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的评价史及其文学史地位

　诗化散文的出现

　　杨朔的散文创作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火热的战斗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则有不少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通讯特写，这些 散文多为客观叙述的“实录”，报道性较强，反响一般。真正引起文坛瞩目的是他的一批立足审美的“诗化”散文的出现，以1956年《香山红叶》的发表为标 志，接着有《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名篇问世，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探究杨朔散文创作转型的原因：一是1956年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二 是他本人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有意识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美文”学习和借鉴，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周立波曾对诗化散文在当时深受欢迎给出这样的解释： “在斗争里，工作间，人是需要休息的；人的精神也必须有一些调剂。读者固然爱看剑拔弩张的战斗的佳作，也都想望轻松、愉快和优美的东西。”

　　随着散文集《海市》(1960年)、《东风第一枝》(1961年)、《生命泉》(1964年)相继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杨朔的散文和风格得到评论 界的一致肯定，冰心、曹禺、周立波、徐迟、洁泯、林志浩、吴调公、王庆生、黄政枢、马铁丁、高歌今等纷纷撰文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 《文汇报》《文艺报》以及《文学评论》等报刊则不惜篇幅给予刊登和支持。冰心评杨朔的散文“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 怀”。评论家洁泯说：“文章散发着新的光彩，他的笔，仿佛渐渐地从先前的直叙通向一条幽美的曲径，其中蕴藏着一丝含蓄的艺术力。”曹禺看了《雪浪花》后， 是这样描述他的读后感：“最近在《红旗》杂志第20期上看到杨朔的短篇小说《雪浪花》，读了真使人心花怒放，愉快极了。这是一篇好文章，恰恰说明了一篇文 章如果写得不直、不露、不多、不粗，会给你多么大的艺术享受，多么委婉而深刻的思想教育。”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评论，多为即兴的印象式的观感，有学理深 度的研究文章极少，只有黄政枢的《杨朔的散文艺术》、洁泯的《谈杨朔的几篇散文》等少数文章涉及杨朔散文的诗意构思、意境营造、结构的曲折以及语言的提 炼、人物的刻画乃至情景交融等表现手法的探讨，初步奠定了杨朔散文研究的架构和基础。

　　“杨朔热”的高潮出现于1961年，该年又被学界称为“散文年”，其实亦可以说是“杨朔年”。这一年杨朔的《雪浪花》在党刊《红旗》杂志上发 表，意味非凡；全国散文创作选以他的《雪浪花》来冠名，表明编辑对他的重视。他在《东风第一枝》“小跋”里提出的“诗化”散文理论受到热捧，引发了十七年 诗化散文思潮，并带动了一批追随者，包括曹靖华、刘白羽、秦牧、碧野、菡子、袁鹰、郭风、吴伯箫等一大批散文家，影响巨大。就连《人民日报》“笔谈散文” 专栏的开设乃至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等散文理论的提出，都或多或少与杨朔散文观及其创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杨朔现象”成了当年文坛热议的话题。

　　总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散文界，杨朔的散文可谓翘楚，是人们学习和效仿的范式，评论界均一致认为其创作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一流 的。但在一片激赏声中也出现了零星的局部的批评声音，周立波在《战斗和建设的赞歌——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散文特写选集序言》中就对杨朔散文提出中肯的 批评：“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文章要做，又不宜太做，这是辞章家们容易碰到的关卡。我 们相信，凭依作者的努力，一定会超越这关口，抵达比现在更为高妙的境界。”类似的“点穴”式批评也出现在林志浩和洁泯的文章中，主要针对其形式技巧提意 见，不涉及思想内容。

　　杨朔散文虽然大红大紫，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三部当代文学史(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的《中 国当代文学史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均没有杨朔散文的叙述文字，这是因为三部文学史都是对新中国最初10年文学发展 的记录和总结，此时杨朔声名还没有显赫。随之“文革”到来，杨朔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致死，年仅55岁。

对杨朔散文的初期评价

　　杨朔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是“拨乱反正”的1978年，该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一批悼念他的回忆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尤其是丁宁的悲悼散文《幽 燕诗魂》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上刊登，以其独特的抒情品格备受读者青睐，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杨朔的思慕之情。同年，《杨朔散文选》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一印再印，1984年《杨朔文集》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他的散文《雪浪花》《荔枝蜜》《泰山极顶》《茶花赋》《香山红叶》《海市》等 被选入大学文科教材和中学教科书，有力地扩大了杨朔散文的传播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