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本外种种，书本内学问

一个人的书能让人咀嚼不已，读后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象这个人，对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美好的阅读享受；对作者而言，他无疑具有一流的文笔。胡文辉的书就总能给我带来这样的阅读感受，他最近出版的《反读书记》也不例外。

　　这本书是作者从自己的日常随想笔记中整理而来的，写作时间涵盖了2008至2011年。内容多是作者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杂感。此书与其以往的书有很大不同。例如，全书没有标题，不是长篇大论，而是片断札记；再如，书中没有太多的引证，不加脚注，而采取“反学术”的表述方式，“作文字之裸奔”；……但读起来畅快之余，“干货”依然不减，字里行间依旧闪现着思想的火花，体现著作者深厚的阅读功底。

　　在胡文辉看来，读书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毕竟，书本之外，处处都是真问题。在阅读之外，“还需对阅读保留一点警惕”，这也是作者将书定名为“反读书”的一层含义。本书即是作者用书本外的生活激活书本内的学问的产物，是作者的生活与意识深处的阅读经验的结晶。

　　胡文辉说：“一个人的读书方式，很大程度决定了他的思维习惯，甚至决定了他的创造力。”其实，一个人的创造成果也能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人的思维习惯，受到的影响，甚至是读书方式。

　　从《反读书记》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胡文辉善于运用联想打通书本内外的思维方式。

　　例如，当他看日剧《101次求婚》时，看到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剧中，矢吹薰的父亲回忆，他在高中时喜欢一个吹横笛的女生，却因家穷不敢表白，失之交臂，等到他有女儿之后，他就让他女儿学音乐。由这一情节，胡文辉联想到沈从文因为喜欢一个糖果店的女儿，以后就爱吃糖。由此，他提出爱的移情作用，并用五代词人牛希济的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作为明证。这是典型的同类联想式的思维方式。胡文辉的这本书中，有很多这种类似的联想。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钱钟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胡文辉曾提到钱钟书。他说：“比如钱钟书吧，当他看到一个修辞的例子，可以据此举出许多与之类似的用法，动不动就几十条，其实他读书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写作《管锥编》就是这样子。”对钱钟书很有研究的胡文辉，其运思方式也颇有钱钟书的风范。

　　史家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胡文辉也非常善于从现实生活的事件中联想到古代的事件，并由此展开论述。

　　周正龙的拍虎照造假，引起许多人打假。胡文辉由此想到了古史中的“造伪”与“辩伪”。当别人发现华南虎画，并由此揭破华南虎照片来历时，胡文辉由此想到清人阎若璩一一揭破《古文尚书》文辞来源的事件。

　　更精彩的是他由孔子联想到王元化的精彩论述。儒家为什么在孔子那个时代，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胡文辉认为，这与孔子的官职也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相当于今之司法总长），甚至一度充任相（相当于今之总理）。孔子的这一仕宦经历，也无形之中扩大了孔子思想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力。由孔子，胡文辉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王元化。毫无疑问，王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这种影响力，学术之外，可能也还与王元化昔日的政治地位有关。

　　如此古今贯通，比拟的又恰到好处，让人读起来意趣盎然。

　　胡文辉这种由古到今、由今到古的联想力，跟陈寅恪非常类似。对于陈寅恪的这种思维方式，谢泳在《陈寅恪造语高妙》中有过论述，他写道：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极富联想力。所谓联想力，即能把不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当下现实作恰当联系。“九一八”后，陈寅恪写《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西安事变发生，陈寅恪写《论李怀光之叛》。1951年，中国外交“一边倒”，陈寅恪写《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陈寅恪是胡文辉的研究对象，在古今联想力方面，胡文辉可能也受了陈寅恪的影响吧。

　　在学术趣味上，胡文辉还非常喜欢用典。他出版的书，几乎都用典故。他的《书边恩仇录》，套用金庸《书剑恩仇录》之典，他的《最是文人》，套用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典，他的《广风月谈》，源于鲁迅的《准风月谈》，他的《拟管锥编》，则是向钱钟书致敬。他的《人物百一录》，则源于清人有盘点海鲜的《海错百一录》。这本《反读书记》，据胡文辉自序，其灵感来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