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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渴望》到《芈月传》国民导演郑晓龙的野心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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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芈月传》双卫视首播收视破4，创十年纪录。30多年来，创作出《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芈月传》等多部热播国民电视剧的导演郑晓龙始终认为，人民的评价对创作者才是最重要的。正因如此，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平视生活，拍摄的大多是中国

《芈月传》双卫视首播收视破4，创十年纪录。30多年来，创作出《渴望》《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芈月传》等多部热播国民电视剧的导演郑晓龙始终认为，人民的评价对创作者才是最重要的。正因如此，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平视生活，拍摄的大多是中国人的日常，同时又在被视为娱乐的电视剧产品中注入他那个年代的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他不迎合潮流，一直秉持的是真、善、美，他坚信只有这样，自己的作品才会被大众认可，因为这就是大众的价值观，归根结底，电视是属于大众的。

文 | 季艺采访 | 季艺周珊珊

编辑 | 王晶晶摄影 | 黎晓亮

纯洁的

“一定要在高峰之旁再竖一座高峰”，电视剧《甄嬛传》获得成功后，当有记者问郑晓龙先生如何超越时，他这样回答。尽管已经成为电视台重播率极高的“神剧”之一，但郑本人并不喜欢《甄嬛传》当中一些小女人之间鸡零狗碎、勾心斗角，在他看来，它们格局太小了，他决定拍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属于“高峰”的故事应该具有家国情怀，这位以现实主义题材著称的导演把这样的期待寄托在最新作品《芈月传》上，一部讲述中国第一位女政治家一生的电视剧。

仅从数字上看，成功似乎又一次站到郑晓龙这一边。《芈月传》播出仅仅8天，北京卫视的全国收视率单集就已破3。2016年1月4日，《芈月传》收视率破4，1月8日，《芈月传》在全网的总播放量超过200亿。

但一些网友对芈月的角色设定颇为不满，认为这个一直很完美、总是特无辜的形象有点“白莲花”“绿茶婊”。而且在核心价值观上，《芈月传》已经为现在年轻人所陌生——那依然是个人要为国家牺牲的故事。

2015年12月29日，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郑晓龙放松地坐在家中天井中接受《人物》采访。除了拍戏，这位中国最资深的电视导演不常出门，见客也在家里，他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气场里，照顾他钟情的锦鲤与花草。当记者向他提及这种争议时，一向以温和与平民化著称的郑晓龙有一点不高兴。

62岁的他原来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词，什么是“白莲花”，他问年轻人。“就是逆来顺受的，倍儿善良。”至于“绿茶婊”是什么意思，郑晓龙说，“我弄不清楚，反正就是和白莲花意思差不多吧。”

郑晓龙不明白了，这不是女人应该具有的品质嘛，以德报怨、特能忍、受苦难、特正直。“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种善良好人呢？”他有些恼火，“那我说中国第一大‘白莲花’你知道是谁吗？是刘慧芳啊！第一大白莲花。可是我觉得难道不应该有刘慧芳这样的人吗？”

在34年的漫长创作生命里，对于这位中国最资深的电视剧导演来说，争议从不是陌生的事。《编辑部的故事》曾因讽刺马列教条主义差点不能过审，《甄嬛传》曾被《人民日报》刊文批评腹黑。即便是1990年代初期引发全民轰动的《渴望》，它所提倡的价值观在当时也没能获得一致认可。当时全国妇联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认为刘慧芳不是一个新社会的妇女。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向《人物》坦率地说出当年看完《渴望》的感受，“我并不很喜欢”。1990年，博士毕业的尹鸿作为那时“极其稀缺”的现代文学博士，和其他十几位学界颇有分量的专业人士被郑晓龙邀请到一个招待所，从早到晚花了三天三夜提前看完这部作品。

《渴望》讲了一个中国传统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遭遇各种劫难后仍然保持善良的故事，“像刘慧芳这样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和思想解放运动初期，这种忍辱负重的人物都是作为批评对象，基本上都是属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是属于缺乏个性解放的那一种”，尹鸿说。但在《渴望》里，这种主人公第一次成为正面歌颂的对象。而且自此之后，大量刘慧芳式的人物与家庭剧出现在中国荧屏，但“在这之前我们强调是说这个社会不对，你就要改，你要去改变它”。尹鸿说，他认为这种变化跟当时紧缩的社会氛围也有关系。

但是郑晓龙无法同意这种批评，“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子难道不好吗？都变成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式的女性？”女人就是应该有女人的样子，就是要善良，要温柔，他始终这样认为。即使在《芈月传》这部讲述女政治家一生的作品中，郑晓龙仍自觉地沿用了具有这些品质的女主角，善良，坚强，从不主动争抢却被命运一步步推向成功。

