇女也开始竞赛般争着挑染各种时髦的颜色——要不怎么和勾引老公的外地狐狸精比。路上到处是拿着大哥大、粗着嗓子说话的大老板，还有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浓妆艳抹的各地姑娘。张美丽的传说彻底消失了，被那妖娆闪烁的霓虹灯和满街走动的“公主”们的故事彻底淹没了。最后连小巷尽头的啜泣声也消失了。我竟然莫名失落。我想象过太多次张美丽的样子，而现在，她似乎就要完全不见了。实在遏制不住好奇的我，拉上邻居阿猪，决定做一次探险。我们两个人，各自带着手电筒、弹弓和大量的符纸，专业的阿猪还从当师公（为亡灵超度的道士）的爷爷房里偷来了桃木剑。走到半路，阿猪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探险？”我愣了很久，“难道你不想看一下张美丽？”阿猪犹豫了好半天，“很想，但很怕。”最终还是上路了。越逼近她家门口，我就越感觉一股莫名其妙的热潮在攒动。我意识到这次探险的本质是什么，因而越发亢奋。阿猪用桃木剑轻轻推开那木门，两个女人的对话从那稍微张开的门缝飘出来。我的眼光刚钻进门缝，看到一张瘦削苍白的脸，就马上感觉她直直地盯着我看。阿猪显然也感觉到了，大喊了一声“鬼啊”，仓皇而逃。我在那一刻也确信那就是鬼，来不及多想就往家里奔，把自己关在家里，心扑扑地窜。这次探险我当然没和家里任何人说起，但那瘦削苍白的脸像烙在心里了，走到哪都不自觉地浮现。那苍白中，脸慢慢清晰，清晰成一对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她不再让我感觉恐惧，相反，她让我很愿意在思维被打断后，继续投入冥想中去。那几天，我老是神情恍惚。甚至吃饭的时候，筷子一不小心就掉了下来。掉到第三次，母亲气到用手敲了一下我的头：“被鬼勾走魂魄了啊？”她无意的一说，却直直切入我的恐慌——难道这就是被鬼勾魂？接下去那几天，我一想到那张脸就恐慌，背着父母，偷偷到庙里去拜拜，求了一堆符，放在身上，却还是不自觉想起那张脸。到最后，我甚至恐慌地看到，那张脸对我笑了。这样的折磨，几乎让我失眠了，而且让我更羞愧的是，一次次梦遗，身体越发地虚弱。那天下午，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算向母亲承认，我被女鬼勾了魂。不想，母亲拿着喜帖进了家门，乐呵呵地说：“巷尾那张美丽要结婚了。”“她不是死了吗？”“哪有？是她做了丢脸的事情，所有人觉得她应该死了。不过现在也好了，那外地人做生意发了家，来迎娶她了。虽然她父母还是很丢脸，出了这么个女儿，但是，终归是件好事。”张美丽的婚礼在当时算极铺张，却也异常潦草。按照老家的风俗要备的彩礼，都翻倍地准备，要送街坊的喜糖包，也是最好的那些品牌，婚宴是在老家最好的酒店举办。然而，作为新娘的张美丽和她那神秘的丈夫，只是在酒席的开始露了一下脸，同大家举了一下杯，就马上躲回那至亲才进得去的包厢。第二天，张美丽就去东北了——她丈夫的老家。

 

　　3、我只知道东北在老家的正北边。我偶尔会站到小镇那条唯一的马路中间，想象就沿着这条路，直直、直直地往北走，应该就可能在哪个路边碰到张美丽。我一直坚信自己将有一天会到达，所以为了到时候认出她，我反复想象着那张脸。但时间像水一样，把记忆里的那张脸越泡越模糊，模糊到某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好像忘记张美丽了。我开始惆怅地想，难道这就是人生？为此还写下了几首诗歌。其实书呆子哪懂青春的事情。张美丽的青春才是青春。

 

　　两年后，张美丽突然回来了，她穿着开叉开到大腿的旗袍，头发烫的是最流行的屏风头，一脖子的项链，还有满手的戒指。据说那天她是在一辆豪华轿车里下来的。我没亲眼目睹她回来的盛况——那是上课的时间，但我脑海里反复想象万人空巷的那个场景。过几天关于她的最新消息是：原来她离婚了。这是她回来的全部原因。但离婚是什么？小镇的人此前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有离婚这样的事情。学校对面突然开了一家店。外面是不断滚动的彩条，里面晚上会亮起红色的灯。那是张美丽开的，街坊都那么说。据说她回来第三天就被家里赶出来，她就搬到这里。我唯一确定的是，红灯亮了三天，小巷的拐弯处贴着一张毛笔字写的声明：特此声明，本家族与张美丽断绝一切关系，以后她的生老病死都与本家族无关。字写得倒很漂亮，一笔一画刚劲有力，显然是很有修为的老人写的。这字，也可见这家人的学养。但围观的人，却都捂着嘴偷偷地笑。我每天进学校前，都要路过那家店。每天一早七点多，店门总是紧紧关闭着，上面贴满了字条。我好几次想冲上前去看，然而终究没有冒险的胆量。直到第二周，特意五点半起了个大早，才敢走上前去看。店面口贴满了歪歪斜斜的字条，原来是：“不要脸”、“***”、“狐狸精***”。我边看字边观察是否有人经过，远远地看到有人来了，赶紧蹬着自行车往学校里冲。张美丽开的是什么店？这个疑问让张美丽再次成为传奇。有人说，那是一片酒池肉林。别看店面小，一开门，里面地下有两层，每层都有美女招待，谁走进去就是一片又亲又摸。有人说，那是一家高级的按摩店。有种国际进口的躺椅，把你按得全身酥麻，爬都爬不起来。每个晚上，男生宿舍一定要讲这个传奇，讲完后，各自窸窸窣窣忙活起来。小说-t x t-天堂

 

　　4、魁梧哥竟然来了——这是小镇学生送给张美丽前夫的昵称。一开始没有人信，但渐渐地可以看到，确实有一个男人在傍晚的时候，会拉出一把椅子在外乘凉。然后街坊会在半夜听到吵闹的声音、摔盘子的声音。第二天傍晚，还是看到那男人若无其事地搬椅子出来在那乘凉。房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连当事者都说不清楚。只是最后，某一天，彩条灯拆了，店门大大方方打开了，门楣上挂了个牌子：美美海鲜酒楼。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到张美丽了，她总是笑眯眯地站在柜台前迎客。然而小镇本地人是绝对不去的，捧场的都是随货船从外地来进货的商人。站在学校这边，就可以看到，那确实是张美丽的店，充满着和这个小镇完全不搭的气质：金边的家具，晶莹的玻璃珠帘，皮质的座椅，然后服务员都是外地来的高挑美女。充满着“妖娆的气息”——小镇的人都这么形容。张美丽的小店和我们的小镇，就这样充满着这种对立的感觉，而小镇人的口气中，永远仿佛是：张美丽代表一种什么势力，在侵蚀着这个小镇。如果这是场无声的战争，在结果上，张美丽似乎获胜了。隔壁店面也被盘下来了。渐渐地，一些本地的老板“不得不进出”美美海鲜酒楼，“没办法，外地的客户都喜欢到那”——进去过的人，在极尽形容后，都这样解释。紧接着有一天，小镇某个大佬的儿子结婚，其中一个场子安排在那。那个下午，我其实异常紧张，父亲也收到请柬了，他被安排在美美海鲜酒楼。对方特意交代：那个会场邀请的都是各地的商人，去了可以帮着开拓生意。我自告奋勇提出陪父亲去，却被母亲恶狠狠地拒绝了。我只好趴在窗前，看犹豫不决的父亲，踌躇地往那走。很好吃的餐馆。父亲回来这么说。这是他唯一能说的东西，这也是小镇其他人唯一能评价的方式。事实上，张美丽的店，通过味觉上的正当性，避开种种暧昧和复杂的东西，重新与小镇发生关系了。学校的一些校舍要翻修了，宗族大佬开始号召每个人响应捐款。开卖场的蔡阿二犹犹豫豫，开电器行的土炮扭扭捏捏，张美丽却激动了，一个人跑到学校，进了校长室说，我捐五万。在那个时候，五万是很多的钱，可以建一栋小房子。然而校长犹豫着没接过来，说再考虑看看。最终学校公布的捐款名单上没有张美丽。不久，地方大宗族的祠堂要做一个翻修的小工程，张美丽又跑去认捐了。出来的最终名单依然没有她。直到年底，妈祖庙要拓宽一个小广场，张美丽的名字终于落上去了。“五万元：信女张美丽”。这是最高的捐款金额，却被刻在最低的位置。但张美丽很高兴，那段时间可以看到，她时常一个人溜达到那，弯着腰，笑眯眯地看着刻在上面的她的名字。而我也时常守在妈祖庙旁边的杂货店，看着她一个人在那笑得像朵花。

