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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呼啸而过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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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 曾祖之死 我的故乡,在淮北大平原一角,即便是地处三市交界之地,千百年来王权也从未真正触及这里。可最终,却也未能逃脱时代的照顾。 1960年,淮西大旱,那一年仲夏时节,长期乏食的曾祖在食用了野菜中毒后,染上痢疾,自此一病不起,迁延不久殒命。曾祖姓
曾祖之死
 
我的故乡,在淮北大平原一角,即便是地处三市交界之地,千百年来王权也从未真正触及这里。可最终,却也未能逃脱时代的“照顾”。
 
1960年,淮西大旱,那一年仲夏时节,长期乏食的曾祖在食用了野菜中毒后,染上痢疾,自此一病不起,迁延不久殒命。曾祖姓王,讳圣明,生年已不可考,1960年去世时不到六十。
 
曾祖生于耕读之家,民国十七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高祖,是一个粗通文墨的庄稼汉子,在南方滚动的群众运动中惶惶不可终日,一病不起。高祖死后的八天,我的爷爷出世。
 
方及弱冠的曾祖,上有寡居的老母,下有两个幼弟和三个妹妹——其中三曾祖还在襁褓中,只比我的爷爷大两岁。一家重担全部落在身为大哥的曾祖身上,虽说祖上荫蔽,家有余财,但一家十余口总要吃饭。面对家变,曾祖毅然远赴当时的省城安庆做生意,贩卖盐茶,往返于上海、安庆之间。几年之间,不仅养活了家人,还操办了二弟的婚事和几个妹妹的嫁妆,并为老母送了终。
 
在我幼年,长辈们常说起曾祖一个人在长江坐三个月的船去上海的故事,对其往日辉煌不住地咂嘴。那应是那个时代,他们见到过的最有能力的“先进典型”吧。何况,曾祖还“身长八尺,玉树临风”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祖是全家人的“救命恩人”,尤其是二曾祖一家。
 
高祖丧止中寿,正是长子曾祖供养二弟读书,花钱打通关节,让二曾祖得以在府衙庙堂谋职。连二曾祖的婚事,都是曾祖一手操办。
 
那些年,二曾祖在外做官为僚,虽说是读书人,却免不了食色本性——糟糠尚在,又金屋藏娇,另娶新妇。性格刚硬的二曾祖母,在得知详情之后又怒又怨,未几离世。母亲早逝,父亲外放为僚,坐拥佳人,没成年的孩子,自然只能投奔家族亲戚。心地纯良的曾祖不顾自己养育三个子女的辛苦,毅然接过弟弟的儿子——我的二爷。
 
只是曾祖父没有料到,他的这番奔波辛劳,却成为他日后劫难的源头。
 
徐蚌会战之前,看清时事的曾祖逼令在阜阳做官的二弟卸任返乡。会战尚未结束,曾祖又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散尽了家产。以此,让全家人惊险地和“地主”绝缘——本该被别人踩“少奶奶牙床”的王家,翻身成了农民。直到文革肇起,全家皆已进步到“贫下中农”的身份。
 
彼时,二爷凭借其几个舅舅的势力顺利成为生产队长,掌控全村人的生死大权。
 
同二曾祖一样,二爷精于算计,长于谋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二爷执掌大权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拿自己的“救命恩人”开刀。我曾问过爷爷,二爷掌权之初,家人是否受到过照顾。爷爷的回答让人心寒:“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们家是被搜查次数最多的。”
 
1960年的盛夏,曾祖误食野菜中毒,跑肚腹泻,自此一病不起,爷爷也身染重病,家里两个顶梁柱全部卧病在床,自然无法出工。二爷不满,带人到家中逼问。眼看着气息奄奄的儿子和凶神恶煞的侄子,曾祖无奈只好起身跟着侄子走了。
 
在繁重的体力劳作、庸医误诊、严重营养不良的三重挤压下,曾祖再也支撑不住,在秋季来临时分,告别了他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家。
 
 
疯狂的二爷
 
我的二爷,是杀死曾祖的直接凶手,是村里老人总会有意无意提及的“老瘪三”——恕我不敬,只能这样描述他。
 
在那个毫无理智的年代,长袖善舞的二爷谋得了生产队长的职位,这个今天看来连公务员都不算的“村官”,在那个年代却足以决定一个人、一个家乃至一个村的命运。
 
与我家隔沟而住的一户人家,户主是我曾祖一辈的老人,为人和善,我唤其“老唐”。老唐兄弟四人,位忝老幺的他,如今也已年过六旬(在我修订这篇文章的2015年中秋,老唐已撒手而去)。
 
他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对二爷恨声连连。他有恨的理由,兄弟四人外加母亲和姐姐,还有侄子侄女以及嫂子,一家十口,活过那个年代的仅剩四人。
 