尽管电视剧往往被视为大众娱乐产品，但从《渴望》开始，郑晓龙就坚持在其中反映现实生活，传递他所认为正确的并且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价值观。《渴望》推崇的是真善美，《编辑部的故事》里蕴含了时代青年的迷思，《金婚》每一集都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即便是在古装剧《甄嬛传》里，郑晓龙也没有放弃他的原则——至少，他认为这部电视剧抨击了古代婚姻制度，是“反封建的”。去年11月开始播出的《芈月传》，则被他视为体现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2012年，结束了《甄嬛传》，郑晓龙和他的太太，也是《甄嬛传》、《芈月传》的编剧王小平就请人推荐一些古装题材准备下一个剧本，他想拍一个“格局大一点”的故事。其中一个叫蒋胜男的作者说起手里有一个秦始皇高祖母的故事。王小平一听，觉得这个有意思，“这个人物她实际上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她是做了前期一个打基础工作，又是中国的第一个女政治家。”作为秦始皇的高祖母，芈月从楚国庶出公主到称霸六国的大秦铁血太后，执掌秦国41年，坚持商鞅变法，主张国家统一，让秦国走出内乱。

但真的开始查阅资料时，两人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历史文献里关于这位女政治家的记录非常少，“就几百字”，而且还带有强烈的色情味道。芈月能够帮助秦国实现中国统一，得益于草原王义渠君在军事上的帮助，史书中，这段关系被描写得比较“肮脏”，她被认为是通过性勾引获得了人生成功。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孙俪是《芈月传》最早定下的演员之一，这位较多以心地善良的传统女性出现在荧幕的女明星得知消息后也表示了犹豫，“孙俪在创作上她是有主见的，这个人物她会提疑问的，她不会去演一个她认为不干净的人物。”王小平说，“如果义渠王跟孙俪……不是一个情感关系，是一个比较脏的交易关系，我们的演员她都排斥。”

这让郑晓龙和王小平更加坚定，必须写出一个能说服自己，也能说服孙俪的人物关系。更重要的是，“不道德”的性关系“不是我不能接受，是大众不接受，你知道，电视是一个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它一定应该传播的是大众价值观”。郑晓龙始终坚信这一点。

为此，王小平独自封闭在北京三元桥和四元桥之间的一套房子里，远离家人，专注创作。她“拼命在找一个情节”，在芈月沦为贱民时，让“一个男人为她什么都做”，最终她用义渠王“以命换命”的牺牲，赋予芈月会爱上这个男人的合理性。

最初为捍卫女政治家纯洁性必须进行处理的人物关系，最终促成这部电视剧最大的高潮，芈月因坚持国家利益和秦法，牺牲了个人情感，要处罚义渠王的救命兄弟，兄弟为了不让两人产生矛盾选择自杀，走投无路的义渠君独闯大殿，赴死般地在芈月面前被杀掉。

2015年8月，最后一道工序声音混录，电脑屏幕播放到这一幕时，有的工作人员当场就忍不住，“哗哗”哭了。

王小平并不意外。清瘦、短发、干练、穿着朴素的她自认“泪点特别高”，郑晓龙曾说这一生都没见过她几次流泪，但“这场戏我写得自己热泪盈眶了，一定能打动全部观众”，她说。

巴顿将军

2015年10月22日，郑晓龙坐在家中客厅面对摄像机，《人物》记者希望他回忆2015年最难忘的时刻，大家先猜测是不是《芈月传》杀青，令人意外的是，郑晓龙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回答是“反法西斯”阅兵。那一天，他发现自己看到正步向前的年轻士兵时，自小便受到的“为国家”、“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民族”贡献生命的激情教育至今仍然能够被唤醒。

《芈月传》前期策划时，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高飞记得，郑晓龙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拍一个宫廷故事，他有更宏大的折射中国现实的野心。在郑晓龙心目中，芈月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国家统一，一个是坚持改革，他告诉高飞，前者他是想呼应“南海争端”问题，后者则是“跟咱们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有关，郑晓龙更想把芈月看作一个提示中国要坚持改革的符号。

尽管在当年精英知识分子界，《渴望》被看作是一个旧式价值观的故事，但这一争议很快在一年后因为《编辑部的故事》而结束。事实上，郑晓龙从来都是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坚决拥护者。1991年，他策划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毫不含糊地向精英们证明这不是一个活在过去的创作者，他内心对于思想开放和改革有着不亚于任何人的渴望。在这部电视剧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机会的年轻一代第一次展示了他们的声音，其中充满了对教条马列主义者的调侃，对年轻人新型暧昧恋爱观的真实还原，以及对时弊的针砭。

看完《编辑部的故事》，尹鸿非常喜欢，他又看到前一段的改革带来的余波和社会对改革的认同。

郑晓龙对于政治家和改革者的期待也很接近他对于刘慧芳和芈月的期待，他要求他们的纯洁性。面对年轻人对于芈月的质疑，郑晓龙认为这是因为如今政治家的形象已经被《纸牌屋》之类美剧限定为阴暗的权谋者。

“政治家是不是就应该特别阴险？”“是不是应该不择手段？”郑晓龙反问《人物》记者。

“我觉得政治家要有政治家的一个坦荡的光明的人格，用人格力量感染我们的社会”，他的妻子王小平在一旁补充，“比如说林肯，比如说华盛顿，比如说杰弗逊”，她所举出的大多是一个新时代开创初期为国家奠定光明与信心者，正如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个年代，她和丈夫郑晓龙推崇的是周恩来、胡耀邦这样具有高贵品行的政治家。

