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光治：彼《诗》三百 我“歌”三千

万光治：彼《诗》三百 我“歌”三千

地域性和开放性构成民歌传播重要特色

民歌其实就是一部积淀了族群记忆的活态历史

万光治主编的《羌山采风录》保存了大量羌族民歌

2008年，万光治（中）在巴中搜集民歌资料

2005年，万光治和他的民歌采风团队

13年采风，3080首四川民歌收录在册……万光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前院长，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资深教授，在四川民歌抢救保护史上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万光治主编出版的《四川民歌采风录》以歌词注释、歌名索引、采风日志等方式再现民歌的传播路线、生存背景，以民歌为“活态文献”，结合传世文献，考察四川自然地理、民族文化、移民文化与民歌地域性、多样性的关系，在文学、音乐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前不久，“从田野到舞台——四川民歌合唱音乐会”在四川大剧院重磅上演，音乐会作品原型均来自万光治采录的四川各民族原生态民歌，让这块隐于天府之国的文化瑰宝绽放在世人眼前。

嘉宾

万光治，1943年生，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辞赋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四川省李白学会会长。现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辞赋学会名誉会长、四川师范大学民歌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赋体文学及巴蜀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自2004年始，历时13年抢救、整理四川181个区县3080首原生态民歌，主编并出版我国第一部以省为单位，集声、像、文、谱于一体的民歌总集《四川民歌采风录》。

对话

民歌小调 一生的文化记忆

记者（以下简称记）：从古代文学研究到民歌研究，如此大的跨界是怎么来的？

万光治（以下简称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跨界，但我并不这么看。《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乃至明清学者们收集整理的民间歌谣，都证明了民歌源远流长，是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而且，包括民歌在内的民间文艺，既是古代诸多文体的来源，更是文人创作的灵感源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自然绕不开民歌。所以，我从古代文学转向对民歌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不能算作跨界，两者之间反倒有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作为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我们常有遗憾：在孔子时代，一部《诗经》只收录了305首先秦诗歌，而当时各国汇集于西周王室的风诗远不止此数。更让我遗憾的是，因受限于时代和技术，古代流传下来的民歌没有声音，也没有歌谱，有字无声，有词无谱，我们只能用文学臆想去领略蕴藏于其中的美好与浪漫。正因为遗憾于古代民歌的失声与失传，我对当代民歌的生存现状有了强烈的关注。

记：您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对民歌进行采录、整理和研究，也不全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吧？

万：当然。我从小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的音乐启蒙首先来自民间歌谣。虽然距今已70多年，我仍清晰地记得平生最先学会且现在还能忆唱的三首民歌。

第一首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南京，我大约三岁，姐姐所在的幼儿园表演节目，她边唱边舞当时流行在江南一带的儿歌《朱大嫂送鸡蛋》，表现人民对抗战军人的热爱与尊敬。第二首是1948年秋冬，我和家人从南京回成都，在武汉到重庆的江轮上，我听到一群大学生唱《山那边哟好地方》，“山那边”当时指的是国统区不可言说的“解放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具有黄土地民歌风味的歌曲。第三首是从重庆到成都的长途汽车上一位旅客唱的《尖尖山》，一首在四川流传很广的山歌，唱的是山区农民生活的艰辛。这三首分别来自江南、西北和四川的民歌，深深地烙进了我的音乐记忆。

人的记忆兴趣和能力是有指向性的，我对音乐的记忆能力远超过对文学、外语的记忆能力。20世纪90年代末，我去乌鲁木齐开会，其间，与会者外出考察，途中因修路延长了行程，为缓解大家的无聊，我开始唱歌。大约五六个小时，我唱了不少中外歌曲，竟然没一首重复。这件趣事被记录在蒋寅先生的《金陵生小言》中。民歌积淀入我一生的文化记忆，在我心中埋下了亲近民歌、研究民歌的种子。这粒种子随着我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而逐渐生长，最终寻得机会，在2004年破土而出。

记：您卸任文学院院长后就开始了民歌采录与研究之旅？

万：2004年4月我卸任后立刻就着手田野考察的准备，6月，即以义工身份，和团队开启了民歌的采风之旅。采风从广元青川、旺苍开始，阶段性小结后，我们从平武、若尔盖、九寨沟进入甘肃，再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这次采风共56天，行程上万公里，采录了上千首甘肃、新疆民歌。当时我颇具野心，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西部民歌抢救行动”。

