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为何“插手香港事务”

香港问题报告说什么

　　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实为英国外交部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中英联合声明》的半年度报告，从香港回归中国前夕开始，定期向英国议会提交。目前通过中文网络暂无法搜索到报告原文，不过在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些报道通常包含的内容：既有“一国两制”原则、《中英联合声明》及《香港特区基本法》的实施情况总结，也有对该时期内香港重大事务和热点事件的评述。

　 以最新一期（应为总第38期）半年报告书为例，据中国搜索网报道，该份报告述及2015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香港的发展情况，在该时期内“一国两制”的原则于大部分事项继续运作良好；但报告中又继续“指手画脚”，称香港一些权利和自由“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报告书中特别提到了一家香港书店及出版社五人下落不明的案件。英国外交大臣夏文达称拥有英国籍的李某“没有经过香港特区法律的正当程序，非自愿地被移送往中国大陆”。

　 2014年7月，英国发布第35期《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该期报告对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表示关切，外交大臣黑格在序言中称：“世上没有任何完美的普选模式。重点在于任何方案应予香港人一个真正的选择，让他们能真正主导自己的未来。”半年后发布的第36期报告继续“聚焦”香港特首普选方案，英国外交大臣菲利普?哈蒙德说，2014年下半年“一国两制”受到了最为严峻的考验（发生了“占中”事件）。哈蒙德表示，他希望香港政府和立法会议员能够合作达成一个能被香港民众接受的妥协。报告称，若围绕香港治理方式的紧张关系得不到解决，香港就会面临一场“管理危机”。据报道，该报告还敦促英国政府加大力度向中国施压，以确保“基本权利”得到保护。

　 除了英国外交部半年一次的“常规”报告，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还于2014年7月宣布启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30周年的实施情况调查，并邀请公众就英国在包括香港迈向全面普选的政治改革过程、“一国两制”的落实等议题所扮演的角色等提供资料。在中国外交部和香港爱国社团的抗议声中，这份调查报告仍于次年3月出炉。报告称，在英国移交主权近18年后，香港保持了繁荣稳定，但香港的高度自治不断受压。报告还称，在2014年中国政府就“一国两制”发表的《白皮书》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香港普选框架决定，令香港在《中英联合声明》下拥有的自由及自治权受到诸多限制。该报告认为，英国政府应向中国清楚表达对香港未来政治及政治制度发展的期望。有意思的是，这份调查报告还对英国外交部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提出了批评，“我们发现这些报告既乏味又啰嗦，无助于理解一系列事件背后更广大的环境，以及英国政府在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我们希望报告能够改写，少一些模棱两可的结论，多一点有关香港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发展影响的深度分析。”

　 此外，《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很早就曾在香港社会中招来批评声音。2004年7月英国外交部发布第15期半年度报告后，前香港上诉庭法官廖子明在《中国法律》杂志撰文表示，“该报告似乎令人怀疑有明显的偏见，使得人们不得不猜想该报告在整体上是否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刻意贬斥。”廖子明写道：“从一个特区市民角度而言，笔者不得不认为该份英国报告可能会在读者中制造不安情绪，并最终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英国在事实上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某些派别故意提供国际支持？”廖子明认为英国（在撰写报告时）需要抛开偏见，“竭尽全力以积极观点为重，同时弱化有负面影响的那些无足轻重的问题” 。

英国为何“放心不下”香港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在第35期半年报告书序言中表示：“香港的将来对英国非常重要。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并与香港在商务、文化、教育、经济，以及其他领域上有紧密连系。英国与香港之间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两地人民的互动交流以及蓬勃的双边贸易和投资，意味着香港仍然是英国最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之一。”

　　而在英国下议院外事委员会那份涉港调查报告中，也可看出英国对与香港特区以及中国内地经贸往来的重视，“回归18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是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商业城市，它是中国最大的金融服务中心，是中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平台。英国同香港之间的经济与商业纽带极为牢固，数百家英国公司在香港顺利运作，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阻碍。我们希望英国政府会继续确保实施其旨在改善英——中经贸关系的战略，意识到香港作为英国合伙人的这一特殊地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深化伦敦与香港之间这种成功的合作关系，应当是这一战略的关键要素。”英国外事委也对香港的稳定表示忧虑，他们坦承，“一个民主、稳定和繁荣的香港对特区政府、中国和英国都有益处”，该报告进一步提出，“关注香港实现这一目标，保证《中英联合声明》的政策、义务及精神在今天仍像在1984年与1997年那样被尊重，是英国持久的责任。”

　　关于英国为何“放心不下”或者说“放不下”香港，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有论者认为，这也是一些英国政客的“殖民心态”的体现。在英国人中，也有这样一种观点，英国如今潜在地有一种“后殖民内疚感”，即觉得英国政府“没有保护好香港人民”。

英方对香港负有“道义责任”？

　 针对英国发布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以及其他涉嫌“插手香港事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在做出回应时多次提到：英方对香港的所谓‘责任’并不存在。此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对中方这一态度做了比较全面的表述：英方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不存在所谓“道义责任”。那么，英方对香港“负有道义责任”的说法从何而来？

　 2014年9月，前港英政府总督彭定康发表文章称，《中英联合声明》保证香港回归中国后50年生活方式不变，英国据此移交了香港主权。“正如历届英国政府所认可的，英国在确保中国遵守其承诺上负有持续的‘道义和政治责任’。”“当中国官员抨击英国议员就香港问题置评时，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英国也背负着50年的条约义务。”文中还称，英国曾对香港作出过“民主的承诺”，有且只有英国能帮助香港兑现这一诺言。

　 彭定康所说“50年条约义务”是来自《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董立坤认为，这条约定不该成为英国过问香港发展的借口。首先，英国是“还权于中”而不是“还权于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政府。“香港不是独立的国际法主体，中国对香港拥有完整的主权。”其次，中国政府代表国家对香港行使完整的主权和治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正是以此为前提。

　 虽然《声明》没有任何条款规定英国在香港回归中国后还要对香港承担责任，按照《声明》，英国与香港的法律联系，最迟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2000年1月1日终止工作之时已不复存在，但从国际法来看，彭定康的关于“50年条约义务”的言论也不是“完全谬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管建强认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作为缔约者与参与者，中英双方都具备对条款进行解释的资格。”管建强表示，“我们的外交风格比较粗线条，当初在起草《中英联合声明》时显然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不过即使彭定康作为前任港督、英国政要，有权就《联合声明》提出质疑，但那只是他的个人言论，并不能代表英国政府的官方态度。即使英国政府要冒着得罪中国的风险来对条约提出单方面解释，仍然只是非有权解释，只有中英双方取得了共识，才能落实为权威解释，或者将问题提交给国际法庭，由国际法官进行裁定，否则英方任何单方面解释都是没有效力的。

　 至于英国对香港的“民主承诺”，无论英方是出于何种考虑——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英国人有将近一个半世纪来提出并兑现这个承诺，但他们并没有——在1997年7月1日便已正式过期，在那一天之后再提的话，则确乎无疑是干涉中国内政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曾说：“我们敦促英方谨言慎行，不以任何方式介入香港事务，不发出错误信号。”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也为了维护中英双方的利益以及香港民众的福祉，英国方面确实应该避免发出“错误信号”，因为兑现对香港的民主承诺，归根结底是中国政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