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四季歌【转】

  1976年，中华大地上自反“右”开始，历时整整二十个年头的特大文化浩劫随着林彪、江青集团的彻底垮台而宣告结束，春风起于青萍之末，冰封多年的中国政治和文化冻土开始消融，饱受东方专制主义扼杀的中国当代文学残枝着花，枯木逢春，至80年代中后期，迎来了一个长达十余年之久的繁荣时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甚嚣尘上以及意识形态的打压，从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开始，在金钱拜物教、政权拜物教和娱乐拜物教的合围下，中国当代文学的道德脊梁断折，当代文人的精神群体错乱，中国文学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样，在国人的一片哄笑声中，“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满手是泥”“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迅速淡出时代的视线，消失在肃杀的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到2006年底，尽管尚有少数优秀作家不时捧出他们的抗鼎之作，但就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来说，大师缺席、百丑跳梁、秽臭不堪、气息奄奄已是不争的事实。从1976年至2006年，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当代文学完整地走完了春、夏、秋、冬这样一个四季的轮回，演唱了一曲荣、盛、衰、枯的《四季歌》。

　　

　　1976年４月５日从天安门广场席卷而起的一场民间诗歌运动狂飙，掀动了长期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沉沉暮霭的一角，给万马齐喑的时代和文坛，放进了一缕曙光。希望的天使，扇动着春风和阳光的翅膀，翩然回到了暌违已久的人间。中国文学，率先从“左”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迎着料峭的春寒，萌芽、抽枝、吐蕾、启绽，最终织就一幅繁花似锦、落英缤纷的春景图。

　　回望1976-1986新时期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夜空，可谓群星璀璨，皎皎生辉；潮流滚涌，异彩纷呈。

　　小说创作独领风骚：这一时期，小说创作领域先后涌现出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轫、因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的“伤痕小说”（代表作家与作品有：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宗璞《我是谁》《弦上的梦》《三生石》、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中杰英《罗浮山血泪祭》、锦云《笨人王老大》、冯骥才《铺花的歧路》《啊！》、竹林《生活的路》、戴晴《盼》、叶辛《蹉跎岁月》、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邓友梅《话说陶然亭》等）；以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为发轫之作的“反思小说”（代表作家与作品有：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谌容《人到中年》、张贤亮《绿化树》《土牢情话》《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龙种》《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男人的风格》、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刘真《黑旗》、古华《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相思女子客店》、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张弦《记忆》、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韦君宜《洗礼》、陆文夫《小贩世家》、丁玲《在严寒的日子里》等）；以王蒙《在伊犁》、韩少功《爸爸爸》为代表的“寻根小说”（代表作家与作品有：王蒙《在伊犁》、韩少功《爸爸爸》、刘心武《钟鼓楼》、冯骥才《三寸金莲》、邓友梅《那五》、阿城的《棋王》《孩子王》、王安忆《小鲍庄》、贾平凹《商州初录》、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王蒙《活动变人形》《高原的风》、陆文夫《井》、林斤澜《矮凳桥传奇》，冯骥才《三寸金莲》、高晓声《觅》、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异乡异闻录》、莫言《红蝗》《筑路》《枯河》《秋千架》、李锐《厚土》《吕梁山风情》、铁凝《麦秸垛》、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乌热尔图《七叉犄角的公鹿》、艾克拜尔•米吉提《瘸腿野马》、江浩的《盐柱》、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以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为代表的“大墙小说”；以王蒙《夜的眼》《蝴蝶》《布礼》《春之声》、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意识流小说”；以残雪《山上的小屋》为代表的“荒诞小说”；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小说”（代表作家与作品有：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柯仁路《新星》《三千万》、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包产》、路遥《平凡的世界》、张锲《改革者》、水运宪《祸起萧墙》、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矫健《老人仓》、王润滋《鲁班的子孙》、张炜《秋天的愤怒》《古船》、贾平凹《浮躁》《腊月正月》、苏叔阳《故土》、何士光《乡场上》、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路遥《人生》等）；以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代表的“知青小说”（代表作家有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韩少功《飞过蓝天》《萱草的眼泪》、张承志《北方的河》、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孔捷生《南方的岸》《大林莽》、郑义《枫》、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甘铁生《聚会》、张蔓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陈村《我曾经在这里生活》、懿翎《十三界》、晓剑《世界》《青春梦幻曲》、陆星儿《达紫香悄悄的开了》、叶辛《蹉跎岁月》《孽债》、阿城《树王》、张抗抗《隐形伴侣》《爱的权利》、竹林《生活的路》、陆天明《桑拿高地的太阳》、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老鬼《血色黄昏》、乔雪竹《寻麻崖》、彭瑞高《贼船》以及张炜、柯云路、李锐、肖复兴、李晓和王明浩等人的系列小说）；以姚雪银《李自成》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以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为代表的“军旅小说”；等等。在这十年的小说创作中，魏巍的《东方》、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刘心武的《钟鼓楼》、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下）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新的诗群崛起诗坛：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复苏滥觞于天安门广场民间诗歌激情与良知的爆发，长时间运行于高压之下的“地火”在新时期第一缕曙光的牵逗下，终于冲破了地幔与地壳的重重封锁，制造了一场壮丽的喷薄，那冲天而起的沸腾的岩浆，礼花一样蹿升和抛洒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皇天厚土之间，将中国当代文学审美的夜空，装点得无比绚烂夺目。而在这火树银花的文学不夜天中，崛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群，无疑是一簇升腾得最高、抛洒得最远、燃烧得最为璀璨的礼花。

