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获奖感言

2015-10-09 shengweng 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8月生于江苏丹徒。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获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调入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教学和文学研究。

　　在文学创作方面，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等；中短篇小说《迷舟》《青黄》《隐身衣》等。在文学研究方面，着有《文学的邀约》《小说叙事研究》《雪隐鹭鸶》等。2014年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

　　格非获奖感言

　　在接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个重要的奖项之际，请允许我简要地追溯一下中国长篇小说的源流。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先生、老舍先生、巴金先生、李劼人先生等一批文学巨匠，熔铸古今，会通中西，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基石，并由此确立了长篇叙事文学的崭新高度。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的叙事传统。作为后辈作家，我们多年来一直受到这个传统的护佑和滋养。

　　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就将看到耸立在远处的另一个巅峰。我指的是由《水浒传》和《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章回小说的传统。李劼人曾说，一直要等到司汤达和福楼拜等人出现，西方小说才有资格与明清章回体小说相媲美。

　　在我看来，不论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还是明清章回体小说，其实都深深地扎根于伟大的史传文学的沃土之上。《春秋》和《史记》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的开头，是这样来描述自己写作《史记》的初衷的。他父亲司马谈曾感慨说，周公死了以后五百年有了孔子，如今孔子死了差不多五百年了，有谁能够出来正《易传》、续《春秋》，绍述《诗》《书》《礼》《乐》之旨？司马迁认为，父亲所暗示并寄予希望的这个写作者正是自己。在《太史公自序》的另一处，司马迁引述孔子的话，接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

　　我认为，上述两段话能够准确地反映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缘起和宗旨。这个宗旨也为后代的史学家如陈寿、裴松之、欧阳修等人所继承，它不仅是史家著书立说的基本准则，也深刻地影响到叙事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让我来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个抱负和宗旨，那就是明是非、正人心、淳风俗。

　　司马迁的遗产对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言，往往意味着出神入化的叙事技巧、奇崛瑰丽的修辞方法、错综含蓄的文体结构以及朴素华美的语言风格，也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司马迁当初的叙事抱负和写作使命。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写作日趋娱乐化的时代，司马迁的伟大抱负对我们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

　　王蒙，作家，研究员。1934年生于北平 (现北京)，20世纪50年代初起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9部，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译作、文学评论、传统经典解读等等，2014年出版《王蒙文集》45卷(1500余万字)。曾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特别奖，日本创价协会和平与文化奖等诸多奖项。

　　王蒙获奖感言

　　这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第一，我感动的是对于40年前动笔、近年才定稿出版的这部作品的肯定。历史并未切断与摘除，文学不相信空白，不怕事后诸葛亮。该连续的自然要连续，该弥合的也不难弥合。命名不合乎时宜了，内容仍然可以真实生动。青春能万岁，生活就能万岁，文学也能万岁。文学不应该得奖后热闹一阵就夭折。

　　我始终相信文学会有一种免疫力，它不会因一时的夸张而混乱，不会因一时的冷遇而沮丧，不会因特殊的局限而失落它的真诚与动人。局限也可以成为平台，也可以成就风格，如果你有足够强大与自由的文心，条条框框可以成为彩绸花棍式的道具。因为文学的力量来自人民、生活，还有我们从《诗经》开始的文学传统与全人类的语言艺术宝藏。它能突破能超越，能起死回生，显示真情真知真理，给读者以历久弥新的感动。

　　其次，我觉得是奖励了一个中国新疆故事，激活了40年前在新疆的岁月。我怀念新疆的新老友人，尤其是各族人民。在一个并不快乐的年代，与新疆各族人民尤其是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手拉手，心连心，使我得到了莫大快慰，脚踏实地，增加知识，开了眼界。在一个找不着北与几乎无事可做的时期，我来到了风姿绰约的新疆，我为自己找到了最有意义的事情：学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文化，学贫下中农；写人民，写边疆，写生活；知实际，知艰难，知祖国之大，知人生之多彩多姿。有生活作根基，有火热的爱，即使在相对冷冻的环境中，人仍然活泛，文思仍然泉涌，追求的仍然是精神生活的美好与高扬。我感谢所有支持我写作此书的亲人友人：已不在世的妻子崔瑞芳、关心我的状况并安排我去伊犁农村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林渤民、自治区文联领导刘萧芜与王玉胡，还有帮助我请创作假的诗人铁衣甫江、时任创作研究室主任的阿不拉尤夫。也感谢近日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与许多老领导同志的祝贺。同样有作品参评的维吾尔族作家阿来提表达了视为自身荣誉的欢庆。荣誉属于新疆！

　　我还坚信，奖的可爱来自文学，获奖的意义在于推动文学，不是相反，不是为了奖而文学。奖重要，文学更重要。作品好，没有得奖，仍然是好作品；得了奖，却暴露了作品的缺陷，一时沾奖的光，于人于己于文学无补，有愧。李白、曹雪芹、托尔斯泰，都没有得过奖。奖不能八卦化、浅薄化、低俗化。奖不是注意目标，更不能用一肚子脏水来涂抹一个本应珍惜、却绝不可孜孜以求的奖。在我们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廉洁性的同时，更要强调评奖结果的文学意义、文学内涵、文学判断，即评奖的深厚的文学性。我期盼有更多的对于文学的关注，对于作家与作品的关注，有对于作品的公开公正的批评与针砭，而不是庸俗的无聊的对于文学奖的信口开河加嘀嘀咕咕。

