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别”解古典诗词

　胡适那一代人，自幼受旧文化熏陶，又接受西方教育多年，两相冲撞，火花四溅。于是，对于旧文学，便有了许多数百上千年未有的颠覆看法，有了让大多研读旧文学者震悚，“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几乎感觉石破天惊的论断。

　　胡适那一代人，自幼受旧文化熏陶，又接受西方教育多年，两相冲撞，火花四溅。于是，对于旧文学，便有了许多数百上千年未有的颠覆看法，有了让大多研读旧文学者震悚，“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几乎感觉石破天惊的论断。通过对胡适研究旧文化、旧文学著述的阅读，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胡适不仅是新文化，文学得风气先的倡导者，同时是以现代眼光梳理旧文化、文学，重新考量其价值的有绝大贡献者。

　　胡适对古典诗词的研究，最早起于对“新文学”、“文学革命”的思考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即从“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的视角，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这样的看法，胡适后来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而来的。《三百篇》中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类……但是《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但是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若不经过这一变，决不能产生《焦仲卿妻》、《木兰辞》一类的诗。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为词……这是三次解放。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谈新诗》）

　　为何历史上需要“文学革命”，胡适认为，是因为文学“有病”了。病在何处？按胡适留学期间尚不完备的见解，有“无病而呻”；“摹仿古人”；“言之无物”……仅以“言之无物”看：“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弊，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仅由此考察，唐以下宋、元、明、清数百千年，言之有物之诗作，不过“寥寥如凤毛麟角”。这样的状态，不需要进行“文学革命”吗？

　　这样的思想，胡适在他那篇名文《文学改良刍议》中发展为“八事”。在避免“三病”之外加有“须讲求文法”，“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等。虽然这种归纳仍嫌粗放，并且未能究诘到根本，可这些文字在当时问世，仍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除去这样宏观考察古典诗词演变线索脉络，在一些具体作品探讨上，胡适也新见迭出。这一些“新见”，不仅震动当世，同时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