《人物》摄影师拍照那天，当摄影师让郑晓龙试着摆些标志性动作时，套着版型僵硬的皮夹克，这个62岁的身体意外回到他少年时代的记忆，他把手插进裤兜，身体前倾，做出了一个看起来又痞又酷的姿势，“这是我们年轻时穿上军装在大街上常摆出的动作”，郑晓龙说。

在中国电视剧界，郑晓龙曾被比喻为“巴顿将军”。一是指当年冯小刚、赵宝刚都由他一手提拔，连王朔、姜文也拜他的作品获得大众知名度，另一个原因则是郑晓龙出生于军队大院，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级干部，在部队里耳濡目染那些打仗的故事，让郑晓龙从小的梦想不是当导演，而是当一个职业军人。他并不觉得父母是解放军是自豪的事，而是当时主流价值观把为人民服务和荣誉感连接了起来，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心中就是做好事的，这激励了他。

郑晓龙对于那种理想人格的期待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但他的少年时代并不美好。1966年，“文革”让他的童年戛然而止，因刘少奇的关系，郑晓龙的父亲比较早地在那场动荡中被揪了出来，郑晓龙记得忽然家里窗外都是大字报，玻璃被打碎了，他的父母躲在厕所，他和姐姐气得拎着擀面杖要出去跟同龄人拼命，“因为打架的，砸玻璃的都是小孩”。

荒唐岁月，他的军人梦也以一种尴尬的、和想象截然相反的方式实现了。1970年，郑晓龙被强迫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他很快发现，比起其他人，他要干更繁重的活，比如上山打石头、放炮。有一次，他从管理者的本子上看到，“郑晓龙其父，三反分子”，发现自己竟然是这么被看待的，“顿时觉得没法待了”。他和班里同样遭此对待的战友一起，趁班长不注意，把棉被蒙在班长的头上，暴打了一顿，然后跑掉。

他逃过三次，前两次逃亡失败后被抓回去按逃兵处置，捆起来批斗，最后一次，他在11月的东北雪地里跑到车站，扒上货车，回到北京。

第二年，郑又去了二炮一个在河南山里的部队参军。这个部队当时要研制一种中远程炮弹，但什么都建好了，炮弹却迟迟研制不出来。更让大家难以理解的是，部队不搞军事训练，天天政治学习，“那你说部队还有什么意义？”郑晓龙说，这让他们觉得很不正常。

但他们没敢真正怀疑什么，“那会儿心灵上还没有染上多少尘埃，而且一腔热血”，他的战友、另一个来自北京的大院子弟严江征说，怀疑现实就意味着对毛主席的怀疑，“以前的脑子里有一种神话嘛，就是伟大领袖是无所不知、一贯正确”。

那年9月13日，林彪的叛逃以及随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公开最终给这些深山中的“红二代”们带来了巨大思想冲击。在这份冷酷的纪要之中，一切都被看作林彪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在严江征看来，这是“一个绞肉机式的政治”观。这和他们所被灌输的共产主义理想大相径庭。

为把伟大领袖洞察一切的神话继续下去，又有一封声称1966年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被公布出来，信里表明毛在那时就有先见之明地看出了林彪的野心，提醒江青注意，但让大家怀疑的是，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已经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在党章里，单纯的他们终于敢猜想，这就是宫廷权术，和马列主义不相关，这个过程对他们而言，无疑是痛苦和迷惘的。在此之前，毛在他们大脑里就像有保护电路似的，“有时候一想到毛的时候……‘啪’地一下就跳开了，不能怀疑毛主席”，严江征说。

个人觉醒

1976年，严江征和郑晓龙已经分别当了7年和5年兵，他们之前对军队投射的宏大理想也在等待和无聊的政治学习中被耽误、被消磨，“我说我们参军是建功立业，是保卫国家安全，这么多年这弹造不出来，”造不出来的原因到了“文革”后期大家已经很清楚。1976年，严江征和郑晓龙说，我们在这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回北京吧。

回到北京没几天，严江征和郑晓龙便和首都反对“四人帮”的青年走上天安门广场，这便是著名的“四五运动”。在学者尹鸿印象中，这次运动开始的主体就是大院青年，“因为那个时候信息也不像现在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大院这帮孩子知道发生了什么”，尹鸿说。

“就是因为对它失望，‘林彪事件’之后进一步失望，觉得将来不知道怎么样”，郑晓龙说，“其实你那会儿还是希望中国变成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民主，更加平等。”