　　新时期的“朦胧诗”直接渊源于诗人食指（郭路生）60年代的诗歌创作（食指的代表作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海洋三步曲》《鱼儿三部曲》等），得名于诗人章明1980年8月发表在《诗刊》上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它是一个荒谬的时代在一代觉醒的青年心灵上的投影和回声。十年浩劫结束后，以活跃于地下刊物《今天》杂志上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芒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带着他们具有强烈反省、反诘与反叛的思想特质，艺术视角和创作手法迥异于“文革”诗坛的作品(如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双桅船》《神女峰》、顾城《一代人》《弧线》《星星变奏曲》、江河《纪念碑》、杨炼《大雁塔》《诺日朗》、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多多《致太阳》、梁小斌《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王小妮《我感到了阳光》、廖亦武《大盆地》等)，旋风般地由地下状态转入公开，狂潮一样荡涤着贫乏僵死的诗坛。锁闭已久的诗学领地和长期遮蔽的话语空间在这股新诗潮的撞击之下，訇然开启，现代意识的阳光流泻于中国诗人久已蒙蔽的心房，中国诗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坛，接受了自“五四”以来一次最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洗礼。新的美学原则在世人一片惊诧的目光和滔滔的毁誉声中崛起，“朦胧诗”由此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识。

　　与此同时，一批在新中国诗坛上消失已久的中老年诗人重返诗坛，唱起了“归来的歌”。这些诗人主要包括五六十年代蒙受冤屈的艾青、公刘、辛笛、陈敬容、郑敏、未央、胡风、罗洛、绿原、牛汉、流沙河、白桦、林希等人，他们因艾青诗集《归来的歌》而被人们称为“归来诗人”。其代表作品有艾青的《失去的岁月》《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鱼化石》和流沙河的《归来》等，这些诗歌在80年代初也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此外，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旗帜上，还招展着柯岩、李锳、王石祥、雷抒雁、张学梦、骆耕野、李发模、熊召政等人的名字。

　　

　　其他样式全面繁荣：新时期十年，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一个各种文学样式全面繁荣的春天——

　　剧本：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了苏叔阳《丹心谱》、宗福先《于无声处》、崔德志《报春花》、丁一三《陈毅出山》、白桦《曙光》、所云超《东进！东进！》、邵冲飞《报童》、甘肃省话剧团《西安事变》、赵寰、庞加兴《秋收霹雳》、赵国庆《救救她》、沙叶新《陈毅市长》、高行健《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着）《车站》《野人》、刘树纲《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锦云《狗儿爷涅槃》等话剧和魏明伦川剧《潘金莲》；梁信《从奴隶到将军》、李准《吉鸿昌》、前涉《小花》、白桦《苦恋》、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合着《屋外有热流》等电影文学剧本。

　　报告文学：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徐迟《歌德巴赫猜想》、刘宾雁《人妖之间》、柯岩《船长》、黄宗英《大雁情》、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黄钢《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理由《扬眉剑出鞘》等黄钟大吕般的作品。

　　散文：新时期十年也是散文的全面复苏和繁荣期。杨绛、宗璞、秦牧、黄秋耘、丁玲、张洁、唐敏、王英琦、铁凝、匡文留、冰心、臧克家、艾青、刘白羽、端木蕻良、冯骥才、严文井、刘绍棠、赵丽宏、素素、黄茵、黄爱东西、石娃、南妮、周小娅等老、中、青三代作家，向时代奉献出了一大批风格各异的优秀篇章。

　　而巴金先生杀青于1986年的“讲真话的大书”——由150篇散文组成的《随想录》，无疑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颠峰，这部“在纸面上树立”的“‘文革’博物馆”，是新时期十年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良知全面觉醒和回归的最伟大的成果，也是一代中国作家与诗人们共同的心声，它为1976-198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做了一个光辉的总结。

