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诗道与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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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铭：诗道与诗教

习近平主席指出，教师职责第一位的就应该是“传道”，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于诗文之中蕴涵向善之道，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一个悠久的传统。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诗，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广大的生命力和辐射力，都是源于承载了维护世道人心的重要作用，具有超越时空的教化之功。

本期的三篇论文，都与诗道与诗教相关。赵敏俐教授对“诗教”传统的建立及其内涵作了梳理，论述了诗教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塑造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当下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林继中教授认为杜甫被誉为“诗史”不仅是因为他以诗证史，而且其诗作反映了当时历史的主流，补史家所遗之民心思唐的“气运”，建构了一种爱国主义情怀。朱闻宇博士通过对蒋骥运用孟子“知人论世”理论研究屈原作品时表现出的特点，指出“知人论世”不仅在求诗人之真，更是为了挖掘诗人承载的引导人性向善的诗道责任。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文”是评价一个人的德行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杆。《尚书》赞扬尧“钦明文思安安”，舜“浚哲文明”，禹“乃武乃文”。周公制谥法，经纬天地、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锡民爵位皆可曰文。孔子赞扬周朝“郁郁乎文哉”。文就是文明，也就是坚持善道。文明没有明确的起点，也没有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堆积和不断扩散的过程。《易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明精神教化天下，正是中国先贤推介文化之意。

礼是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而乐则以愉悦心灵的诗性方式，对社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礼记·乐记》说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着其教焉”。乐之所以感人，在于以乐配诗。《文心雕龙·乐府》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又说：“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礼乐结合，能最大限度地引导社会向善。《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中国传统的学科体系中，一切从事关乎文明教化等人文内容的人，都称为文学或者文学之士，他们的著述则统称文学。中国古代人的学科之所以没有如西方现代学科分野那样枝节，不是因为古代中国人缺少学科意识，而是与古人对传播文明的重视和对文学教化功能的高度期待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文学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中国文学影响力的萎缩，诗的承载力的下降，都伴随着社会的衰退，人心的沉沦，以及诗道的丧失。《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编辑《诗经》的标准是“取可施于礼义”。《汉书·艺文志》赞扬战国时“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至宋玉、司马相如以下，则“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感叹“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白居易《与元九书》说：“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当诗丧失了寄托，也就背离了诗教，没有了诗道，离死亡就不远了。反之，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伴随着诗教的光大和诗道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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