郑晓龙和严江征在“四五运动”中安全脱身，但当他们知道有很多人被抓进去时，便在一年后策划参与了另一场运动，“西单民主墙”事件，呼吁释放被捕的人，为“四五”平反。

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带有郑晓龙和严江征一贯的赴死情怀，“当时***无所谓，因为‘文革’期间嘛，因为有很多人都以政治犯的名义都进了监狱。当时大家不都说嘛，没坐过监狱，这个人生不够完整。”严江征回忆。和平年代，这种情怀已很少有表现出来的机会，但在《芈月传》拍摄现场，当它忽然爆发而出时，还是令青年演员高云翔惊住了。在坝上草原拍摄时，郑晓龙一直对一个取景地非常不满，找了很多都没有合适的，年过六旬的他突然看到一个非常陡的山坡，“自己一脚就开上去了，那坡很危险”，高云翔回忆。

1978年4月3日，郑晓龙借用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关于法西斯的演讲，搞了一张标题为“控诉法西斯”的大字报。“我是（在）那个民主墙（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他平静地告诉《人物》记者。到了第三天，人们纷纷追随，把各种各样的声音贴在上面，这堵墙最终成了人民在“四人帮”下台后表达民主意愿的载体，后来被称为“民主墙”。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把反对极权、要求变革的打油诗、口号贴到公共空间是唯一能够获得迅速传播的表达方式。“晓龙是一个我可以把我的后背交给他的人”，严江征说。为防止被便衣警察发现，他们在贴大字报时总有一个人负责留意周围可疑的人，两个年轻人约定，如果一旦被发现，郑晓龙就大喊：“***的这小子是便衣！”因为那时的人们深深仇恨无处不在的控制，这样一喊，便衣就不敢出头了。

郑晓龙和严江征精心挑选了贴大字报的时间，那是一周第一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他们明白这个时刻还没有什么人在外面，但又临近中午，如果能坚持一两个小时，马上就会有很多人看到这张大字报，如果被大量的人看到，便衣就不敢在光天化日下把它撕掉，“他要揭的话，就挨打的”。“它只有产生传播效果，才能发生作用。”严江征说。那时他们就明白了在中国快速把事情做大的重要性，这在后期郑晓龙开始他的电视剧事业中，有过多次体现。

要对得起纳税人的钱

郑晓龙最终在“文革”后赢得了他的做事空间。当了3年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农村部记者的他，考上北大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担任编辑。虽然那时他已经30岁了，但比起60多岁的上司，已经算是非常年轻，不到一年他被提升为编辑室主任，两年后就当上中心副主任，那时中国因“文革”出现人才断代，急需年轻人补上空缺。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位于西三环航天桥旁，当年只有两排平房，冬天需要生火，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室，乒乓球台上铺一块大红丝绒布就是办公桌，但这成为于金伟青春记忆里最怀念的部分。已经是北京电视台购片部主任的她那时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尽管加班没有加班费，但中心的人都愿意周末出来干活，她觉得那些人身上永远有一种热腾腾的动力。

更让于金伟怀念的是中心的两位老领导，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的李牧那时负责中心的管理，郑晓龙负责创作。李牧虽然是中心主任，但在于金伟的记忆中永远骑着自行车从一条长长的石板路经过，那时中心没什么车，有车也全部用于拍摄，永远是戏为大。郑晓龙可以把很多机会让给别人，“在这个行业很难做到”，于金伟说，有很多年郑晓龙没有拍戏，往往是他把剧本弄好，把钱弄来，然后你来拍吧！

中国电视剧开始进入大规模制作，正源于1982年9月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以及1年后成立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挂靠央视，而郑晓龙所在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属于北京电视台，随后又被北京广电局收回。

“电视台很大，局很小”，郑晓龙记得，“大台小局”导致两个中心的命运极为不同，有央视广告作为靠山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大部分拍的都是《西游记》、《红楼梦》这种需要大量外景经费的名著类题材，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则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依靠国家拨款，到了1994年，郑晓龙当上中心主任，一年经费180万，“够给我们中心的人发工资的60%，70%”。

“电视台那会儿也在残酷的积累阶段”，郑晓龙说，1990年代开始，郑晓龙就呼吁电视台应该多花钱来购买好的内容，“你牛逼的是我有多少名牌栏目，我又有多少名牌的主持人，我有多少片子的版权，我说美国人把节目收入的70%用于节目，返还到节目创作上去”，但中国电视台有钱先掀起的是盖大楼风潮，在北戴河盖自己的度假村，在上海盖大剧院，甚至“投资在高速路上，它都不用在节目上”。郑晓龙记得，那时《渴望》的钱按照稿费算发，“一分钟10块、15块，你给它50分钟的节目你想才多少钱？”

四大名著在当时就像今天的IP，是已有口碑基础的优质内容，能把它们改编成电视剧，本身就是成功的一半，但郑晓龙没有足够的资金，他的方法是必须从故事阶段就开始原创，按有限的制作条件创造出合适的故事。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有一个译制部，翻译过巴西等一些南美剧，比如《女奴》、《匪帮》，这些剧后来在中国反响都不错，而且大多是家庭题材，最关键的是它们都可以在单一室内场景完成大部分拍摄，“穷则思变”，郑晓龙意识到“这样可以节省资金”。