　　1976-1986这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反思的文学、呐喊的文学；也是激情的文学、奋进的文学；更是人生的文学、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了绞杀东方愚昧、播种现代文明、启迪民众智慧、引领民众冲破“左”的思想藩篱的历史使命，成功地扮演了“现代文明播火者”和“民众思想启蒙者”的历史角色。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特点，鲜明地表征为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和追寻，鲜明地表征为人的生命尊严意识的觉醒。它与人民的心灵息息相通，与民族的命运血脉相连，因而它迅速走进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灵，成为时代的主风景。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与作家，在民众的心目中，获得了无比尊荣的地位，再一次演绎了中国文学的旷世传奇。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特别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天空中，还徘徊着“左”的“倒春寒”的凛凛寒气，还飘荡着“左”的雨丝云片，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流毒尚未肃清，多数作品开掘表浅、艺术粗砺，昙花一现，没能经受住时间的汰洗。然而，自文学诞生的第一天起，“文学”即“人学”就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和宿命，特别是在时代需要文学担当先驱者重任的时候，遵从时代之命，是它责无旁贷的天职，除此别无选择。鲜花的本分就是在春天尽情地绽放自己，其他的只好交给季节去裁定。新时期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果树园日后究竟盛产几何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曾为我们奉献了一个群芳争艳的春天的花园。

　　以巴金先生《随想录》系列散文的完稿为标志，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约1986年前后)，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一个文化良知全面觉醒的新时期，作家、诗人们的生命意识和探索意识空前高涨，中国当代文学继续向着更高的艺术顶峰迈进：

　　一、从中国当代文学所处的政治生态来看：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向纵深推进，“左”的思想藩篱被彻底推倒，意识形态对文艺创作的钳制最大限度地得到解除，作家、诗人们的创作环境越来越宽松。

　　二、“朦胧诗”的横空出世，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廓清了艺术审美和创作手法上的障碍，文学最终回归到生命本体、语言本体和文学本体。

　　三、新时期前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精彩预演和全面繁荣，各种文学思潮的风起云涌，为1986-1990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通道，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涌入国门，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上述内因外因的合力作用下，特别是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嬗变：

　　“先锋小说”——渊源于西方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师承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杜拉斯 、科塔萨尔、卡尔维诺、富恩特斯、普伊格、罗伯•格里耶、布托尔、 萨洛特、贝克特等，以马原《拉萨河女神》为发轫之作，代表作家与作品有马原《拉萨河女神》《虚构》、洪峰《生命之流》《奔丧》《瀚海》、余华《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古典爱情》、苏童《罂粟之家》、叶兆言《五月的黄昏》、残雪《黄泥街》、格非《褐色鸟群》《迷舟》、孙甘露《少女群像》、北村《谐振》《逃亡者说》《归乡者说》、王安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等。

　　“新历史小说”——渊源于西方文学的“新历史主义”，师承于福克纳、马尔克斯、略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代表作家与作品作品有莫言《红高粱》、苏童《妻妾成群》、叶兆言《夜泊秦淮》、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等。

　　“风俗小说” ——渊源于东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从中可以觅见莫泊桑、契诃夫等大师的影子，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汪曾祺《大淖记事》《受戒》《异秉》《岁寒三友》《故里三陈》、邓友梅《那五》《烟壶》、陆文夫《美食家》《围墙》《小贩世家》《井》、刘绍棠《蒲柳人家》、冯骥才《神鞭》、林斤澜《矮凳桥风情》等。

　　“新写实小说”——渊源于西方文学的“存在主义”，师承于萨特、加缪、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风景》《落日》、刘震云《塔铺》《一地鸡毛》、刘恒《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等。

　　“女性主义小说”——渊源于西方文学的“女权主义”，师承于伍尔芙、波伏娃、杜拉斯等，代表作家与作品有：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陈染《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 无处告别》、徐坤《狗日的足球》《遭遇爱情》等。

　　“新生代诗歌”——渊源于西方文学的“后现代主义”，师承于庞德、艾略特、威廉斯、安德雷•考德拉斯库、肯尼斯•科克、史蒂文斯等。1986年《诗歌报月刊》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中国当代“新生代”诗人群体集中公开亮相，“朦胧诗”时代结束。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西川、丁当、陆忆敏、吕德安、周佑伦、蓝马、杨黎、尚仲敏、李亚伟等。

　　“痞子文学”——“痞子文学”最主要的特征是对“崇高”的消解与颠覆，作品中的“顽主”和“痞子”渊源于欧美20世纪20年代“迷惘的一代”、50年代“垮掉的一代”和60年代-70年代的“嬉皮士”。代表作家王朔，主要作品有《动物凶猛》《顽主》《一点正经没有》《谁比谁傻多少》《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等。

　　

　　文学备忘录：

　　（一）港台文学热——自1981年琼瑶言情小说首次进入大陆之后，特别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琼瑶的言情小说，席慕蓉的诗歌，三毛、林清玄的散文，柏杨、李敖的杂文，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等港台文学热，一次次风靡整个中国大陆，成为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化一道奇异的风景。