 

　　5、我考上高中的时候，张美丽的身份已经是镇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她的美美海鲜楼就坐落在入海口，整整五层楼。学校犒劳优秀学生的酒会是她赞助的，坐在金灿灿的大厅里，她拿着演讲稿，说着报效祖国、建设国家这类话。她有了双下巴，厚厚的脂粉掩不住头上开始攀爬的那一条条皱纹，但她依然很美。其实，宗族大佬们对学校接受张美丽的好意并不是很满意。张美丽现在不仅仅是海鲜楼的老板，还是隔壁海上娱乐城的老板。连邻近的几个小镇都知道这海上娱乐城。据说那里有歌厅、舞厅、咖啡厅和ktv包房，还有种种“见不得人的生意”。学生里传得最凶的是，那里有卖毒品。据说前段时间退学的那个学生，就是在那染上的性病。学校领导三令五申地禁止学生靠近那娱乐城，而父母每晚都要讲那里的罪恶故事。我知道，小镇对张美丽的新一轮讨伐正在酝酿。沿着一堵墙，美美海鲜楼的旁边就是海上娱乐城。那天饭桌上我不断走到窗边，窥视那个霓虹闪烁的娱乐城。这娱乐城是个巨大的建筑群，中间的主体建筑应该是舞厅，周围围了一圈欧陆风格的别墅。据说每个别墅都有不同主题：有的是抒情的酒吧，有的是迪厅，有的是高雅的咖啡厅。饭局结束后，老师安排作为记者团团长的我，采访“优秀企业代表”张美丽。采访安排在她的办公室。那天她穿着黑色的丝袜，配上带点商务感觉的套裙，我还没开口就全身是汗——这是我第一次和她说话。在一旁的老师附在耳旁提醒我，这次采访不用写出来，只是对方要求的一个形式。我知道，那对张美丽是个仪式，获得认同的仪式。我支支吾吾地问了关于对中学生有什么建议这类无聊的话题，她努力按照想象中一个德高望重的女人该使用的语言和动作来表现。结果她显然很满意，采访中当即表示捐款支持学校成立记者团。老师和她握手庆祝，一切功德圆满。在带上她办公室门的时候，我忍不住转头想再看她一眼，却一不小心看到，她像突然泄掉气一般，后脑勺靠在座椅背上，整个人平铺在那上面，说不出的苍老和憔悴。

 

　　6、宗族大佬、家长和学校越禁止的东西，越惹得孩子们想冒险。一拨拨等不及长大的同学，偷偷溜进那个娱乐城，然后兴奋地和大家描述里面让人“爽呆了”的种种。进或者不进那娱乐城，在学生的小帮派看来，是有种或没种的区别。而在小镇家长们看来，是好孩子或者坏孩子的分界线。渐渐地，传到我耳朵里的传说越来越多：听说娱乐城里出了“四大天王”，听说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绝招，领衔不同的生意，听说他们开始在学校发展手下。我倒一直不相信发展手下只是娱乐城管理层推进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完全没必要，甚至是自讨苦吃的事情。我的猜想是，这是娱乐城的员工为了显摆，而自发组织的。但无论如何，确实是因为娱乐城的存在。小镇里的怒气正在积蓄，开始有宗族大佬和妇女机构，到每一户人家拜访，要签订什么取缔请愿书。而张美丽的回击是：镇政府大楼修建，她捐助了二十万。局势就这样僵持着，整个小镇都躁动着。就等着一点火花，把所有事情引爆。火花终于在我读高三的第一个假期燃起了。娱乐城里发生了一起恶性的打斗事件，一个人当场被打死了。那人是当地一名大佬的儿子。那简直是一场围剿。大批大批的小镇居民，围在娱乐城门口扔石头，辱骂，要求娱乐城关闭。那个下午，我以学生记者的身份赶去了现场。老的少的、相干的不相干的，都聚集在那。骂的还是几年前那些话：“不要脸”、“***”、“狐狸精***”……张美丽出来了，就站在主楼的屋顶上。她拿着扩音器，对着围观的人喊：“这是一场意外，请乡亲们理解，我会好好处理……”一句话还没说完，开始有人愤怒地拿起石头，咬牙切齿地往她的位置砸去。但她站得太高了，石头一颗都靠近不了。人流分开了，她的母亲颤颤悠悠走出来，对着楼上的张美丽，哭着喊：“你就是妖孽啊，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死了算了，你为什么要留下来祸害……”扩音器旁的张美丽估计很久没看到母亲了，哭着喊：“妈，你要相信我，我对天发誓，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真的从来没有。”她的母亲显然已经崩溃了：“你就是妖孽，你就是妖孽，我当时应该掐死你。”魁梧哥到屋顶来了，拉着张美丽回屋里去。众人的骂声又持续了一阵，渐渐消停了。那个晚上我没听到声响，是第二天醒来后才知道的。张美丽当晚跪在自己宗族的祠堂门口，大声哭着对天发誓自己没有作孽，“除了一开始追求爱情”。“我没有做娼妓，没有卖毒品，我只是把我觉得美的、对的、我喜欢的，都做成生意，我真没有作孽……”哭完，她狠狠地往祠堂的墙撞去。第二天宗族大佬起来才看到，张美丽死在祠堂的门口，流出来的血都凝结了，像沉压已久的香灰。按照宗族的规矩，人死后，要在自家或者宗族祠堂做法事，然后再落葬，最后还要摆一个木牌在祠堂里，这样灵魂才会安息。然而，无论家里还是祠堂都不愿接收，更别说木牌了。按照传说，这无法安息的魂灵，将没处安身，只能四处游荡——这是宗族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了。张美丽确实成了孤魂野鬼了。最终是魁梧哥料理张美丽的后事，他坚持要办一场隆重的葬礼。尽管小镇上没有一个人参加，他还是请来隔壁乡镇几十支哀乐队，咿咿呀呀了三天三夜。哀乐一停，魁梧哥就让所有人散了，一把火烧了整个娱乐城。没有人打救火电话，也没有消防车前来。小镇的人就冷冷地看着娱乐城烧了一天一夜。待烟火散去，开始有人拿鞭炮出来燃放——按照小镇的风俗，谁家病人好了，要放鞭炮。小镇的人或许以为，小镇的病终于好了。www。xiaoshuotxt

 

　　7、大学都毕业六年了，一个已经成了大老板的高中同学才组织聚会说，应该纪念一下高中毕业十周年。远在北京的我接到他特意发过来的请柬。请柬是传统的红纸镶金，打开来，聚会的地点竟然是海上娱乐城。因为后来考上大学我就离开了家乡，实在不清楚，这娱乐城竟然又开张了。这娱乐城和张美丽的娱乐城完全不一样，原本一走进去正对的主楼，现在变成了一片绿地，不过周围分布的，还是一栋栋别墅。到处都是厚重的低音炮一浪一浪地袭来，而每条路上，一对对打扮入时的男男女女亲密地亲吻。那天我到得晚，大部分同学已经聚集了。虽然我提醒自己别说这个话题，但终究忍不住问：怎么这娱乐城又建了？做生意的那同学干笑了两句：“有需求当然就有人做生意，小镇这么有钱，有钱总要有地方花。”我没问下去了。“有欲望就有好生意，人民币教我的。”同学不依不饶。喝了几巡酒，有同学开始调侃我：“对了，张美丽不是你梦中情人吗？”我脸一红，说不出话。旁边有同学起哄着：“有什么好害羞，我也想象着自己爽了好多次。”当中有人提议，敬张美丽。那大老板抢过话去：“我谨代表一代热血青年，敬这位伟大的小镇启蒙运动奠基人，审美运动发起者，性开放革命家……”众人跟着歇斯底里地喊：“敬伟大的张美丽!”我一声不吭，拿着酒杯走到一个角落，刚好看到那片绿地。我反复想起，那石头房子，那苍白的脸。“她终究是个小镇姑娘，要不她不会自杀的。”我对自己说。同学们还在起哄，说着这地方曾经淫荡的种种传说。我突然心头冲上一股怒火，把酒杯狠狠往地上一摔，冲出去，一路狂跑，一直狂跑，直到我再也看不见那个恶心的娱乐城。