在那时，郑晓龙就展示出高超的凝聚力，他很快依靠朋友推荐，筛选出跟他出身相似、生活在同一个圈子、有类似经历的大院子弟们一起创作，比如通过弟弟认识的其同部队战友的弟弟王朔，他们彼此之间总能看到其他圈子看不到的东西，在别人看来，王朔是玩世不恭的，但郑晓龙不这么看，“我觉得他们根本没看明白，我觉得王朔作品里面，就是包括王朔本人……他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悲哀”。

《渴望》的故事来自一种密集的头脑风暴，在北京蓟门饭店里，郑晓龙、王朔、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员工李晓明、郑万龙一起聊了3天，之后李晓明回去写大纲，一个月后拿回17万字的大纲，大家又开了三四天会讨论，然后李晓明接着回去写剧本。

不止一人和《人物》记者回忆起那种合作产生的创作力。于金伟后来回想，为什么电视中心能出那么多经典作品，直到有其他地方的人和她聊起他们的创作方式时，于金伟才恍然大悟，在别的地方，剧本都是一个人写，但在中心，有了一个创意之后，郑晓龙会找来王朔、冯小刚等人一起聊，那段时间几个人通常住在一起，每天就是讨论，一日三餐都在一块，这是聪明人之间的碰撞，作为领导的郑晓龙最后再把这些创意完善，把精华部分汇聚一体，变成一个好故事，交给一个人去写，交给一个人去拍。

直到今天，这种沾染着80年代思想解放自由氛围的讨论仍是郑晓龙在创作中最享受与最渴望还原的部分，如果有编剧写不下去了，他依然愿意当那个把大家都找来的人，请大家一起和编剧分享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具体的事。

1989年当讨论到谁来演《渴望》时，有人给他们推荐煤矿文工团一个新来的女大学生，张凯丽。听说这部50集的电视剧要拍摄10个月，作为女主角她必须要每天站10个小时，凯丽有些望而却步，导演鲁晓威在她的宿舍磨了很久，走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凯丽这时忽然说了句，导演，都这会儿了，家里也没什么好的，我做碗面条给你们吃吧。鲁晓威一下子非常感动，这种善良与对人的关怀，就是他们要找的刘慧芳。

来自工人阶层的凯丽很快发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洋溢在以郑晓龙为核心的创作组身上：他们的相处完全不像其他机关单位，而是更像一群哥们，“总是那样，‘哥们儿，过来吧，喝杯、吃点，聊聊。’”这些人经常在友谊宾馆的包房里半宿半宿地聊天。在她看来，这群大院子弟迫切地想要做出一些事情，他们更有魄力，也更有主人翁意识。《渴望》还只有20集剧本时，郑晓龙就敢开拍，“那时候一般人会想，哎呀，可别出事或者怎么样，好像他们脑子里没有这个……就是那种不怕事，敢想、敢干、没有包袱，不缩手缩脚。”凯丽说。

作为大哥，郑晓龙还有极强的危机意识，《渴望》开拍时恰好赶上1980年代末期那场运动，剧组中有些人参与了，凯丽记得，郑晓龙当时催他们赶紧拍，“谁要是有事的话，说我们已经拍了，就是不能抓走或者怎么样。”

尽管心中的美好抱负曾在青年时期被时代辜负，但郑晓龙似乎从未忘记他那种共产主义式理想化的初衷。从刘慧芳再到甄嬛再到芈月奠定了郑式文艺作品中典型的女性想象——几乎是集“漂亮、贤惠、善良、人见人爱”等所有美好品质于一身，但却要经历人间所有的惨剧，刘慧芳的扮演者凯丽这样总结。她认为，这种绝对的美好又遭遇了绝对的摧残是郑晓龙作品打动人心的内核，就像把一个东西死死砸在下面，等待给观众巨大的撞击。

演完刘慧芳，凯丽很长一段时间以为自己再也走不出来了。刘慧芳在人民心中被定义为一个伟大而令人感动的好人，很多观众在现实生活中一看到凯丽会立刻过来搂着她，抱着她，全身心想拥抱她，“他见着我之后，没有任何距离感……要是别的演员、偶像，他不敢……因为刘慧芳这个角色真的不一样，因为觉得你是个好人。”凯丽说，她开始担心自己的任何举动都会破坏他们美好的梦，担心自己如果拒绝他们的热情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如果她表现得有一点不耐烦，观众会立刻表现出惊诧甚至受到伤害的表情，“他马上就觉得，哎，你怎么这样啊？你也不是那么好啊。”从此，为保护这个乌托邦，哪怕再累再烦，凯丽都会在观众面前以刘慧芳要求自己。“那就是角色的魅力”，她对《人物》记者说。

郑晓龙在军队时期萌芽的人民意识，也在他进入电视艺术中心成为电视剧创作者后有过多次体现。他开始创作的1980年代恰逢中国第五代导演走向世界，其中的代表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中心比他更年轻的创作者心中，那种导演个人风格极强的作品带有强大的吸引力，许多人醉心于那些不流动、凝固和西安画派的沉重感，但当他们渴望在中心也创造一系列弘扬个人风格的作品时，被郑晓龙明确否定了。