　　（二）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88年，凌力《少年天子》，路遥《平凡的世界》，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刘白羽《第二个太阳》，霍达《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肖克《浴血罗霄》、徐兴亚《金瓯缺》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1986-1990期间的中国当代文学，乘新时期前十年文学创作的强劲势头，继续走高。这一时期中国广大作家、诗人们艺术探索钻掘之幽深、创作手法运用之娴熟、美学流派风貌之多样，均为新时期前十年所罕见。这是一个正在孕育大师却惜乎最终没能产生大师的时代。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已开始出现严肃与反严肃的分野。之后，严肃一脉继续向着崇高前行，渐渐淡出时代的视线，消失在浩瀚无边的孤寂中；而反严肃一脉，则沿着脐下三寸滑行，与眼球和市场经济合谋，朝往欲望深处高歌猛进，文学渐渐演变为一场场“肉”的盛宴、“灵”的祭坛。80年代末，在意识形态、经济大潮和影视霸权“三军”联合围剿下，奔驰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列车遽然拉动了刹车引擎，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而不复返。

　　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陆板块，在市场经济狂潮的剧烈撞击下，发生大规模裂变。情色、血腥、快餐、搞笑类媚俗文学板块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曼舞，严肃类文学板块则黯然地从时代的前台退出，向着怀念和遗忘深处漂移……

　　一、文学阵地全面沦陷。这一时期，纯文学刊物停刊的停刊（如《昆仑》《漓江》《小说》等），变脸的变脸（如《天津文学》改名为《青春阅读》、《湖南文学》该名为《母语》、《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百花洲》改成女性文学专刊，《文学世界》改成中学生杂志，《人民文学》《芙蓉》《钟山》等放弃“阳春白雪”，选择“雅俗共赏”），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也都半死不活地硬撑着（如《十月》《当代》《收获》《诗刊》《花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人民文学》等等）。据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时期中国近900家纯文学期刊，勉强可以度日的不到100家。

　　二、文学操行全线失守。面对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和媒体霸权的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文人们的文学操行全线失守，作家们纷纷扔掉手中的武器，举起白旗，列队走进物质的俘虏群里，加入时代的狂欢。（1）精神产品商品化：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不再是它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市场占有的份额成为检验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2）创作思维市场化：与新时期前十五年不同，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们在创作时，大多左半脑思考文字，右半脑思考市场；（3）文学叙事“下半身化”：自1993年6月贾平凹出版《废都》之后，特别是在卫慧写作《上海宝贝》、棉棉写作《糖》之后，中国当代文坛“肉体叙事向丑陋一路狂奔”（朱大可语），文坛沦为“肉铺”；（4）严肃文学边缘化。这一时期，尽管巴老《随想录》系列散文已结集出版，但他所倡导的“找回失落的良知”在获得社会和文坛短暂的回应之后又迅速被摈弃。严肃文学无人喝彩，为“良知”而写作的严肃作家们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化，靠严肃写作过活已成缥缈的神话。“良知”一词，此时更多的只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三、文人精神全面崩溃。时代夺走了那些高尚者们手中的宝剑和心空中的太阳，扔给他们的是无边的虚无和黑暗。一些人崩溃了，死神的翅膀在他们的头顶滑翔。1990-2000前后，是中国文坛自“文革”以来第二个非正常死亡率奇高的时期：1987年3月，女诗人陈泮用手术刀割断大腿动脉静静地离开人世；1989年3月，天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结束了春暖花开的生命；两个月之后，他的好友，另一位天才诗人骆一禾，又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去世，年仅28岁；1990年10月诗人方向在浙江淳安服毒自尽，寂寞地奔向另一个世界；1991年1月4日，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士林区荣民总医院用丝袜自缢于点滴架上；1991年9月诗人戈麦毁掉了大部分诗稿后，投水溺死于北京万泉河；1993年10月，“朦胧诗”巨子顾城在新西兰杀妻自缢；1996年12月，“中国报告文学之父”、老作家、老诗人徐迟从医院的阳台上跳下；1997年4月某夜，特立独行的“文坛外高手”王小波因心脏病猝发而倒下；2000年3月，老诗人昌耀患癌症后在医院跳楼自杀，高车入云……自杀的阴影笼罩着文坛，对死亡的恐惧促使其他活着的作家和诗人们纷纷改弦易辙，加快了奔向眼球和市场经济的步伐。

　　四、文学秩序全面混乱。新时期前十五年的中国当代文学浪涛，一涛紧跟一涛，但基本上还是呈线形发展的，每个阶段的文学思潮基本上都表征为某个共同的母题；然而到了20世纪这最后的十年，涛横浪逆，乱象纷繁，除了这个“乱”字，已很难再用同其他词来概括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共同点了。

　　（１）先锋作家纷纷转型——曾经给汉语小说带来过翻天覆地变化的先锋小说家们纷纷“还俗”，退回到传统叙事。这一时期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天使的粮食》、格非的《敌人》《半夜鸡叫》、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洪峰的《起义者》、李锐的《无风之树》、蒋子丹的《左手》，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都畅销于市场。