老唐的父亲有兄弟二人,凭借着自己的节俭和勤劳在建政前夕成为村中首富。但在 “树典型”政策的指引下,老唐的父亲和大伯很快被戴上地主的帽子。惊悸与恐慌中,老兄弟二人先后死去。老唐的堂哥自认前途凶舛,举家外迁,唯有老唐兄弟四人留了下来。
 
1958年的冬天,村中饥荒,最先饿死的是老唐那个老实巴交的大哥——一个只知埋头干活,从来不敢逾越任何界限的农民。饥馑不仅让人丧失理性,更让人丧失尊严。老唐大嫂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终于开始偷窃生涯。
 
我们家祖宅的门口,有一块半亩见方的空地。过去每年,爷爷都会种上过冬的蒜和小白菜。在“废除私有”和“大食堂敞开吃”的号令下,这片全家人唯一的财产也被充公。
 
一个冬日午夜,实在熬不住饥饿的老唐大嫂爬过结冰的水沟,前来偷菜,被二爷当场捉住,并勒令她跪在结冰的沟面上,还命令他的堂哥——我的爷爷过来监视。那天后半夜,趁着私下没人,爷爷把她偷偷放走。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二爷就发现了。当即要求把老唐的母亲和大嫂拉出来游村。纵然是不识诗书,尚知廉耻的老唐母亲执拗回绝。气急之下,二爷把她拖到村部,抄起秤砣迎面砸去,年近六旬、骨瘦如柴的老太太扑到在地。
 
老唐说,当他赶到队部的时候,母亲的尸体已经冻僵,只是额头上的伤口还在冒血。后来,一个冬日的午后,兄弟四人挖开父亲的坟茔,用一卷草席将父母合葬。
 
“实在熬不住饥饿的老唐大嫂爬过结冰的水沟,前来偷菜。”(网络图)“实在熬不住饥饿的老唐大嫂爬过结冰的水沟,前来偷菜。”(网络图)
 
婆婆死后,老唐大嫂并没有躲开惩罚,游街、检讨、批斗、戴高帽子、跪砖头……在一次批斗之后,老唐的大嫂把女儿转交给当时孑然一身的老唐,离家出走,改嫁他乡。这让本就是“斗争对象”的老唐兄弟们愈加战战兢兢。
 
1959年的冬天,老唐被村里指派去挖淮河。时年不足15岁的老唐,长期营养不良,走路都有困难,何况干挖河这样的重体力活?在一次抬土中老唐终于昏倒,二爷当即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又给老唐定下罪名——“破坏社会主义水利建设”,准备天一亮就游街。老唐趁夜带着四岁的侄女逃到外婆家,靠着几个舅舅的养育,直到文革后期才返回村里。
 
留守村中的二哥,在1960年的冬天死去;三哥靠着吃棉套和乞讨熬过了饥荒,在1978年解除帽子的时候,已经年届不惑。十年后,又被一个外乡女子卷走积蓄。至此,老唐的三哥再无生念,开始买醉。终于,一次醉酒后,梦中的胃出血终结了他的生命。
 
 
羞耻的舞者
 
老家村中有一颗大枣树,树干粗壮,每到春末夏初都会开出白色的小花。枣树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妇,也是我曾祖辈的。老头叫王亚,患有皮肤病,浑身花白——他的手上就像蛇蜕,一层一层的皮脱落;老太太姓徐,是一位常年拄着拐棍的老妇人,老两口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嫁到隔壁村里。
 
每年秋天我们村里的小孩子都会去摘枣,老两口非但不生气,反而站在树下面吃力地提醒我们,“不要爬得太高啊……”那时候,一棵枣树上能挤下八九个孩子。每当我们采收完毕,跳下树枝,徐老太都会踮着小脚跑过来问摔倒没有,不免慈祥地责备几句。
 
前几年,老头去世了(重订此文时,老太太也已去世),那棵枣树在一场大火中烧得死不活,从此不再挂果。2012年的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曾经照顾徐老太的伯父对饮,说起了那段关于老太太的往事。
 
徐老太不是本地人。据说祖籍在山东,但不知道家在何处,自幼跟著作为童养媳的姐姐,姐夫是个解放军低级军官,在徐蚌大战中战死淮海。上世纪50年代,姐姐带着几个孩子和妹妹千里寻夫到此,只找到丈夫的遗骸,姊妹俩便定居此地。
 
不久,徐老太也在此地嫁了人。她一生嫁了两次人,都在我们村。头一次嫁到村西头,1960年,男人饿死了,因未曾生育,依旧年轻的徐老太便改嫁到东头,也就是王亚老爷子。
 
“那时村里兴办公共食堂。”(网络图)“那时村里兴办公共食堂。”(网络图)
 