 

　　阿小和阿小天才文展

 

　　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说起来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对于这样的病，小镇的医生是不屑的。不屑，也可能来自不懂。在当时，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这样“多余”的症状，只会被当做一个人的胡思乱想。“把他晾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医生是这么说的。那个医生治疗过我养的一只猫和阿太养过的一头牛。用的是同一种针剂，只不过猫打了一剂，牛多加了一剂。我的猫当晚就死了，阿太养的牛挣扎了一个月。在即将死的时候，阿太赶紧叫屠夫来宰了。“死掉的牛，肉是不能吃的。”这是阿太的理由。缠过脚的阿太在宰完牛，忙着挎着篮子到处给亲人分牛肉时，还特意去了趟那医生的家。阿太还没开口，医生就先说了：“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那牛连一个月都扛不住。”所以母亲听完医生对我的诊断，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亲：“看来不是小问题，土医生找不到办法，我们得找。”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但显得很阳刚的男人。整天混朋友的他，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第二天，文展被母亲领到家里找我玩了。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文展这个人选说不上是母亲多精心的安排。当时每个成年人似乎都练就了吃饭的一个好本事，手托着一个装着米饭的大碗，手腕的剩余部分夹着一个小碟子，里面装满这一顿可以下饭的两块榨菜、一块肉，诸如此类，然后女人就全世界话家常去，男人就到处找墙角蹲着海吹胡侃。那个周六，母亲只是托着自己的午饭走了趟周边的邻居家，然后领回了文展。文展家住在后面，他大我一岁，而且“读书不错”——母亲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一下。我不记得当时他什么表情，我只记得自己“哦”了一声，用手背盖住眼睛，继续睡觉。当时的我吃完饭就睡觉，睡醒后就发呆，然后再吃饭，再睡觉。我的冷漠没能让文展放弃。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很用心地观察了一下我，审视了我房间里摆放的东西，然后很淡定地坐在了我的床尾。他当时的行为举止有种崇高的仪式感，我估计他当时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有天命的人，而我或许是他想启迪或者拯救的第一个人。他推了推我：“起来，聊聊天。”“不聊。”我回。“还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辈子这么过去？”不知道别人的经历如何，据我观察，人到十二三岁就会特别喜欢使用“人生”、“梦想”这类词。这样的词句在当时的我念起来，会不自觉悸动。所以我内心波动了一下：“没什么可聊的，你别来吵我，我只是觉得一切很无聊而已。”“正因为你觉得无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有机会过想象的生活的，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这句话倒是让我坐起来了。我承认他猜出我当时内心在困惑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因为他也曾那么困惑过。那年我十二岁，小镇还铺不起水泥路，到处是土路或者石板路，小镇的每条小巷都串过，每个屋子都闹过，刚开始思考自己要过的生活。但当我想象自己的未来，可能像小镇里的任何一个成年人，我就觉得无趣得让自己恐惧。在当时的我看来，小镇有种赤条条的无聊感，而自己将要面对的生活也是。但让我坐起来的，倒是文展矫情却又真诚的那种表情。他张开双臂，可能想象自己是只老鹰，但他太瘦了，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把撑开着衣服、晾在风中的衣架。“所以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想，怎么能有一个人，把这么矫情的话这么认真地说出来。但我得承认，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我脑海里晃过诸如草原、大海、星空……此类很浩瀚的什么东西。我记得自己坐了起来，看着他，有点眩晕，想了想，说：“我得先睡一觉，明天再找你聊。”在他要告别前，我才努力睁开眼认真看了看他，却发觉，他竟然是个兔唇。第二天我就去找他玩了。由于我开始恢复对人间的注意，那一天我总算看清楚他的样子：下半身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西装裤，上半身是另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白衬衫。文展瘦瘦的胸脯像块洗衣板，但他却坚持解开了衬衫上面的三粒扣子。我想，在他的衬衫晃荡晃荡地兜着空气的时候，他能体会到类似飘逸的感觉吧。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兔唇，他的嘴倔强地扛着一个角度，因而格外惹人注目。在我的记忆里，少年时期的孩子最容易不自觉做的恶事，就是发现并嘲笑他人的生理缺陷。每个小孩一旦意识到自己某部分的缺失，总是要战战兢兢地小心隐藏着，生怕被发掘、放大，甚至一辈子就被这个缺陷拖入一个死胡同里。我亲眼见过，几个有生理缺陷的小孩被嘲笑、边缘化，而内心里放弃对自己的想象，觉得自己只匹配更糟糕一点的生活，从此活成有缺陷的人生。我因此觉得莫名其妙的崇拜——文展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降伏了缺陷的孩子。我去他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周围将近一半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聚集在这。每个人零零散散地坐在他家的客厅里，似乎在等着文展规划接下来这一个下午的安排。而文展总是有意无意地每天和不同的小孩聊聊天，边聊天边等着更多人的聚齐，等到人聚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宣布他的提议：等下我们一起去海边挖文蛤。某某和某某负责去家里“偷借锄头”，某某和某某你们“最好能找来一杆秤，我们挖了文蛤好卖钱”，某某和某某你们要去找两副挑担……待一切整顿完毕，一群孩子就从文展家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那一路上，他还会适时地讲述海边树林的白蛇传说以及某个村子真实的历史渊源。公允地说，那些活动也和一般小孩子的玩耍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一切都要听文展的指挥。听人指挥，对还渴望自由好动的孩子看来，是件不太能接受的事情，而且我想，应该不只是我对他经常性组织的这类活动不感兴趣吧。我看得出将近有一半三心二意的人。每次我看到他用那高调的兔唇和奇怪的语音，布置了一个下午的事情时，总好奇地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上课一般，每天固定时间来他家报到。他又是如何，似乎让自己高出这群孩子不止一个层次，以至于让所有人忘记可以有嘲笑或者反抗他的权利。因为，他有比这些孩子更高的理想。这是我后来才找到的答案。这答案听上去很虚假，却真实构成了文展身上那种硬铮铮的精气神。我加入“文展兵团”——后来改名为赤脚兵团没几天，就听说文展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文展兵团的活动时间很固定，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放学四点半到晚饭前的六点，然后就是周六、周日的整个下午。周六、周日总是结队外出玩耍实践，内容多半是烤地瓜、学游泳、挖文蛤之类，周一到周五，在集体做完功课后，总是一些棋牌类的游戏，跳棋、军旗、象棋、围棋、大富翁，等等。文展的家里，不知道从哪配置好完整的一套棋牌类游戏，只要凑齐了足够的人，就可以向他领取。玩棋牌的时候，更主要的娱乐活动其实还是彼此间的斗嘴和聊天。这些小孩，习惯用夸张的口吻讨论着文展在做的那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不是他做完，就会变成和张校长一样伟大的人？“有可能，或许还会变成和毛主席一样厉害的人。”我好奇地追问，文展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那些小孩不屑地看着我：“他在做你理解不了的事情，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好奇心终于没让我忍住。等到孩子都散去之后，我把文展拉住，支支吾吾地问：“他们都在说，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文展的兔唇，一笑就会翻出唇白，感觉有些诡异：“你想看吗？”我点点头。“一般我不让他们看，但我决定给你看。”说完，他便领着我，往自己的房间走。他必须和哥哥共享一个房间，但一看就知道哥俩的感情不是很好，因为房间分出了明晰的两块区域。他从床底下掏出一只棕黄色的皮箱，我想，估计是他母亲当年的嫁妆之一。皮箱打开，是厚厚的一叠纸，纸下面，是另外厚厚的一叠书。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叠纸拿出来，一张，一张，轻轻地铺展在地板上。声音都压低了：“你看，这是年份，年份下是我整理出来的、每一年这个国家发生过的我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我还写上，我认为的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从九岁开始，每天晚饭后我就一个人做这样的整理，我觉得，要是我能在十八岁前做完这一千多年的整理，我或许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脸通红通红，几乎可以看到皮肤下的血液在沸腾。