　　（２）“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以其代表作《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山居笔记》等，在中国大地制造了一场“大文化散文”的飓风。朱大可谓之“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文化散文”流行的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余秋雨散文亦自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然余氏散文风靡而后，近年来各地中、高考考场，“泛文化散文”、“伪文化散文”泛滥成灾，已成中学作文教学的一大公害。不知这是否可以归咎于余氏散文的荼毒？

　　（３）文学快餐触网而生——痞子蔡以一篇《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神州大地掀起一股网络文学热潮，中国的e时代正式到来。继之，邢育森、宁财神、李寻欢、安妮宝贝、王飞雄、俞白眉、吴过等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家，以及全国数百万网络文学作者粉墨登场，文学快餐借助网络畅销天下，文学开始成为全民的“卡拉OK”。

　　（４）伪劣诗歌风靡校园——1990年， 汪国真《年轻的潮》《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等诗集风靡全国大、中、小学校园，一色的意象简单、思想空洞、哲理肤浅的伪诗，竟受到了亿万少男少女的追捧，汪国真狠狠地幽了中国当代诗坛一默。

　　（５）“身体写作”甚嚣尘上——新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的作家和诗人们已耻于使用大脑，开始用身体进行写作。卫慧、棉棉分别推出《上海宝贝》、《糖》，率先发出身体的尖叫；虹影、赵凝、安妮宝贝、春树、九丹、尹丽川等女作家及一大批会码字的文学女剑客前赴后继。中国文坛，一片叫春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个以男诗人沈浩波为首领、宣告“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的“下半身写作”的诗歌团体浮出诗坛，纯洁的诗歌床单上，布满恶臭的精斑。“下半身写作”的旗帜迎风招展，中国文学全面进入一个欲望狂欢的时代。

　（６）男女作家纷纷“触电”——中国文学从这一时期开始，全面进入了与影视联姻的新时代。有的抱团作战，更多的是单枪匹马。男作家中较早“触电”的是莫言、王朔、苏童，此后有陈源斌、周梅森、张平、叶辛、北村、张成功、麦家、柳建伟、何大草、熊召政、刘毅然、刘恒、 刘震云、余华、王蒙、二月河、石钟山、海岩、邹静之、朱文等纷纷跟进。女作家中较早“触电”的是池莉、铁凝，此外有王海翎、陆星儿、赵凝、毕淑敏、万方等人。这一时期，港、台、海外文学借助影视以更迅猛的势头席卷神州：言情琼瑶卷土重来，《还珠》系列再次风靡；武侠小说雄霸天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谱写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的文学传奇；旷世才女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被重新审视，中国大陆一时间涌现出亿万“张迷”……有论者对这一时期作家“触电”现象进行了概括，总结出这样七大门派——“言情派”（掌门人海岩）、“官场派”（掌门人周梅森）、“都市派”（掌门人池莉）、“帝王派”（掌门人二月河）、“侦破派”（掌门人张成功）、“武侠派”（掌门人金庸）、“言情派”（掌门人琼瑶）。

　　（７）情景喜剧娱乐全民——自80年代王朔创作《编辑部的故事》开始，到英达、梁左推出120集连续剧《我爱我家》，国产情景喜剧的创作宣告正式起步，之后《闲人马大姐》《东北一家人》《候车大厅》《心理诊所》《中国餐馆》《新幸福街》《男人四十跑出租》《网虫日记》《小房东》《炊事班的故事》《带着孩子结婚》《成长的烦恼》《家有儿女》《都市男女》《办公室》《旅奥一家人》《巴哥外传》《奥运在我家》《万家轶事》《客到我家》《老威的X计划》等一大批情景喜剧热播荧屏。特别是随着1999年情景喜剧剧场《630剧场》的开播，全国人民迎来了一个“欢乐总动员”的新时期。

　　（８）文学思潮影响式微——这一时期，尽管文坛先后出现了以“河北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作家与作品有谈歌《大厂》、何申《年前年后》《穷人》《信访办主任》、关仁山《九月还乡》《大雪无乡》、刘醒龙《凤凰琴》《分享艰难》、李佩甫《黑蜻蜓》《学习微笑》《败节草》、陆天明《苍天在上》、邓一光《我是太阳》、王蒙《恋爱的季节》、刘心武《栖凤楼》、王安忆《纪实与虚构》《旧址》、张炜的《家族》、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等），以韩东、朱文、毕飞宇、邱华栋、吴晨骏、何顿、述平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写作”，以林白、陈染、徐坤等为代表的“个性化写作”等文学思潮，但它们最终都没能像新时期前十年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思潮一样演变成社会思潮。

