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检讨（全文）

刘少奇的检讨（全文）

从“检讨”可以看出“文革”的荒诞

    我的检讨

     刘少奇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档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方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埋。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档。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ＸＸ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ＸＸ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ＸＸ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ＸＸＸ建设的某些重大专案，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分信任ＸＸ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ＸＸ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ＸＸ同志的讲话的档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同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的。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