我也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热气冲了上来，头顶似乎汩汩地在冒汗，全身的毛孔全部打开。我睁大眼睛看着他，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已经是个伟大的人了。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迫不及待地往文展家里跑，在事务性地和同伴们履行完游戏的职责后，就迫不及待地问：“你要开始整理吗？”文展总是笑而不答，迎接我的眼神，总有种很神圣的光芒。似乎我们确实在见证着某些伟大事情一点点成真。我本来就是个成绩不错的人，而文展正在进行的这项伟大事业，让我更加有点迫切的紧张感。很容易地，我又重新拿了年级的第一名，但这样的成绩，依然没能安慰到我，我会突然感觉紧张，甚至着急到透不过气。我总在想，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跟得上文展。这样的焦虑，让我不得不经常找机会和文展好好聊聊。最开始，他的回答总是，不着急，等你考了年级第一名了我再和你说。当我拿着成绩单再找到他的时候，我看得出他有些意外，我也为自己能让文展意外而内心小小地得意了一下。于是我再追问一次：“我得做点什么呢？”“你得想好自己要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然后细化到一步步做具体规划。”这次他回答我了。他显然认为，我是这附近孩子中唯一有资格和他进行这种精神对话的人。或许这类宏图伟志孤独地藏在他心里太久了，那天下午，他几乎对我全盘托出：“比如我，未来一定要到大城市生活，所以我计划读大学或者读省城的重点中专。考重点高中再上重点大学，这不难，但花费实在太大了，我家里很穷，估计上重点中专比较合适。上重点中专，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分数，刚好在那个区间，得有能力掌握住分数。然而，到大城市只是第一步，我得能在大城市留下去，并且取得发展机会，我必须训练自己的领导能力，让自己未来在学校里能有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就会有很多和各个单位接触的机会，然后我得把握住机会，让他们看到我、选择我。”“所以你每天组织我们这帮人一起玩，是在训练领导能力吗？”我才恍然大悟。他得意地点头：“而我整理中国历史大纲，是因为我在中考的作文里可以大量运用历史知识，这应该能保证让我拿到不错的分数，然后，据说公务员考试，如果能用历史故事说道理，也很能加分。”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发觉自己的人生在此前活得太天真太傻。“我怎么样才能也拥有这样的人生啊？”惊讶和莫名的恐惧，让我讲出了文绉绉的话。“你要找到自己的路，”文展非常笃定，“我会在大城市里等你的，我相信你。”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这应该是从一系列抗日战争连续剧里的将军们身上学的。或许连文展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话，完全摧毁了我。接下去的这个暑假，我完全被抛入一种对自我全盘否定的虚空里。和朋友玩耍，这有意义吗？只是又考一次第一名，这有意义吗？母亲坚持要我执行的，每周到外公外婆等长辈家里问好，这有意义吗？甚至我毫无目标地这么思考，有意义吗？当时的我相信，全世界能回答我这些问题的，还是只有文展。但那个暑假，文展似乎在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虽然暑假每天都不用上课，但他坚持把赤脚军团的活动，压缩到只有星期天的下午。而这个下午，可以看出他在试探性地组织各种事情。其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关在家里。内心的苦闷，驱使我一次次去缠住他，而他总用一句话试图摆脱我：“自己的路得自己想，我不可能为你的生活作答案的。”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然后疯狂地半懂不懂地看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学书，有一段时间，根据我母亲的回忆，我常常眼神呆滞地自言自语。再不关心我的人都可以看出来，我这次生的病比上次更严重了。而母亲似乎也明白过来，还是只有文展能帮到我。半推半就下，文展终于在暑假快结束时再次接见我了。他走进我的房间，似乎有点急躁：“你知道吗？被你打扰的缘故，我这个暑假预计要完成的目标，只完成了八成，我明年就初三了，这是我的一个战役，你答应我，不要再拖累我。”我点点头。“我要告诉你的是，困惑、一时找不到未来的大目标这很正常，没有几个人能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做好眼前的一件件事情就可以了。”“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知道自己要过什么生活？”这个问题，或许真是问到他心坎里了。他突然两眼放大，像下了一个决心一般，转过头和我郑重地宣告：“因为我想，我是天才。”在宣告结束后，他似乎才突然记起此次来我家的任务：“不过，你也是人才，人才不着急，按照生活一点点做好，生活会给你答案的。”“真的？”“真的。”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会在他面前哭了。过了那个暑假，文展初三了。用他的话说，他要迎来第一场战役了。当时有个奇怪的政策，重点中专，只招某一个分数段的高材生。按照计划，文展必须准确把自己的命运，投进那个分数段里。我知道，这个尝试的难度。或许有种被他遗弃的哀怨感，更或许是因为相信他的话——他是天才，和我不是同一档次的人，我决定不再去文展家里了。但是文展每次上学，都要经过我家，我们总还是不可避免要碰到。我莫名其妙地害怕那种相遇，每次见到他，仿佛自己的粗陋一下子全部裸露了，自己的困惑不自觉地又汹涌起来。但他每次都分外热情，坚持要拉我同行。同行的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述自己已经实现的某个目标：“我上次单元考，准确地考到九十分，这次，则比我预计的多了一分，我相信自己能准确掌控分数了。”我只能微笑。“你呢？”“我不知道，就先做好小事，大事以后再想。”“别着急，到自己能想明白的时候，就会突然明白的。”他鼓励我。事实上，感觉被文展抛弃的，倒不仅仅是我。或许是时间确实不够了，也或许文展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领导力阶段性的训练目标，文展越来越压缩“兵团”在他家的活动时间，到最后，只留下星期六两点到三点，这短暂的一个小时，允许其他玩伴前来探望。许多人不解，跑来向我询问原因。“或许他骨子里头是个自私的人，用完我们就不要了吧。”当我说出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这让我察觉，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他“奴役”的人。而这种意识，让我分外痛恨起文展。我甚至偷偷想象：如果他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表情？让我意外的是，这样的表情，我竟然很快就看到了。母亲总有意无意地给我带来文展的消息，她说，文展似乎是压力过大，每次一考试就头疼到不行，成绩下滑，还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一直在掉。“他爸妈很担心，有空你多带些孩子去看看他。”“他不需要我们的，我们开导不了他的，因为他比我们厉害多了。”第一句话或许是气话，但第二、三句话，确实是我担心的实话。终于，在一次上学途中，我追上文展想说些什么。他当时应该正处于非常敏感的状态，一下子捕捉到我准备讲出口的某些安慰的话——某些会让他不舒服的话，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傲慢地答：“你以为你能开导我？”语气一贯的居高临下，但是，或许是因为恼怒，听得到因为兔唇而发出的很大的鼻腔音。我们居住的这个闽南小镇，据说第一批先民是在晋朝，镇子里还循着当时的许多古制，其中之一就是每到元宵节，镇教育委员会就会奖励当年各个年级考试前几名的人。在以往，文展总是那个年龄段绝对的第一名，而我则总在前三名里来回和其他人角力。那年元宵节，我因为还没从自我的怀疑中恢复过来，只考了个第六名。这样的成绩，我本来是决不愿意前去领奖的，然而，母亲鼓励我说：“领到的奖金全归你。”第六名奖金五十元，相当于两套漫画书，我终于硬着头皮去了。因为是循古制设立的奖项，颁奖的过程也循古制。先是当地有名望的老文人，摇头晃脑地宣读捐款的乡绅名单，然后再用同样的腔调，一一诵读获奖的孩童。诵读的秩序，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奖金也依次增加。我小时候是极爱听这样的诵读的，抑扬顿挫很有韵味，而且经由老先生的嘴巴这么一念，仿佛自己成了某种质感的能人。那天我只是着急想听他赶紧念诵完，才发觉，那老先生念诵的节奏实在太慢。我焦躁不安地到处巡视前来领奖的人，隐隐觉得不对，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念文展所在的那个年段——竟然没有文展的名字。我心怦怦直跳，顾不上领钱拔腿就往自己家里跑。跑到家寻住母亲，上气不接下气：“没有文展的名字，文展竟然没有进入领奖的名单，文展考砸了，文展完蛋了。”母亲当下愣住了：“他怎么可能完蛋了？他可是文展。”其他的孩子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但我们后来统一得出的答案是：文展没有考砸，文展是忘记去登记成绩，以致没有领奖的机会。对于这个答案，我们试图几次找文展求证过。然而，文展在那个寒假，以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拒绝和我们见面。以前文展总交代父母，自己的家门要一直开着，方便我们来找他玩。那个寒假开始，他家总闭得紧紧的。我们在门外一直敲门喊，回应的通常只有文展的母亲：“他在温习功课，再一个学期要中考了，他没时间和你们玩。”渐渐地，文展兵团算是瓦解了。玩伴们三三两两，组成新的团队，各自调皮捣蛋去了，而我，再一次有意无意让自己落了单，整天赖在家里。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开始一篇篇地胡乱编写着故事。写完之后，再自己读给自己听。母亲怕极了，总和人担心地说：“会不会读书读到脑子烧坏掉了。”