这一年的冬天,王亚的大侄子饿死,留下了侄媳妇还有四个侄孙,最小的那个,还不会说话。一家十余口挤在一起,靠着王亚和徐老太的操劳勉强生活。那时村里兴办的公共食堂,王亚因为厨艺好,成为食堂的大厨,掌管着一村人的胃。
 
即便早有俗语称“天下没有饿死的厨师”,但到了1960年冬天,村食堂每顿也只能供应出芋头叶煮的粥。实在熬不住饥饿的徐老太出去偷食物,被二爷抓住。恰巧,王亚的小侄子也因为偷食物被抓。二爷就 “别出心裁”地要求他们婶侄二人脱光了衣服扭秧歌,并称“扭完了每人一个烧饼”——在极端饥饿的年代,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诱惑力了。
 
违背人伦吗?似乎,可二爷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这种惩罚很有必要,如若不然,会拖累全村建设共产主义的后腿。
 
就这样,喝完稀粥后,村民们被召集起来。众目睽睽之下,徐老太和侄子脱光了衣服,放下全部的尊严,开始扭动起来。侄婶两辈人,如此便赤裸相望,在寒风中扭来扭去。
 
我曾问过爷爷,是不是看过徐老太跳舞。爷爷摇头:“老二说,谁也不能低头,不然扣工分。天哎!那么冷的天,脱得光净,瞎了祖宗啊!”
 
 
大伯是小偷
 
每遇大伯,都会暗自发笑:五短身材,干瘦干瘦,还能随口说出一句“名言”:“就算厕所里放着一筐馒头,我照样一口气吃完。”他的身高和他的话,都是那时留下的印记,无论如何涂抹,总是无法消除。
 
1960年,14岁的大伯读小学五年级。这一年的仲夏,麦子逐渐黄熟。眼见曾祖父饿死,长久乏食的大伯在给生产队放牛的时候,趁人不备揪了几个麦穗,搓去麦芒和麦粒的外壳,指望着几粒麦子果腹。不巧,很快被一个急于立功的路人告发。
 
闻讯而来的二爷揪着大伯的头发,召集群众开会批斗。就在大伯偷麦子的地方,二爷揪下几颗麦穗,一边往大伯嘴里塞,一边骂:“看你还敢不敢偷,吃!吃啊,我让你吃个够!”
 
眼见大伯被呛得背过气去,村子里的一位军嫂站了出来:“xx(二爷的名字),这几个麦穗啊,煮稀饭啊,咱们大家吃,小孩子一个人吃了,我们哪还有力气干活啊?”
 
后来爷爷说,多亏这位军属,以她朴素的聪明和机智救下了大伯。在那个时候,能穿上军装,不仅说明身体好,也说明,家里根正苗红,是革命阶级的成员。烈属的面子不能不给,二爷放走了大伯。
 
没能恶惩大伯,二爷心有不甘。他知道曾祖刚刚去世,爷爷卧病在床,四个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曾祖母和奶奶则要跟队出工,年方弱冠的大伯自然是家中寻觅食物的主力。于是,他开始死死盯着大伯。
 
那时候,家家不准生火,锅碗瓢灶全部上缴。在麦熟前夕,只有豌豆不用煮就可以食用,这是全村人惦记的对象。
 
一晚,大伯带着二伯随众人偷豌豆时,被二爷发觉。大伯挎着篮子一路狂奔,躲开了追击的二爷。待到大伯惊魂甫定,却发现二伯不知去向。
 
惊吓之余,大伯把篮子藏在一个可靠之处,爬回豌豆田,借助月光,发现二伯居然躺在地上呼呼大睡,又气又喜的大伯打醒二伯,刚要打骂,却发现二伯身下的衣服中,装满了豌豆荚……
 
兄弟二人结伴,刚走到屋后,就听见二爷带着人逼问祖母:“嫂子,你把你们家偷得豌豆交出来吧……孩子,我不会怎么样的。”
 
无法,祖母将前日偷来的豌豆上缴,和曾祖母抱头痛哭。见此情景,大伯和二伯将所有的豌豆都倒在草丛中,跑进房内说:“二叔,豌豆我偷了,但你们一追,我都不知道丢哪里去了,连篮子都扔了。”
 
好说歹说,终于骗走二爷。二伯天真地说,“豌豆我们不是藏在草丛里吗?”这时,大伯却和曾祖母、祖母哭成一团。
 
性格坚韧的大伯,发誓要出人头地。最终,他实现了他的愿望——1980年,他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直到去年才从正科的位置上退休。
 
大伯每一次返乡,都会与故人叙旧,唯独对二爷和他的几个儿子敬而远之,他们倒也知趣,从来不登门。我问过大伯,“你恨过吗?”大伯用一个微笑来回答我。
 
2014年,二爷死了。去世前,他罹患老年痴呆,生活不能自理,时常粪便满床,但他却不能得到村民的同情,相反,还会招来一句:“该!”
 
