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哪部小说首次冲破爱情禁区逾5000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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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夏，山东，天气炎热。张守仁、王世敏和章仲锷在一个文联会议的间隙，跑到会场外的树阴下纳凉、聊天。闲谈中，三人都预感到一个文学的潮流正在逼近。十年动乱中历经曲折的作家开始纷纷从下放的农村返回城市，他们一定迫切想把积累多年的生活感受用文学的方式宣泄出来，因此需要一个平台让他们的作品得以发表。于是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创办一份文学杂志，他们站在树下商量刊名，从《东风》、《首都文学》一路聊开去，最终敲定了名字——《十月》。

“因为十月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都是有意义的日子，十月革命在十月，中国的红军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打倒四人帮也是在1976年10月，同时十月也是收获的季节，人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到了秋天便会收获。”多年后，回忆起起名缘由，张守仁如此说。

从1978年8月《十月》创刊，到如今已有35年的时间。作为“文化大革命”后创刊的第一家大型文学期刊，它见证了一个时期文学之于社会的作用。

2004年谢冕曾为《十月》创作一篇文章，题目即为《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爱情的位置》第一次冲破禁区

距离三人决定办刊有一年时间，《十月》才得以问世。“因为当时很多作家没能马上回到城市，很多稿子没有出来，我们筹备了一年时间，才凑齐稿子，得以发表。”张守仁说。《十月》第一期刊发的文章有茅盾的《驳斥“四人帮”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并揭露其罪恶阴谋》、陆柱国的中篇小说《吐尔逊的故事》、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郑万隆的短篇小说《铁石老汉》以及李准的《创作札记》，此外还有介绍中外文学名著的“学习与借鉴”栏目。而在“编者的话”中编辑部用这样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文学旨趣：“我们希望在这一园地上，能够不断涌现出一批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好作品。”

创刊号上影响最大的作品当属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这篇被誉为“文革”结束后最早在文学中恢复爱情记忆的作品，因为第一次冲破爱情的禁区，一经发表，《十月》编辑部便收到5000多封读者来信。由此全国各地都知道北京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刊物《十月》。

一个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心的时代降临了。

《高山下的花环》引发轰动

《十月》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十月》从创刊伊始便发行10万册，1981年，最高印数已达58万5千册。“那时印《十月》十趟车拉的纸都不够，”张守仁回忆道，“后来在北京都印不过来了，我们不得不在成都、西安、武汉同时印刷。”作家方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十月》的情形：“那时我读大学，忘了是写诗歌得了奖，还是写文章得了奖，反正奖品就是《十月》，当时真是很兴奋，当时像这种大型的文学刊物，《十月》是第一本，我觉得真划得来。”

而在张守仁看来，《十月》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广泛的轰动，是因为他们刊发的作品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区，让文学开始真正反映现实生活。1982年发表的《高山下的花环》正是如此。“我当时向李存葆约稿的时候就说，你务必要写军队内部的矛盾冲突，不要只说好话，如果你不能反映军队内部的矛盾，不能揭露军队的黑暗面，写得很肤浅的话，我是肯定不发的。”

李存葆在后来做了“超水平”发挥。《高山下的花环》于全国引起的震动，至今罕见。小说在《十月》上发表后，有8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累计印数达1100多万册，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被60多家剧团改编成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我收到的读者来信就有一万多封，一麻袋一麻袋的。”张守仁说他编稿子的时候没有哭，但看到读者来信却哭了。“我收到佳木斯读者的来信，信里写到他们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天气里，围着电线杆，哈着白气，跺着脚，听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广播的《高山下的花环》，我真感动！”

海子与骆一禾

1982年到1985年，《十月》发表了高行健的四部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彼岸》，让当代先锋戏剧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车站》当年发表时曾因其内容而引起巨大争议，以致一度不能公演。为此《十月》也承受了不小压力。“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冲破约定俗成的文学形态。”张守仁说。

海子也是在《十月》上得以成名。1984年诗人骆一禾到《十月》工作，主持诗歌专栏。骆一禾在《十月》工作了近六年时间，他像磁铁一样吸引大批诗人给刊物投稿，也正是在骆一禾的推荐下，海子的诗作得以在《十月》上发表。1987年《十月》刊登海子的《农耕之眼（十二首）》，1989年刊登《太阳（诗剧选幕）》和《太阳（诗剧选幕·续完）》。海子在1989年3月辞世，他将遗稿全部托付给骆一禾。骆一禾为海子的丧事奔波，整理、抄写、编辑海子的遗稿，却在海子去世第49天的凌晨因脑溢血而昏倒，并在昏睡了18天之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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