让她加重担心的原因还在于：“你看，我邻居家的文展，也变得怪怪的。”有了这种意识，母亲当机立断想了一个办法：让自己的孩子旷课半个学期，就跟着在船上工作的父亲，到宁波出差。当时的宁波，比起我所在的老家小镇，无疑是个匪夷所思的大城市。我就居住在后来被开发成“老外滩”的一个酒店里，认识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城市里的孩子，实实在在地呼吸着大城市的空气。虽然留在我脑海里的东西不多，但我似乎忘记了在小镇纠结的许多事情。等到我回老家时，已经是期末考的前夕，也是在那一周，初三年级的学生要提前举行中考了。这样的时间点，让我再次挂心起文展。虽然在家自己尝试补回半个学期的功课很辛苦，我依然隔三差五去敲文展家的门，我想当面交给他自己在宁波买的明信片，我想，这能更加笃定他的追求。但门依然没有开。看着时间，我知道中考过了，紧接着是我难熬的期末考，然后，终于放暑假了。因为去了宁波一趟的经历，以及从宁波带回来的种种物什，我家意外地成了附近孩子新的聚集点。他们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端详着从城市带回来的东西，不厌其烦地追问我大城市的种种生活细节。我一开始很享受这次旅途为我身上添加的某种光环，然而，被问得多了，我开始觉得格外的厌恶，心里想着，不就是那么一个地方，值得这么傻得神魂颠倒吗？我挂念的，还是文展。然而，他家的门一直紧闭着。眼看暑假过了一半了，我也已经失去耐心，赶走了想和我询问大城市生活的玩伴们，又习惯性地把自己关在家里，胡思乱想一些故事。这个下午，我又躺在床上睡懒觉，突然听到母亲在和一个人高声谈论着什么。那语调奇怪却格外有力、坚决，我兴奋地跳下床，果然是文展。他走进来，两手一摊：我做到了，我考上了在福州的重点中专，妥帖地过了分数线一分。我打败了所有不看好的人。我顾不上反驳他其中一些偏激的话，激动地大叫起来。我激动的不是什么他可以去大城市之类的，所谓大城市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我激动的是，他活过来了。但他依然很兴奋地和我展望，自己将在城市里展开的新生活。他还一字一句，很神圣地告诉我：“等一下，你陪我去趟居委会好吗？按照学校的要求，我的户口需要迁出这个小镇，迁往福州这个城市。”我当然表示同意。似乎是为了奖赏我对他的关心，他郑重宣布：“我到城市后，会每周给你写信，告诉你那里生活的一切，直到你也可以去到一个城市。”这对当时的我说不上是多么喜出望外的礼物，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兴奋地点头。文展最终以一个模范的样子，启程前往城市了。最终是他父亲的朋友，用拖拉机把他送到车站的。当他拿着行李包要坐上拖拉机时，他的父母欣慰地哭了，似乎已经看到他光宗耀祖的未来。而一向和他家交恶的伯伯，也带着全家来了，说了些祝福的好话，还特意交代：“以后要多关照我们家的孩子。”文展像个已经要成功的英雄一般，一一慷慨地答应了。要上拖拉机的最后一刻，他还特意转过头对我大声地喊：“我在城市等你啊，黑狗达。”我挥挥手，心里为他依然最看好我而得意洋洋。文展果然履行诺言，他离开后第二周我开始收到信了。看得出他特意花了心思，信封是福州市市庆的纪念封，邮票也是市庆的纪念票，信纸印有就读学校的名字和校标。第一封信的内容，他主要讲述了对城市的第一印象，以及他计划的探险——他计划在一周之内，借着课外时间，沿着一条主干道，把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走一遍，并且感受下“一个城市是如何运营、滋长的”。第二封信，他告诉我，他将进入一周的军训。军训是锻炼人意志的。这是种“聪明”、“可取”的教育方式。并且他觉得，意志力是自己的特长，军训应该有助于自己迅速获得班级人对他的尊重。或许是军训的缘故，第三封信他延误了一周。最终第三封信里，他的口气有些疲惫，他没提到军训的具体细节，只是说到“自己的兔唇成了一些庸俗的人恶意攻击的重点”，“我知道，他们意识到没法在其他方面超越我，所以才做这么恶意的攻击”，“但我不会低下身去和他们计较，我知道，只有比他们水平多出足够的高度，他们才会恐惧到敬畏我。”自此再没有第四封信了。我有些担心，在等了两周后，又去敲了趟文展家的门。出来应门的是他哥哥。他哥哥早就没有读书，在我印象中，他总以文展的反面例子活着，现在正作为不好好读书所以找不到好工作的代表，被父母嫌弃地养着。“你知道文展在福州的情况吗？他没有按照约定给我写信，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我没和他联系，你知道，他不喜欢和我讲话，我只听说，他在学校似乎被人取笑兔唇这个事，听说还打过一架，反正学校是要我父母亲随便哪个人到福州一趟，但车费太贵了，他们不愿意去。”我着急地马上匆匆赶回家写信给文展，信中我委婉地问他是否遇到htｔp://一些挑战。我知道，这是他能接受的问法。他还是按照预计的时间推迟了三周才回信。信里很简单：别担心，我遇到一些自己没有料想过的挑战，但是，未知的挑战本来就是在我的规划里的，我预计在这一学期结束前，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我可能没时间给你回信，我们暑假时见面再说。然而还没等到暑假，文展就提前回家了。他告诉我的理由是，功课太简单了，所以他申请把课程压后考。同伴们当然络绎不绝地去拜访文展，希望听他讲述，小镇之外的生活有着如何的模样。一开始文展还是表现得非常兴奋，每天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说着城市新奇的种种，但一周不到的时间，文展家的门又关上了。一旦有人去叩门，文展的母亲会说：“文展觉得和你们说话没意思，他要一个人想想怎么干大事。”在此之前我还自以为，我是文展看得起的人。他觉得小镇其他的玩伴没有水准和他对话，但我应该是够得着他设立的门槛的吧。我在众多玩伴退去后，依然顽固地去敲门，倒不是愿意再听他讲述所谓城市生活的种种。我只是感觉，文展不自然了，他有哪部分一直不舒服着。他应该是生病了。和完全拒绝其他人见面不一样，文展起码开门让我进了。他依然愿意努力占据讲话的主题，但我感觉得到，他讲话的时候气总不自觉地在喘。一个精瘦的十几岁少年，讲话却总是喘气，他心里压着巨大的什么东西。我为和他对话制定的策划，还是一个求教的方式，我知道，那会让他觉得安全，也会安抚到他，我和他唠叨着，关于自己明年中考，打算冲刺学校的困惑。我说到，胆小而纯朴的父母希望我考所师范中专，毕业出来教小学，“舒舒服服简简单单把日子过完”。但我想考高中，我想到外面感受下大学、感受下这个国家其他省份的生活。文展果然急急建议我，一定不要考师范中专，“这是多么让人厌倦的小地方。”他说。他觉得我考大学是个很好的想法，只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到了大城市，你会发现，咱们这种小镇捏出来的人多粗陋。”“然后，你会恨生养你的地方，它拖累了你。”文展说得很认真。那天我终于没勇气问他，如何和大城市同学的讥讽相处。事实上，那天之后，我突然很不愿意再和他聊天了。和他说话，就如同和一个人在水里纠缠，你拉着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气，他却拉着你要一起往下坠。那个寒假，小镇依然举办了教育基金颁奖大会，依然由老先生用古朴的乡音吟诵一个个未来之星的名字。按照教育基金的惯例，当年考上重点中专和重点高中的学生，是会被着重奖励的。早早地，老先生就把文展的名字大大地书写张贴在祠堂的门口。然而，文展终究没来领奖。虽然有许多担心和好奇，但我终究没再去敲他家的门。我心里隐隐觉得，他的脑子或者心里有种异样的东西，说不上那是不是病，但我害怕自己会被传染上。我害怕哪一天我会憎恨生养我的小镇，会厌恶促成、构成我本身的亲友。那年他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暑假，他有没有回老家我也不知道。即使我们就隔着一座房子，但我感觉，我们像隔了两个世界一般。直到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我才觉得，自己或许有必要和他说一声。前往他家尝试找他，他果然没回来。“文展告诉我说从现在开始，他要想办法努力，留在那个城市，他说，他希望自己不用再回来了。”他的母亲这样告诉我。有时候人会做些看上去奇怪的反应，比如，越厌恶、越排斥的人和地方，我们却越容易纠葛于此，越容易耗尽自己所有就为了抵达。文展的那种执念，我尝试剖析、理解过，想象他怀抱着这种心态度过的每个日子，会有怎么样的生活。高中三年，文展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失踪的人。只是在考虑填报哪个志愿的时候，我一度非常希望能见到他。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的心情。我想，或许他代表了我们这种小镇出生的人，某种纯粹的东西。那种东西，当然我身上也有。我在想，或许他是某部分的我。他自那之后，果然再没回过小镇。只是在过新年的时候，给他父母打来电话，重申他的努力和追求。他父母依然笃定文展会再次凯旋，而他哥哥依旧不屑。因为在小镇“闲着”没事，他哥哥早早地结了婚，没满二十岁，就抱着自己的孩子，像文展痛恨的那种“无能的父辈”一样，过着安逸的小镇生活。在我考上大学，也进入“城市”生活之后，我经常遇到和文展很像的人，他们一个个和我说着对未来的规划，和在故乡在中小学阶段的成功带给他们的无比信心。这样的人，还因为出身，总可以嗅到他们身上的泥土味。这使得他们的理想粗暴却淳朴，让人感觉不到野心勃勃或者城市孩子般的精明，我乐于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就如同喜欢某种精致的土特产一般。但显然我不是这样的人，要感谢文展的是，我基本不太想太长远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会压得自己难受。我只想着做好一点点的事情，然后期待，这么一点点事，或许哪天能累积成一个不错的景观。起码是自己喜欢的景观。在他们极度亢奋的时候，总是不自觉把声音抬高，那声音，总有几个音节让我回想起文展那因为兔唇而显得奇特的腔调，再定睛一看，我总能找到他们脸上和文展类似的部分。我会突然想，在这么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那个兔唇、倔强的文展，究竟处在哪种生活中。大学毕业后，我如愿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我做记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妙的风景，是一个个奇特的人。越大的杂志社有越高的平台，能见到越丰富的人，我被这种爱好引诱着引诱着，一不小心，来到了北京。

