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为文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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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

　　文人当然是要写文章的。让文人离开笔恐怕会像让鱼儿离开水，那种鼓鳃打鳍的痛苦一定不好受。强制文人沉默不语，不仅让文人痛苦不堪，而且爱因斯坦更认为，“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因此文人要写文章就如同太阳一定要升起那么自然，不可抗拒。

　　写什么？为青春事物写颂歌，为配得上不朽的逝去写挽歌，为“大树飘零”下的将军写哀歌？是摹写岭表洁白的寒雪，抑或是追踪梨花溶溶的欷歔——那天地间至低微的音籁？无论写什么，文人都是在蚕食自己的心血精魂。

　　对文人最可怕的误解，莫过于认为文人就是那些写散文——那种被余光中名之曰“花花公子的散文”的人。他们“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大，他会常常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头的金黄色的童年。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小，他也会说出有白胡子的格言来”。不消说，他们不是真正的文人。

　　每当我初识一位“作家”，总有一个问号像浮标一样升起、晃动：你，写什么样的文字？应该说，这并不是风格水平的问题，而是质的分野。有时甚至不用看文字，接触一下，交谈几句，恐怕就能见微知着，有了几分把握。我们在书店逡巡，拣一本书翻翻，跳入眼帘的几行字便已透露出作者的属类。文与人相衬，形与质相映，一切都显示得分明。

　　为文之难是文人永恒的苦恼与欣悦。古语曰：“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知为文之艰辛与不易了。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干脆这样说：“一个字未稳，数宵心不闲。”他还说：“四海无寸土，一生惟苦吟。”“平生五字句，一夕满头丝。”“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诗仙李白更是感慨“白发死章句”。由此可见苏、李之辈为文的呕心沥血了。巴乌斯托夫则把文字的创作活动比之于沙梅老爹用生命簸筛出来的那朵金蔷薇：“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

　　台湾诗人洛夫说，写诗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他自觉其文字是“在生与死、爱与恨、获得与失落之间的犹疑不安中挤迫出来的一声孤绝的呐喊”。一说体察之深、感受之微，一说命运的挤迫、血肉的熬炼，二者合起来便是为文的主要法门了。但无论如何，文章总是很难令作者自己感到完美。在能力与理想之间总有距离，写作的成品就是这距离的测量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评判是：“想得远比写得好。”天晓得陀氏的心灵是何等宽广、深邃的星空。文章得失，唯寸心相知。遥想当年老杜“新诗改罢自长吟”之际，其为文的甘苦也一定会同时在他心中翻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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