回川后我深刻反思：以中国西部疆域之广阔，要对所有民歌进行抢救与保护，仅靠我们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于是我迅速调整计划，把采录四川民歌确定为首要目标，之后13年里，我们走遍了四川181个县，采录、抢救、保护了3080首四川各民族民歌，到2017年，将13年的工作成果整理出版为《四川民歌采风录》。

原样收录 原样保存

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您为何认为音乐的难度最大？

万：非遗因人而传，人亡而技绝，其中传承链条最脆弱的是音乐。绘画和手工技艺以物质为载体，即便技艺失传，后人从留存于世的作品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推其创作构思和方法。但声音艺术不同，音乐一旦消失，便永远无法追寻，人们很难仅仅依据词曲的记录，再现原唱风格。更何况民歌的传唱者一旦去世，将永远带走自己的歌声。所以，我坚持以声、像、文、谱、图，对民歌做全方位记录。

记：整理过程中，会不会出现同一首民歌的歌词与音调存在差异？

万：民歌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词、曲差异是正常现象，也是民歌和创作歌曲最大的不同点。创作歌曲的词、谱采用共同认可的规范记录，民歌则不同，一是口耳相传的民歌本无词谱，二是歌曲创作“因字行腔”，必然使民歌在传播过程中受制于不同地域的方言，从而影响其曲调的旋律走向。三是民歌的传唱者因受环境、心情等因素影响，其歌唱必然有一定的即兴性。因此，同一首民歌，在不同方言区，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心情下唱，其歌词、曲调乃至演唱的情感和技巧等都可能存在差异。这也是民歌的魅力所在。

有一首在四川大部分地区流传的民歌小调《月儿落西下》，其大同小异的音乐版本竟然多达40余个，我们将其尽数收入《四川民歌采风录》。2007年1月，我们在南部县民间艺人那里采录到一篇《逍遥记》，发现《月儿落西下》只是这部长篇叙事民歌的一个片段。《逍遥记》长达3095字，比《孔雀东南飞》还多1277字，叙述了一个感人的婚恋悲剧：相爱的人被迫分离，女子相思成疾而去世，男子不顾世俗社会的压力，为女子守灵一年。《逍遥记》的发现填补了四川民歌采录的缺憾，也为研究古代叙事民歌的生存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四川民歌合唱音乐会上，《月儿落西下》向观众展示了自己的情感魅力与艺术魅力。

记：民歌采录，你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万：原样收录，原样保存，这是底线。有时会遇到一些不同程度改编过的歌曲，对此我们一律不收。为增强民歌的表现力，使之更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对其进行必要的编创无可非议，但我们要做的是对民歌进行抢救性保护，因此原样记录尤为重要。有了原样保存，才有原样传承。有以上两个基本前提，也才有可能对民歌进行加工、提高，并以民歌为素材创作新的作品。

追寻民歌中的“活态文献”

记：13年的民歌采录、抢救、保护之旅，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万：一方面，民歌有非常强的地域性，四川民歌和其他各省民歌风格差异就十分明显。另一方面，民歌有很强的民族性，汉族民歌和藏族民歌就很不一样。同时民歌又具有流动性与开放性。地域性、民族性与流动性、开放性相结合，这是民歌传播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采风之初，我们接触到一首叙事性小调《洛阳桥》：“正月十五闹元宵，状元要修洛阳桥”，唱的是一位状元主持建造洛阳桥的故事，但我在四川没有找到任何与洛阳桥有关的记录。一个偶然机会，我去了福建泉州，发现当地不但有洛阳桥、洛阳江，江边还有洛阳镇。原来，唐代因北方战乱，河洛一带人士迁往闽南，因见当地形势近乎洛阳，乃以洛阳名其江，名其地。北宋时蔡襄考中状元后主政闽南，为改善交通，主持建造了跨海大桥，当地因此产生了相关的民间故事和民间歌谣。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修撰的《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之《福建卷》却没有采录《洛阳桥》。我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湖南、湖北、贵州、甘肃等省反倒有民歌《洛阳桥》流传，这些歌曲有的和四川《洛阳桥》词曲相似，有的却有很大区别，乃至所叙故事与造桥无关。