 

　　人总是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回归到了原型。把行李和住所安顿好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张票，登上了景山公园的最高处。边往上走，我边想象，如果是文展，他此时是否会觉得豪气万丈，未来就这么铺展在眼前。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对生活的不确定，我享受一个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终究会比较享受怎么样的生活。爬到景山公园最高处，我突然想给文展打电话。他的母亲每次过年，总是要来找我聊聊天，然后一次次抄写给我文展的号码。她说：“你有空和他聊聊吧。”我知道，文展的母亲心里还是隐隐的不安。但她不敢把这不安说出口，似乎一说出口，一切就清晰可见，一切担心就落地为实了。电话接通了。“哪个兄弟啊？有什么好事找啊？”他的声音竟然听不出兔唇的感觉。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残疾，但是，不是以童年时期的那个方式。我张了张口，最终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到，那样的言说方式背后，有着某些油滑、市侩。我没想过，要如何与这样的文展对话。或许是文展听他母亲念叨过我关心询问他近况的事情，或许是他猜测出那通电话是我拨打的。过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布的邮箱里，突然接到文展的一封信。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夸奖我的“成就”：“竟然是小时候所有玩伴中唯一一个能进到北京，并且在一个大单位混下来的人。”他还提到，看到我的一些文章，然后很仔细地点评他认为的优缺点，最终说：我最近在筹划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斟酌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回信说：没有人对你有质疑，大家许久没见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节就回老家，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出远门工作，反而让我明白自己确实是个恋家的人。自工作有经济能力之后，我每年总要借着过年或者什么重大节日的名义往家里跑。老家的路已经翻修过几次了，乡里街坊每户人家，也因为不同际遇，不再如同以前清一色的石板小屋，开始长出不同样子的房子来。我家的房子也已经翻修成四层的小楼房。四楼就是我的书房，只要走到阳台，就能看到文展的家和文展的房间。他们家至今没有翻修。每年春节回家，我坐在书桌前，总要抬眼看看文展的房间，每次都是窗户紧闭。文展没有回信，春节也没回来。而且我知道，短时间内，他不会再让自己被我联系上了。那年春节，我倒心血来潮提起了勇气，开始走访一个个小时候玩伴的家。有的人已经结婚了，抱着孩子，和我讲述他在夜市上摆着的那摊牛肉店的营收。有的当上了渔夫，和我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子一直往后退，然后问：“会不会熏到你啊？”有的开起服装厂当上了老板，吃饭的时候一直逼我喝陈酿多少多少年的茅台，然后醉气醺醺地拉着我，中气十足地说：“咱们是兄弟对不对，是兄弟你就别嫌我土，我也不嫌你穷，我们喝酒……”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从老家回到北京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文展的父亲突然中风病逝。“文展回来送葬，你都不能想象他变成什么样了，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又过了一个月，母亲和我闲聊说起，文展回小镇工作了，“是他母亲劝他留下的，据说找了关系，在镇里的广播站当电工，也帮忙编辑些文字。”听说这个消息，我几次想找个事由回老家一趟，我知道，如果只是因为想见见一个儿时玩伴就突然休假回家，对母亲、对公司的领导，都是个让他们错愕的理由。越想寻到理由，越不能如愿。耽误着耽误着，又一年了，终于要过年了。在启程回老家前的一个月，我竟然不断想象，和文展相见会是如何的场景。我不断在思考，自己是该客气地和他握手，还是如同以往，像个哥们儿拉住他拥抱一下。但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十几年，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细胞都代谢完多少轮。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来。我早早地回到了小镇，然而，因为内心的这种不安，我始终没有去敲他家的门。我想着的是，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总能无意间撞上吧。或许这样的见面方式更好。果然第三天，我拐进小巷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文展。他正从巷尾走过来，应该是要回家。我兴奋地招手，他似乎有抬头瞄到了，但又像没看见继续走。我喊了声：“文展。”他却似乎完全没听见，竟然在一个小路口直接一拐，拐出了小巷。当晚，我向母亲打听来他下班的时间，特意在那个时间点“出门走走”。文展果然在那个时候出现，我依然很兴奋地朝他挥手，他又似乎刻意避开一样，往相反的方向走了。我确定，文展在躲我。但我不确定，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眼看春节要过了，我最终决定，去他家拜访。其实我家出门右拐，再走一二十米，就到他家了。门还是那个门，敲起来还是这样的木头声。“文展在吗？”“谁啊？”依然是他母亲询问的口气。“是我，我来找文展。”门打开了。文展的母亲笑容满面地迎我进去：“他在自己的房间，你还记得吧。”我当然记得。这房子，我也十几年没进来了。它果然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但又不仅仅是那个样子，就如同一张没对焦好的照片，一旦清晰起来，大概的模样还是如此，只是每部分的景致，完全颠覆了此前的感觉。它比我记忆中小，土墙斑斑驳驳、老气沉沉，还飘散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到了文展的门口，他果然还是如同以前，把房门关上了。我敲了敲房门，门开了。是文展。他是如同母亲说的，瘦了，黑了，头发枯枯的。但他最重要的改变不是这些，而是他给人的感觉。他背微驼，眼睛半乜着，疲惫但警惕，眼神的冷漠不是有攻击性的那种，而仿佛是对他自己的冷漠。“好久不见了，文展。”我试图用小时候一周不见那种打招呼的口吻。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也愣了一下。我在那一刻也愣住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和他拥抱。他的外表，他的眼神，他的气质，似乎都不是十几年前我熟悉的那个文展，生活已经把他雕刻出另外的模样，但即使这样的面目全非，还是可以从他的眉角、他脸上细微的一个表情，找寻到，那个文展。那个文展或许破碎了，但他是在那身体里的。文展最终帮我做了决定，不握手也不像老朋友那般拥抱，而是平淡地指了指椅子，“坐吧。”他的房间还是没打开窗户，即使白天，也把电灯亮着。钨丝灯有些发黄，让我目光所见，似乎都有种老照片的错觉。我努力想找寻到过去的影子，因为，那是我来找他，并且此刻能和他对话的原因：“这房间没变啊，那个皮箱还在吗？我还记得，里面放着你整理的历史大纲。”“皮箱装上一些父亲的衣服，和他的尸体一起烧了。”“不好意思。”我沉默了一会儿。“那些历史大纲呢，当时你做的这个事情让我非常崇拜。”“哦，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带去福州不多久就扔了。”“真可惜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他似乎意识到我努力背后的善意，试图挑起话题：“我在广播站，还播过你的文章。”“是你特意关注的吗？哈，我又不是什么大作者。”我马上抓住机会，试图通过自嘲，让这个对话进入放松的阶段。然后我开始讲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种种。我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这一沉默，不像我想象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可以逾越、可以熬过的间歇。他冷漠地坐在那，任由沉默如同洪水汩汩淌来，一层层铺来，慢慢要把人给吞没了。我终于忍不住，站起身说：“那打扰了，我先回家了。”此刻他却突然说话了：“对不起，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你。”我愣住了。“你说，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我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他提问的，是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第二天，我改了机票提前回北京。在路上，我反复在想，自己此前对文展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种无意识的愧疚感，仿佛我莫名其妙地过了他应该过的生活？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文展家里。每次过年回家，远远地看到他，也总是赶紧躲避。母亲不知道其中发生的缘由，总源源不断带来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发了。他哥哥凭着老婆带来的嫁妆，开了家海鲜店，日子过得不错，或许是为了争回以前那口气，每每总是对文展冷嘲热讽。文展的工资不高，只有一千多，他在工作中本来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受。文展的母亲，到处奔走着试图帮他找到一个好妻子，但因为兔唇和事业一般的缘故，一直没找到。坚持了两年多，文展再次走了。这次不是去往任何一个城市，而是向广电系统申请，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挑起附近地区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

