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时代的奴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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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 1940年3月，汪精卫与日本方面合作，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后解散。期间，在其统治区内，在初、中、高等教育中实行奴化教育，宣扬中日亲善，灌输日本战时的意识形态。日本投降是让当时中国举国欢庆的事，但片刻欢愉、激动过后，许多群体

1940年3月，汪精卫与日本方面合作，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直至1945年抗战结束后解散。期间，在其统治区内，在初、中、高等教育中实行奴化教育，宣扬“中日亲善”，灌输日本战时的意识形态。

日本投降是让当时中国举国欢庆的事，但片刻欢愉、激动过后，许多群体感到了恐慌不安，比如日伪统治区的大学生们。1945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毕业生甄审办法》，规定在汪伪沦陷区大学就读的学生必须接受甄审考试，合格者由政府分配到指定学校继续学业。

伪中央大学所有学生进入“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不久后该学习机构更名为“南京临时大学”。甄审有合理性，中国政府需要清除汪伪政权下奴化教育的遗毒。但在沦陷区学子们看来，这是不公正的，反甄审运动由此兴起。

1946年1月6日，学运趋向高潮。几百名愤怒的学生进入中央大学医学院教学大楼，他们的目标是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班主任王书林。王书林不为所动，遂被一个作为医学标本的骷髅头砸伤。随后，学生们架着他去教育部请愿，最终被军警驱散。1月9日，补习班学生宣布罢课，他们以《我们的哭诉》和《要求正义的裁判》为题，呼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反甄审运动遍及全国的前沦陷区，且成为战后国统区连绵不断学潮的开端。

波澜起伏的中国抗战史，有学院内迁的悲壮故事，有“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从军运动，也有诸多年轻人在沦陷区无奈就学的尴尬往事。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汪伪统治区奴化教育研究》一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的一个课题成果。它依靠第二档案馆的资料，揭示了一段不被注意的历史。

“最高学府”里的抗争

沦陷区的高等教育学府，最具代表性的是伪中央大学。抗战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随国民政府内迁，故重建中央大学是汪伪政权在教育界争夺并彰显“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汪伪国民政府在1940年3月成立之初，伪教育部部长赵正平即提议“恢复”中央大学。

汪伪政权大力推动下，复校工作很快完成。学生主要来自沦陷区，多数人家境贫困，往往是只身在南京，连生活费用都无着落。为招揽人气，学校对正式录用的学生免除学费、杂费、住宿费，教育学院和农学院甚至免收膳食费。再算上奖学金和生活补助费，学生待遇优渥，但战争年代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每学年学生的平均流失率在10%至15%。

高等教育也要为战争服务，学校很注重对学生的精神控制，汪精卫亲自题写了校训“真知力行”。学校开设精神讲演课，每周一早晨6点举办“精神讲话”，主要内容无非是宣传日本的大东亚主义。此外借各种纪念日贯彻精神教育，3月30日是“国府还都纪念日”，全校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和“国府还都”的重大意义，重申“和平反共建国”的“历史使命”。

9月1日是“和平反共建国运动诸烈士殉国纪念日”，学校讲述这些人的“光荣”事迹，要求学生学习和发扬这类精神。汪精卫、赵正平、梅思平等要员经常走进校门，做各种训话和讲演，主题必然是“亲日和平反共”。学校常请日本学者来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免不了灌输日本战时的意识形态，“中日亲善”是最大主题。

伪中央大学有专门的训育机构，职能是指导学生日常生活、课外活动、礼仪、劳动服务、清洁运动、新国民运动、警防团之演习、思想、道德上之修养、体格之锻炼、遵守团体生活之秩序等。汪伪殚精竭虑推动精神教育，收效很差。多数学生是迫于生计和求学才进入校门，心底里对汪伪政权没有认同感。日方和汪伪对学生的控制谈不上彻底，因此，校园内各种程度不一的反抗运动暗潮涌动。学生们传播禁书，也秘密结成青年救国社、群社等反日团体，他们还利用学生互助会、干字运动实践会等公开组织，开展了驱逐校长樊仲云等爱国运动。

“中日战火的弥漫，侵及了大半部国土，祖国是受伤了！残留在沦陷区的莘莘学子们，心境是多么地凄楚，是多么地愤慨吧！”一位政经系学生在《国立中央大学复校第一届暨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纪念刊》上发文。这固然是汪伪审查力度薄弱，但也反映出即便在汪伪最高学术机构里，抵抗者和不服从者也无处不在。

