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之鸣

良知在，杂文就在。杂文是时代的良心，是正义的吼声，是平民的心灵史，是社会状况的曲折反映。11月22日，由宁夏杂文学会发起的“杂文名家塞上行”暨新时期西部杂文创作高端论坛在银川举行。国内杂文名家鄢烈山、阮直、狄马、单厚军等与我区杂文大家、杂文新秀精彩互动，交流了在文学创作上的经历和经验，对宁夏杂文发展大有裨益。宁夏杂文学会会长朱昌平说，宁夏杂文界目前呈现出良好的生态和发展态势，杂文创作相对活跃，宁夏杂文家个人出书也非常踊跃，有人甚至将宁夏杂文称为全国杂文的“第三高地”。此次宁夏有幸为杂文大家提供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交流平台，本报记者也前往采访，得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鄢烈山：愤怒的时评家

鄢烈山，杂文家、时评家。退休前为南方报业高级编辑。已出版《点灯的权利》等个人文集21种，其中《一个人的经典》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另着有传记《威凤悲歌：狂人李贽传》。

杂文家都是资深愤青？！采访完鄢烈山，我对这句话深以为然。哪怕他已年过六十，我仍然能深刻地体会到他骨子里流淌着的属于社会批判者的火热的鲜血。

想要从他嘴里听到点顺耳、顺风、顺势的话，那几率可算渺茫，绕来绕去都是对周遭进行敏锐观察过后得出的理性评判。说起他在南方周末时评专栏作家的那几年，他谈起了时评对于报纸的意义。在他看来，媒体除了有资讯、广告、告示之类的服务功能之外，最重要的作用有二，其一是报道新闻事实，而新闻事实同城媒体的说法不会有差；第二便是媒体的观点市场，这就需要时评来实现，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社会、道德、文化以及公共政策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时评作家关注的热点。之所以评论，无非就是想让之变得更好，通过监督评论校正思想，从而达到结论的统一。

我觉得，杂文家是要有性格的，正如鄢烈山的愤怒。

狄马：好的杂文家是和读者一起成长

狄马，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思想随笔、文化散文、文学批评、杂文等各类文章近百万字。出版有思想文化随笔集《一头自由主义的鹿》《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杂文集《中国杂文（百部）：狄马集》《另类童话》（与人合着）等。

“你还记得你发表的第一篇杂文吗？”“1999年，《作者的权利》！”狄马的回答干脆而肯定。“那你是在何种机缘下走上写杂文这条路的呢？”“有时候什么人写什么类型的文章是一种缘分，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流行看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思辨性、现实性和新闻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的写作风格，最终使我走向了杂文这条路。”

在狄马看来，杂文的社会作用就是疗伤，如同医生给病人疗伤一样，杂文是在给社会疗伤，用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良知来抚慰残酷现实带给人精神上的伤害并给与情绪一个出口。它的作用实在缓慢，远远比不上良性的社会制度或者充满理智的法律条款，但神奇的是，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或者一个偶发事件，或者一个拗口的用词，让读者得到心灵的启蒙，这仿佛推开了一扇窗，再往出看，视野竟然完全不同了。

作为一个在杂文道路上笔耕不辍的高产作家，得到多少赞誉也就承受了多少诋毁，目前狄马的博客已经有2万多粉丝，每发表一篇新作即刻就有读者评论探讨，这其中既有无比的崇拜，也有不屑的讽刺，甚至有恶意的诽谤。狄马是如何处理这些网络事件呢？“不理会，也无需解释。你知道有‘思想市场’这个说法吗？就是说一件事发生了，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中不好的思想终究会被校正、淘汰，剩下的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回望自己写过的文章，在经历了岁月和年纪的沉淀后，年轻时的作品哪怕在发表之前已经修改过七八遍，但依然有抱憾之处，这时再看看当时的各种评论，我就会由衷地感谢那些给我‘泼冷水’的人，正是他们，一遍一遍地校正着我的思想，陪着我一起成长，在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中，好的作品也顺势而生。”

阮直：杂文并不都是刺玫瑰

阮直被《杂文选刊》选为“中国当代杂文30家”，从1989年起，每年都有5篇以上作品入选《中国最佳杂文》《年度中国杂文最佳》《中国杂文精选》《中国杂文年选》。10年期间入选《杂文选刊》《杂文月刊》的作品已超过200篇，《杂文选刊》4次刊发“阮直杂文专辑”。有多篇作品入选山东、河南《中学生课外阅读》辅助教材。2009年杂文作品《谁说我们不爱鸟》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有三篇作品入选刘成信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200家》。

“我和宁夏是很有渊源的，我记得1988年宁夏日报举办了‘枸杞杯’杂文大赛，此举轰动全国，我作为一名基层文字工作者竟然瓜分到其中一个一等奖，当时的奖金有200元，这对那时的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这说明什么？说明宁夏的文学环境很透明，不搞暗箱操作，没有黑幕……”阮直说起宁夏的时候神采飞扬情绪亢奋，一点儿都不像一位业已退休的“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