 

　　厚朴 海是藏不住的

 

　　我六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海。虽然，我是海边的孩子，而且我的父亲，就曾是一名海员。那次看到海，是到外祖母家的路上。沿着乡间的小路，跟着母亲的身后走，总感觉，怎么路边的甘蔗林那，总传来明晃晃的亮光。我趁着母亲不备往那跑，这才看到海。追来的母亲气急败坏。她说，你父亲不让你知道海的，就怕你觉得好玩自己跑来了，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其实父亲担心的不仅这个。回到家里，我父亲郑重地和我说：“我小时候就是老觉得海边好玩、船上生活好玩，这才过上后来的生活。但海上太苦了，我希望你在镇上的中学读好书，不要再做和这相关的工作。” 东石，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或许太多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十几年来，镇区的发展的方向，一直往反方向滋长，整个小镇在集体逃离那片成带给他们乐趣和磨难的海洋。然而这片试图被父母藏住的海，却因父母的禁止，而越发吸引我。再次去拜访外祖母的路上，我突然放开步子往甘蔗林那冲，母亲气恼地追我，把我追急了，竟噗通往那一跳，海水迅速把我淹没了，那咸咸的海水包裹着我，把我往怀里楼。我看到，这海水之上那碎银一样的阳光，碎银铺满我的瞳孔，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 海是藏不住的。父母因为自己曾经的伤痛和自以为的对我的爱护，硬是要掩饰。我因而听到海浪声，以为是风声，闻到海腥味，以为是远处化工厂的味道。然而，那庞大的东西还一直在涨跌着，而且永远以光亮、声响在召唤。我总会发现的，而且反而因为曾经的掩饰，更加在意、更加狂热。那次被水淹后，父亲却突然带我去航行。那真是可怕的记忆，我在船上吐得想哭都没力气哭出声，求着父亲让我赶紧靠岸。从那之后，我不会疯狂地往海边跑，然而也没惧怕海，我知道自己和它相处的最好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坐在海边，享受着这海风亲昵的抚摸，享受着这包裹住我的庞大的湛蓝——那种你似乎一个人但又不孤独的安宁。长更大一点，我还喜欢骑着摩托车，沿着海岸线一直兜风。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大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躁动起伏。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一路看到的风景，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我一定要找到和每片海相处的距离，找到审美它们的最好方式。

 

　　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

 

