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中华民族的精神在哪里

抗日战争最后取得了伟大胜利，是全民族的光荣。但这份光荣却遮不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耻辱罪恶。

抗战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状况竟然和甲午当年一般无二。

1931年，日本关东军密谋“九一八”事变。对此早有觉察的张学良却电令其部下，“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被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军侦测掌握。此思维与晚清和李鸿章一脉相承，都是将本家族的私利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托词。

1934年，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来，说欧洲公民拥戴领袖，领袖忠诚无私；西方学者精于学术，人民虽然也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而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呐喊；人民在和平的口号中麻木，居然没有一点备战意识。

蒋介石在这一年对“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的评价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空辜负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一番激情畅想。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回忆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直言不讳的沮丧：“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领袖如此，何谈民心军心？

国民党军队有一百多万带枪投敌，为虎作伥。主力则全部龟缩在西南的深山密林中。二战结束前一年，美国和苏联军队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高歌猛进，法西斯在全球战场都呈现强弩之末的颓势。而日军居然还对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数百万国军一路溃败。

国民党政府如此不堪托付，美国于是把最后在亚洲陆地围歼日军的希望放在苏联身上，同时加速研制原子弹以震慑日本本土。这直接导致战后安排时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罗斯福几次提出归还琉球，蒋介石居然拒绝，你不愿意接收琉球为中国的领土，可以让琉球复国啊！

当年，朝鲜和琉球的地位是一样的，朝鲜在二战后获得了独立，琉球也可以独立啊！蒋介石不仅拒绝接收琉球，还拒绝在日本驻军，倘若当年驻军日本，或许今日钓鱼岛之患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之势已不复存在。可以说，蒋介石当年以一人之私，一党之私，而误国家、误民族于千秋万世。

恩格斯说，“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这句话反过来恰好证明清朝和民国已没有“生命力”。

所以，后来当国民党在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小米加步枪”如风卷残云般横扫时，正是由于人民最终抛弃了它！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腐败、懦弱、无耻、无能的政府，人民需要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