　　（９）寂寞散文宫花自红——相比于同期的小说、诗歌、影视创作而言，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无疑是最纯洁、最能代表严肃的文学精神，也是最为寂寞的。杨绛、季羡林、林非、王充闾、宗璞、袁鹰、李国文、雷达、梁衡、卞毓方、李存葆、周涛、朱增泉、韩静霆、刘亚洲、李元洛、李辉、贾平凹、王宗仁、杨闻宇、刘烨园、王小波、斯妤、筱敏、王开林、周佩红、林贤治、车前子、苇岸、王开岭、刘亮程、杜丽、马莉、冯秋子、潘向黎、彭程、洪烛、祝勇、周晓枫、张锐锋、止庵、何向阳、唐韵、瘦谷、王族、桂苓、黑陶、沉河、刘春、朱朱、雷平阳、敬文东、晨义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散文创作，为委顿的世纪末中国文学病梅馆，栽种下了一片坚硬的蔷薇。

　　（10）文学大奖风光不再——2000年，旅法华人作家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全球华人首次荣膺该奖项，但由于意识形态的严厉封杀，高行健获奖之事并未在国内引起多大反响，甚至绝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晓此事。这期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白鹿原》（修订本）、王火《战争和人》（三部曲）、刘斯奋《白门柳》（第一、二部）、刘玉民《骚动之秋》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张平《抉择》、王旭烽《茶人三部曲》（第一、二部），也都未能取得如前面几届茅盾文学奖颁发时的轰动效应。

　　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文坛，尽管出现了如韩少功《马桥词典》、余华《活着》《许三官卖血记》、张炜《九月寓言》、张承志《心灵史》、史铁生《我与地坛》《务虚笔记》、唐浩明《曾国藩》、铁凝《大浴女》、昌耀《命运之书》这样的优秀作品，然而，局部的春暖难于改变整个中国文学“苍山似海、残照如血”的悲凉格局。这一时期，市场经济的“腐尸和粪土”（海涅语）催生出了一片纷乱迷眼的“俗之花”，但是，表象的繁华却掩盖不了文学精神的肃杀。从无数作家和诗人们面向眼球和市场纷纷绽开的盈盈笑脸中，我听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一片“簌簌”的落叶声……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21世纪后，已是满目繁华，遍地危机。文学的雪季不可抗拒地降临于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市场的宠儿点着钞票在屋内取暖，纯正的文学精神冻死在荒郊野岭。让人眼见的是满天雪花飘飞的纷繁，感受到的却是彻骨的寒意。

　　

　　满目繁华（１）——主题词：“80后”、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下半身”、垃圾派、废话派、口水诗：

　　

　　“80后”•青春文学：1990年，中学生郁秀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出版，青春文学报春花开。1999年《萌芽》杂志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韩寒凭一篇《杯中窥人》脱颖而出，之后，青春文学大军迅速集结。这支揭竿而起的大军又大致分成两股势力，一股是以韩寒为代表的“叛逆派”，另一股是以郭敬明为代表的“忧伤派”。这支青春文学大军麾下战将如云，如“80后写作五虎将”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残酷青春”的书写者春树、李海洋、易术，“玄幻”城堡的构筑者周嘉宁，“80后五才女”颜歌、张悦然、顾湘、白雪、画上眉儿，“80后五才子”恭小兵、田禾、一草、水格、霍博，“青春疼痛文学”教母饶雪漫，“后青春文学”的举旗者管燕草，此外，还有许佳、孙睿、安齐名、赵鹏、戴漓力、彭扬、苏德、唐颂、吕晶晶、何小天、千里烟、蔡骏、王皓舒、郭丹、麻宁、马中才、朱婧、庞婕蕾、杉娃、李萍、易粉寒、明晓溪、郭妮、明前雨后、落落等各路英豪。这些写手大多出生于80年代，因此被总称为“80后”。他们在“青春文学”这面大旗的指引下，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迅速占领了市场和中国文坛的舞台。

　　然而，良莠不齐的青春文学，总体上呈现出幻美而贫乏的思想和艺术特征。人生阅历和文化修为上的稚嫩（这些有待于岁月的补给），不可能不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制约。单纯依靠想象而构筑起来的文学大厦，抗震能力可能都不会太强。而且，随着青春文学市场泡沫的泛滥，大量的情节构架和行文风格被低水平复制，青春文学开始出现模式化、类型化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不少青春文学作品中，充斥着迷茫、动荡、颓废、自虐和反叛，有的甚至祭起了性、毒品、凶杀等法宝，离开文学越来越远。“青春”成了禁锢青春文学的一道枷锁。因此有人将“青春文学”戏称为“青春痘文学”。

　　

　　网络文学：随着e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痞子蔡的网络爱情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互联网上的一炮蹿红，中国亿万码字爱好者们（包括已经成名的作家、诗人们）这时猛然发现了一条发表作品的便捷通道和扬名立万的捷径，于是，几乎一夜之间，网络文学便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新生代”、“晚生代”和“超晚生代”触网了，于是“青春文学”更加波澜壮阔了；中老年作家、诗人触网了，于是原本寂寞的案头写作立马变得热闹起来了；传统纸质媒体触网了，于是他们“左手一只鸡”（纸刊），“右手一只鸭”（网刊），笑盈盈地走在回市场娘家的小路上了；民间刊物也触网了，他们把长年憋在心里的怒气和才气一齐发泄到帖子上，于是终于找到与公开出版物平起平坐的感觉了；最后，博客文学也赤“博”上阵了，于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文学潮流汹涌起来了……