通过对民歌的田野考察和相关史料的查阅可知，唐代以来，泉州已具有国际性海港地位，泉州与国内外的商贸带来人员流动，使《洛阳桥》不胫而走，乃至在四川等省落地生根。尤其在明末清初向四川的大移民中，福建有不少移民入川，他们从故乡带来的民歌在异乡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一首小小的民歌，折射出古代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商贸历史与移民历史，《洛阳桥》的史料价值得以显现。

再举一例。在我们的民歌抢救行动第一站——广元青川的大坝村，我听到了采风的第一首山歌《大河涨水小河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后，我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介绍贵州安顺的地戏，惊讶地发现地戏里“七字调”唱腔与青川的《大河涨水小河流》曲调高度相似。两地相距上千里，为何有如此相似的民歌？我查阅史料，并赴安顺实地考察，发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明代实行的卫所制度有关。

明洪武年间，傅有德率军30万平定滇黔之乱，之后在安顺设普定卫，来自苏、浙、赣等省的军队和家属就地屯田。此前，明王朝已在青川设守御千户所。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因为安顺军屯规模大，且处于少数民族包围中，逐渐形成封闭的屯堡文化。军屯人从江南带来的军傩逐渐演化为安顺地戏，保存完好，流传至今。而旺苍的千户所因规模小，又地处四川与陕西的交通要道，逐渐被地方文化同化。军屯人从家乡带来的傩戏解体，其“七字调”进入民间，演化为当地人喜闻乐见的山歌。由此可见，青川与安顺卫所的军屯人来自同一地区，青川山歌与安顺地戏的“七字调”文化同源。

以上两个例子，既说明民歌具有流动性与开放性特点，更能说明民歌具有“活态文献”的性质。

从一粒种子到一丛花，一片林

记：您将采录整理的民歌带上舞台，何以选择合唱的形式？

万：民歌既是历史的文化遗存，又是当下的文化存在。它们产生于何时难以确证，我们对其流传过程中的形态变化很难做出具体描述和分析。如环境许可，这些民歌还将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因此，作为活态文献的民歌积淀有深刻的族群文化记忆，荷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

人们在世代相承的民歌中，不断加入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表现，所以民歌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既可以独唱，也可以改编为合唱，就像从田野里捡回来一粒种子，既可以长成一株花，也可以被培育为一丛花，甚至是一片林。音乐会上，我们让民歌的原生形态与经过音乐学院师生精彩演绎的合唱同时呈现，有助于听众直观感受民歌潜在的艺术魅力，从而给予民歌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理解与尊重，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至关重要！

2002年我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学习，就听文学院的同学说起过万光治教授，他当时是文学院的院长。作为川师大知名度最高、学术水平最高的教授之一，万老师每次授课，大阶梯教室总是座无虚席，其间不仅有文学院的同学，也有许多其他专业的同学“蹭课”。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对万老师印象很深。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精气神十足，典雅深奥的古代文学一经他阐释，立刻变得生动有趣起来，那些冷僻艰涩的文字有充满故事的历史、充满灵性的人物，让人不禁沉浸其中。

遗憾的是，2004年初夏万老师卸任文学院院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在大阶梯教室见到他的身影。

时隔近20年，再次见到万老师。此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青涩的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从业多年的记者，而他，除了多了些白发，依然神采依旧，笔直的腰身、简洁的衣着，风趣的谈吐，让我的思绪不禁穿梭回了曾经的大学时光。

万老师自卸任文学院院长一个月后，就带着团队踏上了旅途，去做一件他一直想做、却因俗务缠身迟迟未能去做的事——采录和整理散落在田野的民歌。

2004年到2017年，整整13年，万老师和他的团队足迹遍布四川181个区县，共收录整理了3080首生态民歌，对它们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整理，出版了集声、像、文、谱于一体的民歌总集《四川民歌采风录》。之后，他和同伴们又相继出版了《田野活态文献考察与研究》《四川民歌论集》等研究性著作。今年5月15日，他与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文学院、电子出版社合作，在四川大剧院成功举办了“从田野到舞台——四川民歌合唱音乐会”，推出了17首依据四川民歌改编的合唱歌曲。这些歌曲都是万老师从其采录的四川各民族原生态民歌中遴选而来的，万老师和他的团队让这些潜藏于民间的文化瑰宝绽放出灿烂的光彩。根据音乐会演出曲目编辑的《四川民歌音画》也即将面世，更多的人将有机会领略四川民歌的艺术魅力。

曾经的我，为不能在课堂上再听到万老师的课而遗憾；今天的我，对他后来这些年的工作成果产生了更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