“电视是个大众媒体，一定要尽力寻找大众对作品的接受力的最大值，一定要尊重大众的审美价值观。”他说。

更重要的是，中心支持创作的经费大部分来自依然贫困的百姓的税收，郑晓龙认为这种过于强调自我表达的东西满足的只是导演的个人创作欲，他们要对得起纳税人的钱。他见识过民间疾苦，下过基层，因此要求大家为人民创作，做更多人看得懂的东西，而不是追求个人与众不同的感受。

有闯劲儿

郑晓龙太想做事了，他的“想法非常开”，郑晓龙的前同事、朋友，导演李小龙这样评价。除了抓生产、向上级汇报，还要融资、弄钱，“郑晓龙特能套外国人的钱”，“就是你们谁的钱我都敢要”，他的目标明确：“只要我们能做出电视剧，好的电视剧。”

即便如此，《渴望》拍到后期还是资金断了，郑用各种方式提前变现，“我就到处去找人，碰着一个香港商人，还有境内的一个出版社，我就说你们买这个音乐版权肯定你能赚着钱”。他把那个过程称为化缘，常常要“一边弄剧本，一边到处去化缘，拉赞助，然后请人家投资”。

匮乏最终也以匮乏的方式回报了他。他是现今中国少有的，从剧本、选演员、摄制到剪辑都能完全掌握且有强大把控能力的导演，无论在电视台还是互联网平台，在专业人士还是官方体系里，他都有独一无二的号召力。采访时，很多编剧都表示入行的第一天就渴望有朝一日和郑导合作，资深编剧王宛平为郑晓龙创作了《金婚2》，“他人很好，但是他特别懒……有时候你写写写，他也不看”，等到剧本已经写到20集，郑晓龙一看发现偏了，就要求重写，“给我气的”，王宛平说，但最终只能照做，“你哪敢跟他（理论），他是那么资深一个导演。”王宛平说。

郑晓龙容易给人留下亲和、没什么架子的印象，《人物》记者第二次采访他时，到了中午，直接被留下来吃饭。“他就像个小孩一样，他就会主动地去炫耀自己喜欢的小玩意，”编剧巩向东说，“他养的那些锦鲤，他会给你讲，它们怎么吃，它们的表现。”只有拍摄时，周围的人才会发现他个性中较真、耿直的火焰依旧燃烧。他的妻子王小平告诉《人物》记者，郑晓龙是中国少有包括调光、配乐、声音混录等全程跟着的电视剧导演。《甄嬛传》拍摄期间，于金伟去过几次《甄嬛传》剧组，“冬天在横店，我去一次在那待一天，冻得半截腿都是冰冷的……然后晚上我们说，不行找个地儿泡泡脚做足底再回去睡觉”，郑晓龙坚决不去，“他说我得赶快回去看看剧本，明天我还要接着拍呢”。

1992年，郑晓龙继续他的室内剧探索，那一年他总策划了《编辑部的故事》。学者尹鸿看完之后就意识到它必然会在审查上遇到“非常大、非常大”的阻力。

而在这件事上，郑晓龙再次展示了他的突破能力。《渴望》播出后，受到当时主管文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的喜爱，他特别在中南海接见了《渴望》剧组。到了第二年春节，领导要下基层，李瑞环可以选择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人艺，一个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他说我不去人艺，我去艺术中心”，郑晓龙记得，也是在那一次，李瑞环看到艺术中心简陋的平房，带来了几百万拨款。还有郑晓龙之前递去的《编辑部的故事》录像带，郑晓龙当场问李瑞环的意见，他记得李瑞环说他很忙，但是录像带中办的年轻人看了，“中办的年轻人他们的水平应该可以吧？然后他们都说好，我想这个片子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在郑晓龙的印象中，李瑞环这个话一说完，片子就全部顺利通过了。

到了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郑晓龙决定让他们的事业再前进一步，这一次他决定不再依赖拨款，而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贷款拍摄这部电视剧。

郑晓龙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希望用版权抵押，但中国银行只接受房地产或者机器设备，郑晓龙又给李瑞环写了一封信，“当时第一句话就是，‘瑞环大叔，我们爱你没商量’，然后就讲瑞环到内蒙古那个什么什么讲话，我们听了以后很受鼓舞什么什么的。”让郑晓龙难忘的是，同事告诉他，李瑞环看了那封信后哈哈大笑，然后说这帮年轻人是有闯劲的。郑晓龙有把握用这种方式给李瑞环写信，因为他看重李瑞环天津平民出身，“这个人是有幽默感的，而且你跟他开玩笑他还挺高兴。”

李瑞环最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为郑晓龙批出150万美金，郑晓龙记得报告上写着：贵鲜同志，我看此事可行，且数额不大，请大力支持。

当时，《北京人在纽约》的播出权已经卖给了央视，拍摄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还是三点多，但在拍摄中途，汇率一下子变成了六点多，“可能你原来借了100万，你再还人民币的时候给你还300多万，现在可能你就要还600万、800万了，你知道吗？就没法还，就还不起了。”郑晓龙当时就急了，他打算和央视多要一些钱，但失败了。他必须拿出能和央视博弈的砝码。