　　李佩甫，河南许昌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南省作协主席。

　　着有长篇小说《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李氏家族》等10部，中篇小说集《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钢婚》《田园》《李佩甫文集》等7部，以及《颖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等6部电视剧。作品曾先后获“庄重文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华表奖”等。部分作品曾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

　　李佩甫获奖感言

　　自1977年始，屈指算来，已有38个年头。写过10部长篇，花甲之年，获奖了，应该说，这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我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个鞋匠，父亲自12岁进城当学徒，先是给老板打工，后成了国营鞋厂的工人，60岁退休，整整干了48年。父亲生前曾给我做过一双皮棉鞋，22年了，这双皮棉鞋如今还在鞋柜里放着，每年冬天都穿。应该说，父亲是个好鞋匠。我不知道我的作品，22年后还有没有人看。记得一次下乡，一个农民问我：你干啥的？我说，作协的。他问哪个厂，我笑了。他说：哦，个体户。是啊，我也算是手工劳动者，只是不知道，我的产品能不能超过父亲。父亲做了48年的鞋，我才写了38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儿，已很不容易，我庆幸的是，写作是我的选择，写作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叫“小鲜肉秒杀老作家”，文章是说时代变了，文学的类型化使人们的阅读有了更多选择。的确，社会生活的变化令人瞠目，但真正让人纠结的，不是担心被年轻人打败，而是面对变化，自己怎样才能找到准确的、最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我的努力还远远不够，那就继续努力吧。

　　金宇澄，曾名金舒舒，1952年12月生于上海，1969年赴东北务农，1976年回沪做工、文化宫职员，1985年开始写作，曾获1985“上海青年文学奖”，1986、1987《萌芽》奖，1988《上海文学》奖。1988年任《上海文学》小说编辑，现任《上海文学》执行主编。长篇小说《繁花》发表于2012《收获》【秋冬卷】，获中国小说学会 2012长篇排行榜榜首，2012“华语文学年度小说家奖”、“施耐庵文学奖”，“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博库白金图书奖”、“深圳好书”、央视“中国好书”、“五个一工程”奖等。

　　金宇澄获奖感言

　　感谢评委对《繁花》的肯定。

　　茅盾先生在《子夜》中，采取多个坐标的方式，写出了他心目中的城市，以后的很多年里，书写重心逐渐转移。也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从上海转去黑河的乡野务农，但是“城市坐标”这个概念，在我眼里始终没有暗淡，而是更为深刻和诱人……尤其到了“城市化”的当下，借用前辈这个方式来观照文学，城市重新表露了它的特点，如同原始森林那么丰富、生气勃勃，深不可测。它的轮廓、细部和遗落的往事，它的喧哗骚动、沉默无言、口口相传的人声与叹息，依旧那么令人难以忘怀。它与乡野的主题密不可分，同样是普通生活的重要聚集地，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断地发现、积累和忠实地表达，需要更多的热情和投入，让我晓得，城市同样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

　　苏童，1963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发表小说与诗歌处女作。当过教师和文学编辑。现居南京，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主要代表作为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红粉》《罂粟之家》《三盏灯》，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河岸》《黄雀记》，另有《西瓜船》《拾婴记》《白雪猪头》《茨菰》等百余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河岸》获得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09年)和第八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10年)。短篇小说《茨菰》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0年)。 2011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

　　苏童获奖感言

　　非常感谢61位评委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我个人来说，必将成为未来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此刻我不仅感到高兴，也感到温暖与光荣。这个奖项是荣誉，也是任务。茅盾先生留给世人的一支文学火炬，几十年来的获奖者很像火炬手，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员。火炬手要奔跑，火焰要燃烧；火炬要向远处、高处，向未来传递，传递一个巨大的文学梦，这当然是庄严而神圣的工作。一切都还要从字与词开始，我们的努力，就是以我们神圣的汉字，讲好更精彩的中国故事、讲好人类未被讲述的严肃的故事。所有的这些故事，其最终价值将交由未来评判，没有人知道那个未来评审团设在何时何处。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沉默的评审团，而它的沉默，对于无数写作者来说，构成了永恒的诱惑和召唤。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在他一部小说卷首写过这样几句话：“你若能看见，就要仔细地看，你若能仔细地看，就要仔细地观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很多人的写作生涯，其实就是从“看见”到观察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一种漫长的无休止的观察生涯。我们感谢文学，首先感谢你能看见，感谢你能仔细地看见，当然，最终感谢的是你能观察。所有观察者的眼睛，都可能是曹雪芹的眼睛，可能是托尔斯泰的眼睛。奇迹会眷顾那些执着的观察者。仅仅是一双眼睛的视野，可以很宽阔很深邃，它有能力也有义务，对时代、对人群、对于整个世界，作出深入的细致的观察。

　　当然，反观察无所不在。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深知有很多眼睛，或者冷静或者热情，它们始终在观察你以及你的创作。毫无疑问，我被“看见”了。被 “看见”，然后被“观察”，那是一种写作的幸运。更幸运的是，今天，评委会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授予《黄雀记》，我把它视为一份珍贵的出自于61双眼睛的观察报告，我必须看懂那报告的内容，正面的内容和背面的内容，除了看懂爱的表达，还有激励，除了激励，还要听到鞭策的声音，以及批评或不满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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