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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如果这个人没死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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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还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

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还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事变直接导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惨遭日寇铁蹄践踏。1981年，在“九一八”50周年之际，当初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回忆往事时，曾经对历史做了一个惊人的假设，他说，如果当时有一位将领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口中的这个人，就是郭松龄。

郭松龄，1883年出生，1905年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张学良则在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两人自此相识，发展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奉军后来被张作霖扩编，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则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两个旅合署办公，于是两人不仅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还把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的大权都交给了郭松龄。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是郭松龄的字），茂宸就是我。”

当时一般人甚至认为，“郭是张的灵魂”。

张学良干嘛这么器重郭松龄？当然还是因为郭松龄确实能力出众，据史料记载，郭松龄掌管了三八两旅的军务后，“朝作夜息，事必躬亲。补缺额、汰老弱、勤坐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久之，士饱马腾，遂成劲旅。”也就是说，郭松龄一手把这支部队调教成了精兵强将。

不光如此，郭松龄在军事指挥上也是才华出众的，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就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而奉军三、八旅在郭松龄的指挥下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率领的部队依旧所向披靡，据张学良后来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60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郭松龄虽说是奉系军阀的悍将，但他本人是深具革命精神与民主思想的，他对张作霖热衷于军阀争霸的那一套很看不惯。他曾说：“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可见他的雄心壮志。

他心中打算如何改造东北呢？那就是“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

然而，他的这一抱负，在奉系内部遭遇到了重重阻力。以杨宇霆为首的一班奉系重臣，主张军阀争斗，对郭松龄百般倾轧排挤。再加上郭松龄发现张作霖为了称霸，不惜以卖国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渐渐地萌生了反心。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得知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他愤怒地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1925年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对于郭松龄的行为，与郭松龄私交非常好的张学良陷入两难，非常痛苦，去信苦劝，没有效果，只得与郭分道扬镳。

由于日军的干涉，以及盟友冯玉祥的背叛，郭松龄的起兵反奉持续了一个月后宣告失败，他本人被张作霖俘虏，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郭松龄夫妇被执行枪决。

郭松龄的被杀，可以说是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一封书信里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

可见郭松龄的被杀对张学良的打击有多大。直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而在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还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相关阅读]张学良不抵抗没关系，只要有他在，东北就不会亡

提起抗日战场上的英雄，我们可以很快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张自忠、王耀武、孙立人、张灵甫、杜聿明、薛岳、胡琏……但是，对于抗日战场上出现的第一位英雄，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这位英雄，名叫马占山，吉林怀德县人。

相比其他名将的八年抗战，这位名将的抗战生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而且跟其他名将不同的是，马占山是土匪出身，后来感于民族大义，投身于军队，一步步走上了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的高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所有东北将领的命运。但是，马占山却走出了另一条道路——坚决抗日。

事变后不久，马占山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开始了恢弘壮烈的抗日生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张学良对东北的沦陷还是非常痛心的，重用主战的马占山，也是他不甘心的表现。

当时，马占山在省府召开会议，讨论抗日大业，但当地大佬赵仲仁却出于自身的考虑，不想抗日，反而想投降日军，马占山大怒，说：“外贼入侵，你不抗击，何谓国人？有机会你转告日本人，他们想要黑龙江可以，必须拿他们的头来换！”

赵仲仁说：“中央政府可不支持抗日，你这样做可想过后果？”

马占山回答说：“我马占山不光听中央的，更要听三千万东北同胞的！要是我打错了，中央怪罪下来，你们就拿我的头去请罪吧！”

后来，马占山亲自到前线，对将士们宣誓：“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前线各部严加防范，倘敌来攻，即开始射击，誓死抵抗，以歼敌军，而保国土为要！”

1931年11月4日，1300多名日军在江桥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马占山立即下令还击，将所有武器都运到前线，痛打日军。这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抵抗日军的“江桥抗战”。