　　网络文学的兴起，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它对繁荣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自然功不可没：

　　（1）“还权于民”：网络文学兴起的最大功绩在于它剥夺了长期以来被极少数人（作家、诗人们）垄断在手中的文学话语霸权，把文学的话语权重新交还给了人民大众。文学话语权原本就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诗经》就是民众智慧的结晶，只是到了后来，才一步步被职业文学创作者们收入魔瓶之中。从还文学创作权于民众这一点来说，新世纪的网络文学运动与20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期中国大地所出现的全民诗歌运动，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

　　（2）“文学的强心剂”：网络文学兴起的第二个功绩在于它极大地鼓动和鼓舞了人民大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文学创作热情，给了他们以极大的创作自信心，以及发表欲的及时满足感，同时也给他们铺设了一个无比广阔的文学视野，打开了一个八面来风、左右逢源的艺术借鉴渠道。《起点》《榕树下》《天涯社区》《红袖添香》《西陆文学》《幻剑书盟》《新散文》等一大批文学网站，新浪、搜狐、和讯、博客中国等众多博客，以及其他多得难于计数的网站论坛和BBS，为中国浩浩荡荡的码字大军提高了一个充分施展文字才华的天地大舞台。而慕容雪村《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萧鼎《诛仙》、玄雨《小兵传奇》等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品的一夜蹿红，又在他们眼前展示了一幅幅诱人的前景，不断地刺激和膨胀着他们的写作激情和成名欲望。所有这些，都裹挟着中国码字大军“一家老小向前冲”，给濒死的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3）“造星机器”：网络文学，俨如一架高速运转的“造星机器”，制造出了一大批网络作家或写手。安妮宝贝、痞子蔡、慕容雪村、夏岚馨、廖无墨、彭希曦、林长治、恭小兵、宁财神、李寻欢、邢育森、雷立刚、蔡骏、秦歌……这些“各领风骚两三年（月、日）”的网络文学作家或曰写手们，就是网络文学这块菜畦长出的一片大白菜。如果读者诸君不厌其烦的话，我可以列出几页甚至十几页此类网络作家或写手的大名——但估计你们是没有这个耐心看的。一句话，新世纪的网络文坛（如果真的形成了这么一个“坛”的话），已远非当年的水泊梁山可比。今日网络文坛之声势，恐怕早已超过了几个甚至几十个梁山泊；今日网络文坛之“英雄”，恐怕要用几个甚至几十个“一百单八将”来计数了。

　　由于准入门槛的零要求、人员数量的超庞大、人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加上写作上的仓促欠打磨，网络文学的大观园里，“蝴蝶与苍蝇齐飞，鲜花共粪便一色”。在这些网络文学作品中，当然不乏优秀之作，也不排除今后会出现传世之作的可能。然而就目前网络文学创作所呈现的客观事实来说，体现严肃文学精神的作品数量微乎其微，情色、暴力、玄魔、颓废、搞笑之作则洋洋大观，网络垃圾布满文坛。我有一年曾在浙江某地一个珍珠厂看见这样一幅景象：在养珍珠的河边一角，遗弃着一堆发着恶臭的蚌壳和白色塑料汽泡膜，在这堆蚌壳中，当然不排除有着一两颗由于疏忽而被遭抛弃的珍珠——我看当代中国的网络文坛现状，恐怕就是这副模样。

　　

　　“下半身”、垃圾派、废话派、口水诗：当严肃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要吸引大众的眼球，对于那些脑子已进水的出名狂们来说，便只剩下最后一招了，那就是——脱、排、吐。

　　脱——20世纪末的“下半身写作”者们，大多只敢在文字中意淫一番。发展到了21世纪初，“下半身写作”就公然升级为真正的“行为艺术”了。2003年，木子美在“博客中文”网站上发表网络日志《遗情书》，公开她与52个男人的性爱日记；2004年1月5日起，竹影青瞳在“天涯社区”的个人博客上推出“竹影青瞳大事记”，实时更新自己的裸照和文字；2005年5月15日起，流氓燕开始在“天涯社区”贴出文字和裸照，引起“天涯社区”的服务器瘫痪……此外先后参与这场“脱裤子比赛”（朱大可语）的女剑客，还有二月丫头、菊花姐姐、木木、会怀孕的木乃伊等。

　　排——无法通过香气来吸引眼球，于是便有人想到了以腥臭来勾引大众的鼻子，引起世人的注意。这一类人以诗人沈浩波、徐乡愁为代表。沈浩波主要表现为“排精”（前文已述，兹不赘言），而徐乡愁则更多地表现为“排便”，他所倡导的“垃圾派诗歌”，立志为祖国贡献垃圾和粪便，《人是造粪的机器》《屎的奉献》《我的垃圾人生》等诗歌便是他的代表作。

