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曾为海外某个中文杂志做一个“诗人散文”专辑，我打电话向一位北京诗人约稿，他反应道：“‘诗人散文’专辑，那也几乎就不是个什么专辑……”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在小引里说：“这专辑的主题仿佛是涣散的，不可能集中。要是瓦莱里那个‘诗舞蹈而散文步行’的比方仍然有效，那么‘诗人散文’即舞者走路——这的确可能没什么看头。尽管每个舞者每一次步行的现实目标都相对明确，可是把舞者的步行收集起来，却一定看不见他们像在舞台上那样目标明确地指向舞蹈。不过我回想起我所见过的一些舞者，他们接受了系统形体训练的步伐，跟仅仅以走路为‘专业’的一般步行者毕竟不一样——他们的态度姿势里，依然会让你看到舞蹈，甚至比舞蹈本身更强调舞蹈！‘诗人散文’则还要有趣，就像打开了镜头盖的照相机本该聚焦于被摄之物，可不知怎么着，洗出来的照片让人看到的，是那个拍摄者自己的身影。‘诗人散文’常常就是有关诗人自身的镜像，而这一镜像里真正要引人注目的，是那对峙于散文的另一种写作，诗。这由于诗人总是在诗人的散文里议论、评说、回忆、缅怀、沉思、想象、追究和虚构着诗人和诗——当其所述并非自己和自己的写作，那终于也还是对自我的阐释；当那些散文有点儿自恋地谈起了诗人本人和他的诗，却更是在理想化一种或数种诗人形象和诗歌写作——这更由于，用苏珊·桑塔格的说法：‘诗人的散文不仅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更有一个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形成。’而这种使命感，又总是那么有意抑或无意、讲究抑或本能地棋布抑或充斥于诗人散文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以至于你不得不从中读到诗！……诗人写散文，就总是临时站到散文的境地（但却并不情愿临时否认自己的诗人身份）反观诗和‘那个’诗人，直到把诗和‘那个’诗人摄入其散文，令其散文包含并几乎成为诗。这又让我想到了拍摄者端着相机对镜子拍下的自拍照，而那面镜子，要是刚好是舞蹈房里的镜子，那就难免，拍摄者端着相机对镜子拍下的不是一帧舞者的剧照……”
然而，就诗跟散文的关系而言，那则小引并不恰切，也许还有胡搅之嫌。因为，散文之谓，实际上为了区别于韵文。而诗作为一种言语，一种方式，并不专属于散文或韵文。韵文为了达到押韵和音律谐调的文章要求，的确更注重语言材料自身的艺术运用，高度发展的韵文，甚至在语言内部发明了另一种语言时空。文言写作里的骈俪或五律、七律讲究对仗，造成对语言所翻译的人和世界的某种理想化对位对称性的看待和理解。那简直就是把当初将人和世界翻译过来的语言又创造性地重新给翻译了，进而把人和世界也重新给翻译了。这种唤醒语言固有的诗化本质，对既有语言进行创造性的重新翻译，进而创造性地重新翻译人和世界的方式，我想，正属于诗。而如此运用语言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散文中也大量存在。古诗可能跟韵文的关系更紧密一些，但却不是韵文的专利（可以读一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诗这种言语方式，我想，指的也并不是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所以，废名说旧诗是诗的形式散文的内容，新诗是散文的形式诗的内容，其实是不恰当的。诗的写作，不应去限制其形式和内容，也不应受到形式和内容的限制。在运用古汉语的思维和写作里，诗不应被错认为仅仅存在于几种韵文之中； 在运用现代汉语的思维和写作里，诗更加凸显其独特的自由。由于甚至没有强制性的、约定好的现代汉语的韵文文体文类，没有（不要！）那么一套游戏规则，现代汉语的写作，大概可以说全都是散文，现代汉语诗歌对音乐性的追求，也不得不建立在散文化的基础之上。
这么说来，“诗人散文”，该说成“诗人的非诗文章”才算恰切吧？看起来，现代汉语诗人们全都在用散文写诗——散文化并不是现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而直接就是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特性——相对于古代的汉语诗歌多为韵文，现代汉语的诗歌，正可视之为分行的散文——而这又出于现代汉语诗歌的一项最初的自我确认。如果要说内容，那么，就像散文可容纳任何内容而难以（不可能）指认出什么专门的散文内容，现代汉语的诗歌也同样不会有专门指定的诗的内容（这跟古汉语的诗歌相同）。
现代汉语诗歌所追求的更为内向内在内化的深刻的音乐性，的确会在艺术上对其提出严格的自律要求，然而这种要求其实是针对散文的，并因此它才是所谓的自律。而且，说到底，音乐性，它远不是对于文章的规定性，它属于运用语言思维和写作的诗歌方式之核心，一种向着人和世界之真的理想秩序这一最高虚构的奋力围拢和触及。任何文体、任何形式、任何内容都可以属于诗。要之，作为一种运用语言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诗要以对既有现实（它们也无不是语言现实）的重新发现、重新发明和重新发挥来创造性地重新翻译人和世界之真。这种综合了知觉、洞察、理解、想象、批判和赞美能力的诗化翻译所更新甚至翻新的语言，另一种语言，诗，会艰难地改变语言现实，从而艰难地改变丑陋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