那时，电视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个节目卖给央视，还可以卖给另外5个省，这件事不会写在合同里。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他们迅速找到5个最有钱的地方电视台签了合同。之后，郑晓龙拿着这个合同重新和央视谈判，如果不涨钱，就在这些地方台发二轮。《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中央台忽然出来一个字幕，《北京人在纽约》的二轮发行权在央视，他们因此获得了额外的、足以还清贷款的收入。这也是央视第一次公开承认有二轮的做法，自此二轮售卖从潜规则变为会被公开谈判写进合同的条款，大大增加了节目内容的制作经费。

事实上，郑晓龙拿到的那笔贷款根本没有任何抵押，属于领导特批，是挂在105账上的，105意味着中央帐，往往是“肯定还不回来”的，他完全没必要担心。但郑最后履行了承诺，对方“没有想到我们一年以后连本带利就全给还上了”，郑晓龙说。

多年之后，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高飞在和郑晓龙合作工作室时，也充分体会到郑晓龙对于守信的看重。在谈对赌时，郑宁愿少拿一点，也要确保自己的承诺一定能兑现，实际上他第一年的业绩就远远超过了乐视对他的期待，“当时按照现在乐视的股价来讲，他可能能多拿10个亿”，高飞说。

黑猫白猫

1985年，25岁的海岩出版了他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便衣警察》。小说的责任编辑就是郑晓龙的太太王小平，当时她是作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给小说起名时，海岩很苦恼，过了很多天，他告诉王小平，实在想不出来，王小平觉得本身写的就是一个便衣警察，干脆就叫《便衣警察》吧，朴素又具有现实意义。

海岩本身也在公安系统，“文革”中受到压抑的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充满倾诉欲，这种反思、疑问最终导致他们把自己的情感寄托投向文学，“他会把自己对社会的认知，自己对人性的思考，自己对历史的这种观点，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他想表达，他想影响周边的人”，海岩说。

1982年，郑晓龙进入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时，赶上的正是这样一波作家或普通人开始根据自己的人生素材和个体感受去创作作品的现实主义文学潮。很大程度上，这股现实主义文学潮缘于“文革”之后，人们主动反对官方对现实的定义，表达的积极性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和调动起来。

《北京人在纽约》之前，有一部讲述夫妻其中一方出国，另一方留守的电影《大撒把》，郑晓龙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他的灵感来自于1990年代初身边大量出国的朋友。电视剧《金婚》也是因他父母吵架而得来了灵感。但即便是生活小事，出生于1950年代的郑晓龙仍忍不住把他宏大的时代情结藏在剧里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中，《金婚》共50集，让郑晓龙得意的是，这50年里，每一年的国家重大事件，包括“文革”、“毛主席去世”、“周恩来去世”、“四五”，还有“天安门诗抄”……他都表现到了，“你看，跟政治结合得非常紧”，郑晓龙说。

中国都市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者大多与郑晓龙密切相关，他们是冯小刚、赵宝刚和海岩，前两位是郑晓龙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下属，海岩的小说《便衣警察》第一个电视剧改编者便是郑晓龙。

中国电视剧发展到了2015年，题材已经大部分改编自诞生于网络幻想的神幻仙侠文学，比如《花千骨》、《琅玡榜》、《大汉情缘之云中歌》等，它们大多与现实无关，架空在想象世界。为吸引观众注意力，很多架空剧追求强情节性甚至牺牲真实逻辑。

“他们有一个工具专门统计，几个几个点，什么什么收视率高了……有卡着那个点在写剧本，所以你可以不走脑子。”编剧王宛平告诉《人物》记者。

谈起这一类型下的大部分作品，“雷”经常会是出现的第一个形容词。在很多人看来，这类作品更注重情感煽动，却对情节的逻辑性毫不考究。《人物》记者曾采访知名古装偶像剧导演于正，说到成功的秘诀，他把这归结于对人物情感关系的过度夸张渲染，以此来刺激观众。

于正曾经找到于金伟希望北京卫视能播出自己的电视剧，于金伟对他表示了疑惑，“我就跟他讲，这皇帝在前朝在殿上跟大家议事呢，他皇后噌噌噌走过来就开始说话，我说那你家客厅（也不能）这么干吧？”于金伟记得于正当时就笑了，他说我就想推进矛盾就给弄了，“但北京人看就觉得你这太随意了，很多故事太小儿科了”，于金伟说。

海岩曾经和一些二十四五岁的年轻编剧交流过，他发现他们的工作过程已经被某种人们想象或计算出的商业力量过度主宰，创作的开始变成了制片人先跟电影终端市场比如院线交流，哪一类题材更容易火，谁演谁导票房更好，然后编剧开始分派这些任务。

“你最近写什么？”海岩问。

“写谍战呢！”

“你了解吗？”

“嗨！大概有个梗概就编呗，古今中外的，反正移呗！”

