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军旅诗人的诗性自觉

发展变化中的军旅诗歌从未放弃对公共生活、共同价值和民族感情等的珍视和书写。特别是从中国梦强军梦、重大纪念日等众多活动征文的诗歌作品看，军旅诗人从未停止发声，军旅诗也大批量地在场，但佳作不多是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一部分军旅诗人的创作似乎与诗性自觉本身存在着审美屏障，对诗歌语言、意象、意境作艺术转换时，需要审美再创造。

一是军旅诗的语言关隘。

诗歌对于语言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军旅诗解决了这一关隘，之后才谈得上意象、意境。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尤里·梯尼亚诺夫说:"词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其中每一次所产生的不仅是不同的意味，而且有时是不同的色泽。"诗歌应该永远是新鲜的，是一种体现生命的运动和创造的存在。它不是分行的大白话和政治口号，而是艺术，艺术是使人对事物的感觉如同所见到的那样，绝非所认知的那样。若如此，抛弃惯常化的观察和思考是必须的，从极为熟悉又不乏陈旧的词句围困中突围出来，有所突破，有所超越，从而增加其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如诗歌《阳光中的向日葵》中写向日葵"把头转向身后"，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迅速打破。即使不了解写作背景也能体悟诗句所隐含的属于国家的、民族的抗争与不屈的意味，属于实现强军梦的不凡气格。

语言的创新对军旅诗人写作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少数军旅诗歌的语言的确缺少一定的艺术性，常将诗歌简化为歌词。歌词或许是诗歌建设的有益参照，但绝不等同于诗歌。军旅诗歌中常见呐喊式、激情澎湃式的直抒胸臆原本无可厚非，诗歌需要激情，但绝不能未加克制地大喊大叫。那些没有经过多少艺术选择和加工的陈词滥调随意入诗，把类似政治口号的标语生硬地搬进诗行，这些明显的非诗性语言的植入，均系语言的粗暴行为。语言是有个性、温度、尊严和生命的，需要用精准的词汇传达出无限的情感。

中国传统诗歌历来注重炼字、活用词语，军旅诗人需要学习，那些无病呻吟的套话行话要摈弃，选用表现诗人生命和感情涌动的词汇。所以，重视语言的分类和取舍，拓宽思维和语言的边界，把词的选择与妙用作为军旅诗人写作自觉的艺术追求是当务之急。

二是军旅诗的意境创造。

好诗应该在韵味、意境和情思上呼应读者心灵情感诉求、产生共鸣。诗歌的音节形式、语言推敲等固然重要，但使一首诗成其为诗的理由，是意境。卡尔维诺说:"诗要写得像鸟一样轻，但不要像鸟的羽毛一样轻。"当代军旅诗人要善于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诗境的隽永和深刻。如诗歌《悼鲁甸地震罹难者》开笔便有时间的挺进，把鲁甸地域性的面积看成一颗"痣"，比喻本身很奇妙，强调了它的小，却刹那成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疤"。一个由模糊不清的物理边界到可触可感的情感伤疤，意象瞬间呈现。但诗人的想象力并非到此为止，他用"我"这个军人的清醒体察到死难者难以安妥的灵魂，而这使漫长的黑夜"如一堆瓦砾"。诗人与其情感、灵魂自始至终未离现场。

少数军旅诗歌的假大空问题由来已久，不善于把细小的感怀放置到更广阔的时代空间里生发是原因之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少厚实的文学素养，无法支撑诗歌表达对当下军队生活和军人内心世界恰当的描述和精确透视，也就造成面对内心感受与文字抒写时力不从心。当然，诗人的思想境界、文化品位、情感素质也是其中非常关键的部分。

三是军旅诗歌诗性的艺术处理。

军旅诗人承担着要为中国梦强军梦传播正能量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军旅诗人更应该为诗歌构筑固有的尊严。事实上，军旅诗人从来不缺激情和豪情，更不缺军人身份的庄严以及由此带来对政治、军事等大量词汇的高度认同感。这是诗人面对军队生活图景和聚焦强军目标共同的先天优势，但这不意味着诗歌可以写成同一模式、同一腔调。诗歌要写出兵味、人情味，要转换一个足够大的视野，装下关乎整个国家、时代与军队使命的密切关联。

一些当代军旅诗歌创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缘于其无法诗意地表达国家与民族复兴、中国梦与强军梦的艺术感受。政治语汇和诗歌表达分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中国梦、强军梦、战争、实战化等词语，需要艺术有效地处理后才可进入诗行，而不能使其成为分行的口号或誓词。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诗意入口是必要的。《如果，我成为战败者》和《那些岛礁》两首都以颂扬当代革命军人能打仗、打胜仗为主题的诗歌。前者手法单一、直白，用词陈旧、生硬，没有超脱事件本身的叙述，活动半径限于母亲、爱人、战场，缺失化蛹为蝶的艺术转换能力，甚至摈弃或少有意识到基本修辞的存在。这包括情感的假、口号的大和内容的空，其实还有莫名其妙的矛盾情感转折和不合情理的生硬形象，以及诗歌中流露的悲观色调。而后者通过"起风""浪头""丧礼"等关键词来隐喻我军面对来犯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言敌必败，言我必胜。句句不见"战场"，却处处有战场，指向明确、寓意深刻，在强军梦的号角声中吹奏出了胜利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