待日本投降，伪中央大学跟随汪伪政权一起烟消云散。

除了伪中央大学外，还有不少“国立”、“省立”高等学院，所有公立高等学院连同私立高等学院，都贯彻了日伪当局的奴化教育，也激起各种反抗。如1942年10月，汪伪教育部拟将上海租界内的圣约翰、光华、大夏、复旦四所私立大学合并成联合大学，以方便控制。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当即宣布“三不主义”——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否则立即停办。复旦甚至以“内部组织行政深愿不受干涉”、“倘不获当局谅解，无殊完全令其停办”，汪伪政权为了息事宁人，被迫向复旦妥协，这对抗争方而言是一场不小的胜利。

待日本连连败退、败局已定时，高校师生对奴化教育的抵制更加大胆，上课时间教室十有九空成为常景。此时焦头烂额的日伪当局，已经无暇管理教育领域，即便下达种种文件，各院校都阳奉阴违。毕竟，考虑战后的出路成为校领导的重中之重。

初等和中等奴化教育灾区

早在1938年底发表的附逆“艳电”里，汪精卫构想了未来的教育方针，为“确立中日永久和平”，须“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发布《国民政府政纲》，提到“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 并提倡科学教育, 扫除浮嚣空泛之学风”。

为贯彻新的教育方针，汪伪当局首先篡改教科书，删除一切“妨碍中日邦交”的内容。如《高小国文读本》第一册“报国仇”字句；《初中新国语》第二册的《王冕少年时代》《战地一日》《抗战受伤的追忆》《济南城上》；第五册的《川原中尉战毙记》；第六册之《戚继光传》《南口喋血记》等课文都遭删除。

汪伪第一届“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上，伪教育部下令将既有的教科书经审查后分成适用、不适用、修改后适用。1940年学年开始，初小的国语、常识、算数，高小的国语、历史、地理、算术、自然、公民等课本陆续面世。事实上，汪伪政权在成立一年内就编写出了统一的小学教科书，但直至垮台也未能编写出统一的中学各科教科书。

首都光复后，国民政府审查了汪伪政权编写的各种中小学教科书，总结出三大编写特征：曲解“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倡导和平反共建国主义；宣传东亚联盟四大纲要——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消灭我抗战意识，缓和我民众仇日心理，再进而成全敌人东亚联盟的迷梦，使我青年悉受蛊惑，甘为驱使，乃至亡国而不自知觉，其险恶之甚，较之伪维新政府时代亦有过之。”

奴化教育先从初等教育抓起。汪伪政权从成立起，就拟定一系列初等教育计划。1940年4月20日，伪教育部规定中小学必须每周有一个小时的“精神讲话”，主旨是“和平反共建国理论”。10月，伪教育部颁布了《中学训育方针及实施办法大纲草案》,规定“训练学生反共睦邻思想, 指导学生和平建国途径”为训育原则。汪伪依然举着“三民主义”理论，但曲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宣扬中国之独立自由与东亚永久和平密不可分，以此背书解释亲日的必要性。

汪伪当局十分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花巨资成立多所中等师范学校。师范教育是奴化教育的重灾区，控制了教师们的思想，就能更好控制学生的思想。但是战时经济困难，教师的薪水微薄、待遇太低，汪伪的教师培养体系一开始就遇到克服不了的阻碍，最终收效寥寥。

众多师范生毕业后改做其他工作，一方面是不愿配合奴化教育，另一方面自然是出于生计考虑。为此，伪教育部在1943年7月下令，就师范学校内普遍存在的中途退学和毕业后改业现象，严厉责备道：“为贯彻政府培养师资之宗旨计，兹特通令各省市转饬所属师范学校，应严格举行师范生入学宣誓，借以坚定意志，养成终身为教育服务之精神。”

面对汪伪的奴化教育，有经济承受能力的家长往往把子女送到学费昂贵的私立学院，而不屑于去免费的伪公立学校。同样，许多教师不愿去伪公立学校，改去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汪伪当局曾在芜湖发起一场思想大检查，发现存在“反动思想”的中学生123人、小学生74人。1944年，徐州私立昕昕中学校长张君九，因不愿向当局备案而被日本宪兵逮捕，学生们闹事砸坏学校门窗，日军迫于社会压力放人，是为当地著名的“砸玻璃事件”。

汪伪的奴化教育最终随着军事失败而告收场，它的整体实行效果并不佳，伪政权的向心力微弱、战时经济困难是两个主因，这直接导致“洗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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