即便他活了八十多年,即便他四个儿子都生活得非常体面,但是村民还是对其敬而远之。
 
 
不识时务的队长
 
在那个随时都有可能被饿死的年代,如果是为己求生,那就算得上“机灵”,而如果是因自己的一时之勇救下同伴性命,无疑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佳话。
 
那时,二爷并不是一直担任生产队队长,期间还去外村任职了一段时间。在二爷外调的日子里,村里另外一位接过了队长的职务,他就是王爱孔(一作艾孔),也是花皮肤王亚老爷子的二侄子。
 
爱孔爷戏子出身(注:在淮西,几乎人人都有一手唱戏讨饭的本事,不然,名闻天下的凤阳花鼓从何而来),担任队长的时候已经年届不惑。那时恰逢秋季播种,公共食堂已经支撑不下去,饥饿的恐慌和威胁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包括爱孔爷一家。
 
爱孔爷家兄弟三人,老大已经饿得动不了,老三孤身,上有老娘,下有自己的三个儿子和老大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家人吵着饿肚子的时候,爱孔爷做出了一个让全村人瞠目的决定:把公社下发的秋播的荞麦种子当成口粮,发给每个村民,然后集体出逃讨饭去——讨饭的工具就是流行涡淮一代的花鼓。
 
自知罪责难逃的爱孔爷动员村民们跟他一起逃荒:“留下来是死,走了还有活头。xx(二爷的名字)不来整你们,上级知道了也会追究,我们把荞麦种子吃完了,按规定是要(送)命的,就算是不送命,也会拔了村里的‘先进红旗’。”
 
那个初秋的夜晚,村里家家户户冒起了久违的炊烟。饱餐之后,村中佩服爱孔爷胆识的人拿起淮西人讨饭用的花鼓,跟随他逃荒。爱孔爷自封班主,带着二十多口村民,扶老携幼出省要饭。这一走,就是八九年,直到“拨乱反正”。
 
这段漂泊也改变了爱孔爷全家人的命运。
 
乱世年头,谁愿意和流浪的戏子搭上关系?爱孔爷的大儿子三十多岁还孑然一身,最后只能用爱孔爷唯一的女儿换亲,二儿子一生未娶,三儿子后来娶了个外乡人,四儿子曾经入狱,只有出生最晚的五儿子读了几天书。
 
但因他“专权独断”,数十村民得以活命。即便他一辈子吹吹唱唱不务正业,即便他死的时候五个儿子有两个投进监狱,只有两个成家。但是他,依旧是那个时代的传奇。
 
 
没有血缘的亲戚
 
爷爷在世时,邻村有一位赵姓人家,逢年过节都会来家里探望。这曾让我不解,赵家与王家,几代不曾结亲,两家关系为何会如此紧密?
 
1960年夏末,就在爱孔爷私分种子前后,邻村的赵家老爷子已经没有力气起床。
 
一个午后,大病初愈、刚能下床的爷爷去大队部给二姑取药。路过赵家门口,见有村民张罗着将一卷草席拉走,说:“断顿三天了,人要死了,这点东西,还是留给活人吧。”那时,乡民捡拾死人物件,已是常态,小到衣物家什,大到妻子儿女,逝者已去,那还管得了阳间恩怨。
 
爷爷见到即将饿死的赵家老爷子,正是几年前在挖河工地上的老友,当年拖着病体的爷爷,总是挑不动一担泥土,身强力壮的赵家老爷子见状,常过来帮衬。一来二去,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老友将死,爷爷立即回家,取出一点荞麦种子——大概有五两,回到赵家找来瓦罐,将荞麦煮熟,给赵老爷子喂下。五两荞麦,在紧要的关口,赶走了死神。
 
亲眼见证这一幕的乡邻说,“生死关头,爷爷的表现堪称大智大勇。”只带五两荞麦、分批烹熟、分数次喂下。个中讲究是,人极度饥饿时,不宜饱餐,分批吃下,体力渐次恢复;荞麦遇水膨胀,赵老爷子腹中空空如也,若不烹熟,极有可能胀死。
 
赵家老爷子得爷爷救命,侥幸存活,便给二子留话:“王家亲戚,今后必须走动,王老爷子,即尔等生父。”
 
2012年爷爷去世,赵家两兄弟扎起了纸马,在灵棚值守,活脱脱亲儿子的做派。往后每逢清明年关,赵家也有人来送纸钱。半个世纪过去,这无血亲之情,依旧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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