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可与言诗已矣（金台随感·诗词里的文脉

诗人西川说，母语就是你敢于在里面翻跟头、在里面胡打乱闹的语言，这才是一个人真正能够用来写作的语言。写作的人想必都有过赤手空拳地挑战母语、挑战传统的野心。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你很难确定母语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汉语言的博大精深让人探不到底，中国文学的源远流长更是让后来者心虚：自己翻的跟头千百年前是否已经有人翻过？

　　对于一个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人来说，很难避免这样的“影响的焦虑”：不仅焦虑如何超越过去的经典，而且焦虑自己究竟熟识经典几分，那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常常只是一个笼统混沌的文学背景而已，哪里谈得上浸淫其间？这几乎是一种害怕无知、害怕没有受到影响的焦虑了。

　　于中华民族的文脉绵延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历史的辩证。反叛的、变革的、创新的一派，实际上并未脱离传统的静水流深的给养，反过来，它的反叛、变革与创新又被巨大的传统所吸纳、包容，成为传统的新质。一部中华诗词史，几乎就是这样不断裹挟着前进的历史，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不因变迁而耗损，却能从一切创造性的变革中增益光辉。

　　这样的一条诗词文脉，对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是迟早要回溯、迟早要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打出来的历史存在，对普通人来说，却是悄然涵养一生、“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通”和“化”的一面，文学艺术从来不只是外在的技能训练和知识赋予，人们读诗、谈诗、教孩子背诗，并不只是为了寻章摘句、舞文弄墨，很多时候是在借诗词出入经史、概括情事、教化人伦。从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暮年的“却道天凉好个秋”，古典诗词曾经内化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之中，随人生境遇而远近隐显，有时像是亲切、顺手的乡物家什，张口即来，有时又像是一个隐秘而顽固的文化磁场——多少人在游山玩水的时候，被残破斑驳的碑刻中一句清雅隽蔚的诗文击中，甚至唤起了对从未经历过的历史的回忆。这就是文化的认同，它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迢递以系的传统。

　　延续诗词的文脉，除却孜孜不倦的训诂考据，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日常的亲切可感的阅读。诗是“采风”的产物，口耳相传的诗词曾经让大地上歌声如风，温润徐徐，而今，这风却被现实推到了远山青黛的那一侧，越来越远，我们正在失落那种生活在“无意的浸淫里”（朱自清先生语）的日子。朱自清先生说，“诗里无我，实生活里有我”，“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在诗教陶冶之中，是现实向诗意看齐，是人在模仿诗而不是相反。经由读古典诗词，人将自己投射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山水田园、边塞征战、思乡怀人、历史咏古，无关乎己却又让自己反复感念，同理心将我提升到一个超越了“我”的地方，从而能更开阔地看待历史，也能更历史地看待此间的世界。这也是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始可与言诗已矣”的道理所在。你得能举一反三，能同情同理，从已知理解未知，从过去读出未来，如此才能一起谈论诗。这是诗的门槛，也是诗的情怀。对现代人心灵上的脂肪来说，是需要吹一吹这来自古典的清瘦的风了。

　　今夏，我在挪威小镇乌尔维克拜访了挪威已故诗人奥拉夫·H·豪格的故居。在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的背靠着千年雪山的果园里，豪格一遍遍地读着英文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与陶潜、杜甫、李白、白居易神交。他写过一首名为《陶潜》的诗：“假如有一天/陶潜来看我，我要/给他看看我的樱桃树和苹果树。/他最好春天来，/在果树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阴凉处坐下，喝一杯苹果酒。/我可能给他看一首我的诗/——假如我找得到他喜欢的诗。/今日飞龙在天，留下毒物与浓烟/在他那个时代，龙飞的声音更轻些，/有更多的鸟儿啾啾叫。/我这里没什么他不能理解的事物。/他可能想隐居在这样的小果园，/但不知他是否会避世而问心无愧。”在读到它的那一刻，我想，豪格一定读过陶潜的《停云》，读过那句“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吧，这远隔时空的交相谈诗是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