　　应该是在98年的时候，我阿爸一度打主意要把老家小镇上200多平米的老石头房子卖掉，到厦门买套60多平米的房子。当时促使他做这个决定的是，台湾电视看多了，看到电视里的描述的那种都市生活，无论怎么对比总觉得那种生活比现在的样式好。阿爸做这个决定是在雨水多的春季，那个因为潮湿很容易烦乱的季节里，影响着一整家子对所处的生活异常不满。终于阿爸决定要带着我去探路了。他说顺便让你见识下大城市的生活。当时老家这个海边的小镇还看不到太多的车，从我老家到厦门每天就早上6点半一班车，所以小镇的人很多会晕车，包括我。我晕车是受不了那种刺鼻的汽油味。所以从一上车往厦门的路上难受就压过兴奋。好不容易到了厦门，下了车我一口吐了出来，我看到的是一排排车屁股对我冒着烟。阿爸以前是海员，见怪不怪，说会习惯的。当时小孩子的鼻子敏感，觉得这座城市怎么到处都是油味，我试图激起自己的兴趣，比如挤公交车比如看两旁整齐的绿化带比如高楼——但显然一切都是在预料中。我知道阿爸也似乎在激发我的兴趣，一路指着你看这栋楼有几层你数数，我说不数了，电视上的还有更高的，他说你看这道路都铺砖，我说这个电视上也有，他说你看好多车，我说我也看过了，你看有红绿灯，我说书本上读太多了。最终我实在提不起兴趣了，城市里似乎太多已知，我老家的一个小水池都有好多未知。我们去拜访的是表哥家，虽然是表哥但年纪和我爸爸相仿，他有个儿子比我小6岁左右。看我无精打采，边让这个小侄子带我出去走。本来想能有什么好玩的，其实就是四处走，叫我数楼有几层，看地面上的瓷砖。然后还有学规矩，一路上都在叫唤，不准随地扔东西、要排队上公交车、要走斑马线。当时小孩子的我一直在心里庆幸还好我不是这里的人，而且看着大片大片望不到尽头的水泥，我觉得好悲哀——没有各种奇特的植物没有长有小蝌蚪和五彩鱼的水池没有可以挖地道的地方。现在我是在空气更不好的北京写这个东西，当然鼻子已经麻木，闻不出好空气的味道了。不过我觉得曾经的乡土让自己变得相对浑厚些——因为浑浊所以厚实，事实上我很庆幸阿爸后来没有让我家搬到厦门，虽然它已经是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了。记得我和《新周刊》前创意总监令狐磊有次聊天，聊到他是来自湛江一个小镇，我是来自泉州一个小镇，他就接着往下列举了，才发觉中国新闻圈文学圈很多现在的轻壮派都是小镇出身。令狐说他们总结过了，这叫小镇包围城市。他说曾经有过调查，现在大城市各个领域的主力80%以上来自小镇，他问我怎么理解，我说因为小镇出来的浑厚。我所说的浑厚有个最简单的解释，从一个小镇的生活再到一个县城一个地级市一个大城市，这条链条下来，每一个层次的生活都不一样，你经过对比对以往得更能理解而且吸收对现在的也更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比起一生下来就在城市的孩子们，我们有太多他们觉得奇特和不可思议的故事了。我并不是说厦门不好，相反在我走过的中国这么多城市里我最喜欢的是厦门和昆明了，而只是我觉得城市不好。特别是中国的城市不好。厦门和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建设都有个基础——人家国外的城市是怎么样的，以及人们该怎么被组织的，然后再依据这样的标准建设。中国近代的城市不是长出来的，不是培植出来的，不是催生出来的，而是一种安排。因为初期必然要混乱，所以中国的城市也表现出强大的秩序意识，人要干吗，路要怎么样。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人，除了维护秩序或者反抗秩序似乎也难受第二层次的思维了。我一直觉得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浑浊。一潭池子里的水和放在观景台上的水，永远是池子丰富也美丽，就一个池子它里面的各种生物以及各种生活在这时间的故事都可以让一个孩子开心一个下午，而城市里的孩子只能盯着被安排好的景色开心这么一小瞬间。现在国外的建筑师常用一个词用来讽刺中国，“千城一面”，无论哪个城市，都只能从国外的标准去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么建，而不能说出这个建筑这条街道和人群的生活怎么如何自然的演变融合，骨肉相连的。中国的许多城市就这么仓促地被一个标准给阉割了。类似于我更喜欢北京而不喜欢上海，我也更喜欢泉州而相对不喜欢厦门。在我看来北京不是城市，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我现在住的地方是王府井旁边的小胡同，从大路走过来还是可以吓唬人的流光溢彩，突然一拐就是吊嗓子的老大爷，开做茶馆的四合院，蹲着吃东西的大妈，在路边摆棋的老人，我会觉得这样的地方有惊喜，因为你不知道你拐得下一个弯会有什么——因为层次太多东西太杂。而在上海，第一眼非常喜欢，他已经城市化的代表，但你在一个角落住一个星期你就知道这个城市其他所有地方的样子了——都是类似的。泉州和厦门刚好也构成这样的相对吧。我常用这么比喻，厦门是泉州的整容版。在泉州你会看到乱闯的行人和车、粗糙的老建筑和甚至低陋的生活习俗，我是会喜欢环岛路上的精致风景，但绝不是被打动或者感动。感动我的，会是走在泉州石头巷子突然听到随便人家里飘出的悲戚的南音，会是十五佛生日的时候，整个城市家家户户在门口摆上供品烧上香齐声祈祷平安。

 

　　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有点冷，晚上九点过后，到处就是安静的路了。把老妈安顿在五道口的旅店，打车穿过了大半个北京去南城李大人家，一路，车上是呼呼的风声。这样叙述，感觉有点萧索，不过，确实是我当时的感觉。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也说不清为什么很想在离开前去看看李大人和他的孩子七七。很奇妙的因缘，李大人的父亲是在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后来让他骄傲的儿子，而李大人也是在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才有了七七。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李大人抱着七七，七七那可爱的小身躯靠在李大人的肩上，李大人则不断亲吻这个小生灵，那种父爱和温情让我内心里温温的感动。在去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李大人告诉我，他相信父亲的血就流淌在自己身上。我也相信。总是很奇妙的因缘，人与人关系的建立，显得那么充满偶然又似乎必然——我们的朋友参与我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认识李大人，我的人生逻辑肯定很不一样。李大人是个直接而且狂热的人，他对新闻以及对人有一种很苛刻的坚持。他常常很直接地突破你说话的逻辑，不让你有试图掩饰的机会，指明你所逃避或者不敢面对，不明白的。每次和他聊天，我时常都有种受伤感——有试图掩饰的挫败，也有的是，其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就被李大人这般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且批评了——我知道李大人内心的善良和本意，然而我总是难以遏制的挫败感。那个晚上也是，我现在想在这里重新叙述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后那个夜晚，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对我一辈子影响深远的夜晚. 那一晚的李大人依旧先问我：怎么样？最近过得怎么样？讲一讲吧。然后我开始讲，讲父亲去世过后我在老家的这半年，讲我为什么坚持要从北京辞职回去陪老妈，讲我在老家那个小镇，骑着摩托车没有目的、也没有刻意的四处乱逛，讲我的无所事事，讲我提不起工作的兴趣，以及讲我对这种状态的恐惧。李大人习惯在说话前笑一笑，然后他开始说——其实那都是借口，你父亲的死其实不是造成你现在的状态根本原因，你只是用这个事情来掩饰或者逃避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我当时很真诚的相信，从8年前父亲的中风开始，我就开始了围绕于父亲的病和这个家庭负担的人生和工作规划，我觉得，我前段时间的状态很容易理解——失去了此前8年来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我的迷惘理所当然。在这个逻辑下，我会着急能否成名，着急能否赶快写本畅销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为扛这个偏瘫的家庭。当李大人这么说时，我很不能接受，我非常生气，不过他接下去的一句话让我懂了他的意思：你根本还不知道怎么生活，也始终没勇气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说下去，我或许明白了，他想说的是，我在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情况下，我会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且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的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此刻我再重新叙述的时候，我已经理解李大人的用心。我很珍惜他的话。 我，或许许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回福建的这几天，我自己在想，8年前的我，年纪刚好到了要思考、确定自己如何生活，确立一生的生存目标的时候，却因为家庭意外的病痛，就借此逃避回答了。我疯狂工作、不让自己有空余时间，除了真实的生存压力，还有在于，我根本不敢让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因为时间一空下来，我就要回答怎么去填充时间，怎么去面对生活，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生活，我真正喜欢的什么，我真正享受什么？ 我根本不敢去判断自己的人生，也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生。我逃避了，我躲在对所谓家庭的责任后，躲在所谓对新闻的追求和梦想中。于是，任何一点生活的压力或者工作的变动都让我脆弱，把生活的节奏寄托在工作上，所以任何一点波动会让我不安让我恐慌。那天晚上，李大人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想想怎么生活，怎么去享受生活，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或许想说，生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梦想以及磨难，不司简单的所谓理想还有阴谋，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概念，真实的生活要过成什么样要我们自己完成和回答的。或许，生活就是套这样的问卷，你没有回答，它会一直追问下去，而且你不回答这个问题，你永远看不到下一个问题。离开李大人家里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我心里感觉那段时间以来从所未有轻松和舒服。在此前的那段时间，我不愿意和许多关心我的朋友联系，不愿意开口说话，或许也在于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更不知道要如何和朋友相处了。那天晚上我着急着要和挂掉他许多次电话的好友成钢联系——他在我老家当电台副台长，是个和我探讨人生和新闻理想会激动到手发抖的工作狂，或者说理想狂。在我父亲刚去世的时，他常常打电话给我鼓气。人生的安排有时候确实就像拙劣的肥皂剧，第二天一早接到好朋友弈法的电话，说成钢走了。30多岁的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对一个理想狂来说，最合适的离开理由。 原谅我成钢，我的兄长我的老师我的挚友，在赶赴你的告别仪式时我一路上都在责怪你，你其实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为此，你付出的代价是，留下孤单的妻女还有为了你无限遗憾的这群朋友。我真想好好和你聊聊，关于我们要怎么享受生活，而不是如何让虚妄的梦想膨胀自己。我真的太想和你谈谈，什么才是我们最应该珍惜和最珍贵的。原谅我父亲，从你生病开始我就一直忙于在外面兼职赚钱，以为这样就能让你幸福，但当我看到我给你的唯一一张照片，被你摸到照片都发白的时候，我知道我恰恰剥夺了我所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以这篇散乱的文字给我父亲，给我的挚友王成钢。我是想，告诉你们，我真的爱你们、真的感谢你们。希望我不会再让你们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