　　吐——自惭形秽于脱，管道不畅于排，于是只好发挥嘴巴的功能，吐“口水”了。这一时期，以诗人杨黎为代表的“废话派”，假探索之名，制造了很多纯属废话的“口水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口水诗”泛滥诗坛。之后出现的赵丽华的“梨花体”，便滥觞于此。

　　

　　满目繁华（2）——主题词：长篇小说

　　

　　在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畸形繁荣的另一侧，中国当代文坛一批具有严肃文学精神的老、中、青作家们，仍在寂寞地坚守着，用他们的热血和爱心，极力呵护着中国文学日益腐烂的生命之根，实践着文学精神的自我救赎，并且向时代捧出了他们的力作。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又一轮辉煌的成就。代表作家与作品有：莫言《檀香刑》、贾平凹《秦腔》、张炜《外省书》、阎连科《受活》、阿来《空山》、李伯勇《恍惚远行》、姜戎《狼图腾》、杨志军《藏獒》、都梁《亮剑》、刘醒龙《圣天门口》、成一《白银谷》、唐浩明《张之洞》、李锐《银城故事》、迟子建《伪满洲国》、冉平《蒙古往事》、李洱《花腔》、红柯《西去的骑手》、朱秀海《乔家大院》、燕治国《王家大院》、衣向东《牟氏庄园》、王蒙《青狐》《尴尬风流》、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尤凤伟《泥鳅》、毕淑敏《拯救乳房》、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王刚《英格力士》、麦家《解密》、蒋韵《隐秘盛开》、刘兆林《不悔录》、韩东《扎根》、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潘婧《抒情年代》、艾伟《爱人同志》、文兰《命运峡谷》、 阎真《沧浪之水》、张平《国家干部》、周梅森《至高利益》、陆天明《省委书记》、王跃文《梅次故事》、格非《人面桃花》、曹文轩《天瓢》、北村《愤怒》、刘庆《长势喜人》、周大新《21大厦》、乔叶《我是真的热爱你》、刘震云《手机》、王安忆《遍地枭雄》、范小青《城市表情》、毕飞宇《平原》、邱华栋《贾奈达之城》、张欣《浮华城市》、范稳《悲悯大地》、林白《万物花开》。

　　此外还有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张居正》、张洁《无字》、徐贵祥《历史的天空》、柳建伟《英雄时代》、宗璞《东藏记》；获《当代》长篇小说2006年度最佳奖的铁凝《苯花》、王海鸰《新结婚时代》、莫言《生死疲劳》、苏童《碧奴》、都梁《狼烟北平》、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余华《兄弟》，等等。

　　然而，一簇反季而开的花朵毕竟改变不了整个季节的属性——无论它绽放得多么热烈。在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刮起的弥天风雪中，这些小说除少数几部改编为影视剧在全国热播的之外，大多只在发行排行榜上制造了几个红色的小箭头，之后便倏然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之外。中国当代文学最严寒的季节已是无可抗拒地来临了。而2005年10月17日巴金老人的辞世，则无疑加重了这个冬天的寒意——至于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讲《论语》心得，只不过是两个伪文学顽童，在漫天皆白的文学雪地里，在全国广大电视观众面前，玩了一出堆雪人的儿童游戏而已。

　　

　　遍地危机——主题词：网战、恶搞、抄袭、炒作、裸诵、斗殴、乞讨、宣判……

　　

　　2006年，是中国文坛最热闹的一年。韩白论战引发互联网民众的秽语狂欢、赵丽华“梨花体”诗歌被恶搞、郭敬明被法院认定抄袭、湖南作家黄辉希望被人包养、诗人苏菲舒裸体诵诗遭拘禁、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何立伟带人殴打另一位副主席王开林、先锋小说家洪峰挂牌乞讨并最终宣布退出作协、诗人叶匡政判决“中国文学死了”、南京作家都市放牛宣布创立“菜刀门”、《财经时报》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当红畅销书作家赵赶驴拉驴搞签售，美男作家张一一恶搞征婚、文学青年孙志明宣告卖身出书，德国汉学家顾彬直言“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山东籍流浪诗人也夫大铁笼挑战生存做“困兽”、国学辣妹白鹿鸣勾引孔子……这次第，怎一个“乱”字了得！

　　当中国文学在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和影视霸权的合围下痛苦地呻吟着的时候，我在这篇文章中追忆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来的似水年华，用沉重而忧伤的笔触，写下了自己对文学的一片情愫，缅怀被时代所毁掉了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然而，我却坚信：只要人类还存在一天，文学就不会真正死亡。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为了真正的文学而孜孜以求的献身者。文学的命脉只有轮回，却永远不可能中断。叶匡政宣判“文学死亡”，我理解为只不过是诗人一句恨铁不成钢的气话——因为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即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期待一种启明！”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让我们以诗人雪莱的诗句，为中国文学，献上我们真挚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