这次抗战迅速传遍全国，激起了全国人的爱国热情，马占山也成为举世皆知的民族英雄，上海一家烟草公司还专门生产了一种以马占山的名字命名的香烟，并在烟盒上写着“愿人人都学马将军”，畅销全国。

因这次抗战的巨大轰动效应，连外国的记者都来采访马占山，问他：“你们的武器弹药从哪里来？”马占山回答：“东北军还有库存。”记者又问：“据我所知，这些库存并不多，用完了你们怎么办？”马占山回答：“库存用完了，还有民间的，只要我们抗战，就一定有人支持我们。”记者继续问：“等民间的也用完了呢？”

马占山豪爽地回道：“还有一腔热血！”

好一个“还有一腔热血”！如果张学良也懂这个道理，东北何至于如此？

然而，在国民政府不准抵抗的大势下，“一腔热血”又能抛洒几回？马占山的部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损失惨重，为此，马占山不惜万里南下，亲自去找蒋介石，痛陈：“东北若失，国将不国，才恳积极设法消洱党见，唤起民众，一致对外，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地位，党国庶有豸乎！”

不过，蒋介石也有他的计划，当然不会因为一个马占山而改变大局。于是，马占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投降日军。

这下，蒋介石愣住了，张学良也愣住了，所有前一秒还在热情讴歌马占山的人都愣住了——马占山怎么会投降日军？

是的，马占山当然不会真的投降日军，就在人们还没转过弯来的时候，马占山又回来了，带着日军的大批军火，重新组织东北抗日救国联军，自任总司令。

这才，该轮到日本人目瞪口呆了！

原来，这只是马占山的一个计，既然在国民政府得不到支援，那么我就去跟日本人“借”。没想到小日本儿还真是直肠子，竟然真的相信了。

几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开始，马占山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得痛哭流涕。

抗战胜利后，因马占山在东北巨大的威望，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副司令长官。但马占山对蒋介石的行径非常痛恨，就以治病为名，去了北平。

1948年底，解放军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解放北京指日可待，但毛主席出于保护北平考虑，不想大动兵戈，就请马占山出面，劝告傅作义弃暗投明。正是在马占山的力劝下，傅作义最终做出了起义的决定，让这座千年古都得以保全。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邀请马占山在中央政府出任要职，但当时的马占山已经身患癌症，婉言拒绝了。

临终前，马占山留下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相关阅读]百试不爽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为何失效？

[导读]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早在明末顾炎武就曾论述过，“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1931年9月18日，随着沈阳北郊柳条湖传出爆破南满铁道的一声巨响，夜幕下的日本关东军倾巢而出，突然发动了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东北军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且战且退”，致使日军在半年内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在“彼有强权，我有公理”的信念下， 9月19日，蒋介石便向国际联盟报告日本入侵。日本对国联的要求置之不理，而西方列强只是在隔岸观火。当时驻国联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他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14年的沦陷致使整个东北满目苍夷，民不聊生。731部队的细菌活人试验臭名昭著，伪满洲傀儡政权帮着日军剥削百姓，关东军罪行累累。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

答：攘外必先安内。那么这一屡试不爽的政策为何到了蒋介石手中就失效了呢？

一、攘外必先安内的历史依据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先尊王安内，才能共御外敌，而明治维新的倒幕派亦是用此口号来完成大业的。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曾说：“中国既安，群夷四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明朝的于谦也曾有语：“疆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想当年，商朝因何灭亡？纣王在不顾自己内部矛盾的前提下，将军队近乎全数调出出征莱夷，攻打九苗，当武王军队攻占朝歌时，纣王只能仓促以奴隶为军队抵御周人，结果可想而知。汉武帝如何能大手笔远征匈奴，横扫大漠，来源于削藩政策的实施和中央集权的强大。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国家的内部统一才是出兵御外侮的前提，政权的内部一致才是征讨强敌的基础，否则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二、攘外必先安内的现实形势

