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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外殖民史: 数十万南洋姐“卖”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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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创歌词网】 数十万南洋姐奔赴海外 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到海外卖淫为生,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卖淫人口大流动。由于南洋群岛是其最为庞大的聚集地之一,因此中文直接称其为南洋姐。 追溯日本南洋姐的足迹,如果
数十万南洋姐奔赴海外
 
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到海外卖淫为生,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卖淫人口大流动。由于南洋群岛是其最为庞大的聚集地之一,因此中文直接称其为“南洋姐”。
 
追溯日本“南洋姐”的足迹,如果以上海、香港为中心的话,那么北起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部,南止于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马来半岛,朝西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直将势力范围延伸至好望角;向东更是渗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
 
日本官方统计,1908年“南洋姐”总数有30791人,尚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偷渡者。仅在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仅在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
 
当时,“南洋姐”月收入有70-80美元,远高于当地木匠、钢铁工人、橡胶园工人,堪称高收入人群。一战后,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日本意识到这是“国丑”,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人数从此大减。
 
虽然这群以世界为舞台的“南洋姐”几乎没有留下显眼的记录,人们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们的存在,但她们展现给世人的是另类的近代日本发展史,另类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南洋姐与华工的因缘不浅
 
在那段华工和印度劳工的遍布的年代,日本以数十万妓女的另类输出,其间有着不浅的“因缘”关系。
 
关于南洋姐的故事,日本作家山崎朋子曾根据那段历史,创作了一篇纪实电影作品《望乡》。之后这部作品还被熊井启拍成电影,影片备受好评,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电影反映的就是,20世纪初日本政府动员了一批妇女到南洋去做妓女,她们所得的收入,是要用于日本现代化建设。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现的真真切切,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卖春女的代名词。
 
 
电影《望乡》剧照
 
1830年前后,黑奴贸易近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华工和印度劳工的崛起。华工和印度劳工一般是单身前往,在其落脚的地方,青壮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艰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决生理欲望的“宣泄口”,大量华工和印度劳工的移住,形成都市社会,这就为娼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正因为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基本上与华工和印度劳工活跃的地区相重叠。另一方面,在作为管理者的欧洲殖民者看来,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种“软性”的润滑剂,可以调剂劳工枯燥、单调的生活,让他们安心劳作。
 
为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对日本娼妓的进驻,采取的是默许甚至是欢迎、支持的态度。当时日本的媒体也曾将“世界劳动国”的中国和“世界卖淫国”的日本“有机”地摆放在一起,来阐述中日两国不浅的“因缘”关系。
 
 
长崎的特殊背景
 
“南洋姐”与长崎的特殊背景有关。17世纪中叶,幕府确立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然保留了一个对外的窗口——长崎港。从江户时代中期起,许多天草、岛原地区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长崎。
 
在那里,中国船和荷兰船进行着贸易活动。由此,在长崎出现了面向外国男性卖淫的“游女”群落。1692年丸山游廓容纳了1443名“游女”,成为江户时代颇具代表性的花街。并且,长崎专门为中国人、荷兰人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允许“丸山游女”有条件地出入。
 
服务中国人的“游女”被称为“唐人行”、“唐馆行”、“馆内行”等,而出入荷兰馆的“游女”则被称为“出岛行”、“兰馆行”等。这表明,长崎一带面向外国人的卖淫活动是有历史渊源的,以外国人为最优先服务对象的性雇佣关系,在“丸山游女”那里就已确立基本形态。
 
 
大和民族的“性”宽容
 
大和民族对“性”的宽容以及性道德约束机制的缺乏,也是近代日本“南洋姐”泛滥世界各地的一大原因。大正年间,日本一位小学教师观察天草的风俗人情后曾这样评述:“这个村的敝风,是充当娼妓并不为耻,而是被认定为一种职业。正是将其视为维持生计的职业,所以不会形成轻视、蔑视的风气。”
 
明治维新之后,在接受文明开化的日本知识阶层中间,逐步确立了如下观念:卖淫女是脱落于日常社会的“丑业妇”。但在这一过程中,数以万计的“南洋姐”已经迈出国门,奔向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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