这让海岩感到陌生，“当时我们要觉得写一个东西……这个情节好像上一次用过的就不好意思再用”，在他们这些现实主义者提笔写作的年代，追求的往往是去书写真实的现实和自己的内心感受。

郑晓龙和妻子王小平对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表示了担忧，许多词汇已经很少出现，比方说“现实主义”，比方说“真理”和“真相”。他们明显感到“文革”之后，人们似乎又被新的强效果论控制和洗脑了。有人奉行戈培尔效应——用心理累计暗示给人洗脑，他们认为声音越大，杂音越多，就能掩盖真相。

海岩很长时间不再创作了，一方面是涉案剧被禁后，可创作的现实题材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觉得现在你写了半天，还争不过那些就是很商业、很普通的片子，不是自取其辱吗？”

这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似乎也越来越被社会上的实用主义的气息所笼罩。郑晓龙向《人物》记者回忆起一次去南昌看到的情形，那时他正要穿过八一大桥，当看到桥两边巨大的石头雕塑，一只黑猫，一只白猫时，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那对石雕致敬的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那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踩到生活的点子上

毫无疑问，一个现实主义者创作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阶段，是时代最开放的时期。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10年，郑晓龙和他领导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出《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春草》、《永不放弃》、《金婚》等堪称具记录时代意义的电视剧作品，因紧跟时代和现实，它们成功塑造了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有人曾这么总结它们的影响力：“1990年《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出国率下降；2007年《金婚》播出后，离婚率下降。”

而在这个时代结束后，当创作者寻找新的方向时，当郑晓龙听到有人总结，远离共产党就会避免被审查的创作宣言时，他在内心里感到悲哀。

如今，囿于创作空间和商业力量的影响，即便现实主义题材已经寸步难行，郑晓龙仍在坚持使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在他看来，现实主义也是对事件真实逻辑和人物合理性格的尊重，从而令人获得对现实的启发。当然，尊重真实逻辑的背后，也意味着工作量的巨大。

郑晓龙的妻子王小平在做《甄嬛传》编剧时，为保证角色性格真实，有名有姓的角色设置了150多人，每个角色的年龄、性格特征以及角色之间的关系，场次数……她都一一附在后面，供郑晓龙在挑选演员时把握。拍摄前，郑晓龙专门请专家带自己去了5次故宫，对剧本提到的空间进行一遍遍核查，如果剧本里任何故事发生的场景与实际空间逻辑不符，他都会要求推翻重来。

在今天这个天价酬劳不断涌现的资本盛世，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郑晓龙还在坚持这样缓慢、精雕细琢的创作方式，打造剧本就需要一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会不断地推翻重来。他是如今少有从剧本一直亲力亲为跟到剪辑阶段的导演，《芈月传》郑晓龙反复剪辑了4次，他笑着把这归结为自己的不自信，“拍的时候你会觉得感动，剪接的时候你会感动，然后最后混录的时候，又一次被感动，这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他相信这正是他的电视剧之所以长销的秘密——一个反复感动过创作者、令其不厌其烦观看多次的作品，也必将反复感动观众。

正是这种周密、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给郑晓龙制作的大部分电视剧带来了长销效应。有网友吐槽，2013年春节长假期间，“安陵容”一天之内就在电视上死了三回，河北卫视甚至在春节期间打通全天时段，号称“24小时不间断播出”。有人曾经评价，“甄嬛”第一遍看的是剧情，但到了第二遍，第三遍，则更喜欢看她们怎么过日子的，包括赏画、品乐、美食……郑晓龙创造出一个《红楼梦》般丰富的世界。

回望自己的创作岁月，郑晓龙坦言从未想过他的作品会有这样的能量。他认为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喜爱，正是因为他对于现实的尊重和谦卑带来了回报。尽管同时代也出现了以追求哲思和个人风格化著称的第六代导演，但郑晓龙却始终把现实形象的塑造放在首位，“我觉得形象大于思维，你把形象做好了，思维是他们后人赋予你的。”他以毛泽东对曹雪芹的评价举例，毛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但曹雪芹根本没照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去写，“曹雪芹哪懂什么封建社会……他按照那会儿生活的逻辑来写”，郑晓龙说，“很多根本不是我踩点子了，是我踩到了生活的点子上，而不是我踩到什么思想的点子上。”

因《渴望》导致犯罪率降低，受到过公安部表彰，在这个逐渐多屏分众的时代，郑晓龙却仍渴望自己能赢得大众的热爱。尽管前期有些争议，但《芈月传》后来不断上涨的收视率又一次给这位国民导演以信心。“假如我的作品当中，传达这些我认为正确的东西，观众都不买账，那我会觉得，嗯，是不是我错了？但是恰恰是我这么做，观众都买账，这就是观众给我的支持啊，绝大多数观众在支持我。”郑晓龙说。采访那天，他忽然起身，“你们等等”，随后，在三个房间进进出出，几分钟里，翻出一堆打印好的A4纸，上面都是网上对《芈月传》的赞美，这些赞美是他的公司特意为他收集的。他很少上网，信息来源依旧靠订阅报纸、与朋友聊天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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