1911年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建立。虽然民国成立，但是各路军阀依然各自为政，民国政府名不副实。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相继成立，并在1926年两党联手北伐。无奈世事不应人意，1927年宁汉合流，国共两党决裂，成为仇敌。至此国共十年内战开始。在这十年里，虽然国民党一直把共产党称为“赤匪”，主要精力都放在剿共上，但是政府内部却也是分崩离析。

这是一张意义很深刻的图，从上图可以看到虽然在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的统一，但是政权内部依然是派别林立。西北由马步芳掌控，川军在刘湘、刘文辉手中，两广是李宗仁的地盘，山东、山西分别由韩复矩、阎锡山管辖，云南则是龙云的天下。而南方的江西瑞金、井冈山等地又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实际掌控区域仅在东南沿海一片。这些地方军阀头子有武装力量、有财政大权、有人事任免权，甚至彼此间还会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俨然一个国中之国。看到这张图，不禁让人想起了汉朝“七国之乱”前的封国分布图。汉朝建国之初吸取了秦亡教训，采用分封与郡县并存的郡国制，各诸侯国名义上臣服于汉朝天子。但实质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任免官员，保存军队，甚至铸造钱币。而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区域仅在关中平原一带。七国之乱的爆发就是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升级。如果没有日军的入侵，抛去共产党的红色政权这一因素，但就蒋介石内部而言势必有一场恶战。

其次，国民政府内部的汪精卫、蒋介石也在不停地明争暗斗。终于在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胡汉民等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该政府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国民党内部的党权和军权争夺达高峰。事变后，广东方面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逼迫蒋介石下野。取而代之的孙科政府虽一再敦促张学良抵抗日军，但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张学良亲蒋，一直被广州政府视作眼中钉），张学良得知此情报后，放弃锦州，东北彻底沦亡。

综上，当时蒋介石手里整个就是个烂摊子，国家内部的争斗一团糟，既有阶级矛盾，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国内人心不齐，何以共同抵御外患？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就饱受列强的欺凌，各种不平等条约，各种赔款割地。直到九一八之前，中国的蒙古、新疆大部分还在苏俄手中。而西藏则因为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在英国手中。台湾不必说，被日军占领。东北在日俄在争夺中饱受战火。因此，要想从列强手中收回领土，就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是有一定正确性的。

三、攘外必先安内失败在于蒋介石的对手变了

几千年百试不爽的真理却在蒋介石手里成了谬论，为何？因为对手变了，国外的对手变了，国内的对手也变了。换句话说民族矛盾的激化让蒋介石的对手们能够搁置前嫌，一致对外，而蒋却还停留在自己的世界观里。

历史上，我们习惯把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成为狄、夷、蛮、戎，“攘夷”就是在与这些民族作战，实质上也就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入侵不外乎为了吃饭，并没有想灭了华夏民族的野心，只要通过和亲、纳贡等方式就可摆平。元朝与清朝虽然同统一了华夏，但是也被华夏文明所同化，成为中华历史的一部分。总之一句话，这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争斗，与外人无关。而日本则不同，小小岛国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军国主义盛行，并指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先是满蒙、朝鲜、台湾、后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有了既定的目标，便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所到之处皆是奴役政策、一片狼藉。

几千年来，当政者面临内忧外患时，必先与外患委曲求全，等到有实力时一举歼灭。但是当下，面对日军势如破竹的攻势，蒋介石与日军停战协议的单方面撕毁，国共两党有识之士都看清了日军的野心与面孔，唯有蒋介石还在五里雾中转圈，像一位不知变通的老学究，依然高举“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旗，全然不顾时局的变化。对手们的高度统一反而将蒋介石置于了不忠不义的境地，实乃几千年未有之局面。

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早在明末顾炎武就曾论述过，“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军入侵，所到之处皆是大肆屠杀、活人试验，抢夺粮食，罪行累累。日军沦陷区死尸遍地、饿殍遍野，甚至人们不得已以死尸为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全天下的百姓都明白的一个道理，为何蒋介石看不透呢？其实还是私心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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