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有底气的诗评家

诗评家吕家乡先生，业已年过八十，他文字的筋骨越老越显。他的诗评，有着充盈的底气。在文学批评饱受批评的今天，吕家乡的诗评，有着格外重要和丰富的借鉴意义。

　　吕家乡的诗评是有看法的批评。他的评论为时为事而作，有着非常突显的问题意识。《中国新诗的诞生和艺术成就——兼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一文，针对当时“主张把近人旧体诗纳入现代文学史和现代诗歌史的声音越来越响”的现象而撰写，开篇即言对上述看法“不敢苛同”，旧体诗与现代诗歌不属于一个时代。他的诗评真诚而大胆，在大诗人面前也不退却。他批评聂绀弩的旧体诗，“在获得理性高度的同时，却也缺少丰富的心理内容，不能体现抑扬顿挫的内在律。他像一般旧体诗人一样，惯于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社会感受加以理性的概括和提炼，而不愿意呈现和展示具体细微的心理活动的情态和流程”。他评田间在1942年写的组诗，“抒情诗欲求含蓄而采用间接化手法，但流于简单的比喻图解；叙事诗欲求扩大容量而加长篇幅，但流于散漫芜杂”，认为他这一时期的艺术探索是失败的，“较之那些注重发掘内在诗意的小叙事诗，在艺术上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他的批评之刀在面对自己的诗友时同样毫不留情，在《诗人孙国章的“转换”和“减法”》中，他批评诗人在创作《醒了，就要上路》一诗时，没有等到心灵储存被灵感激活的时刻，“用构思代替了灵感，直接地把情绪和理念变成了意象，起作用的不是内心里无意之中进行的酿造，而是意象化的操作技巧。读者越是细心去品味，越会感到这首诗里构不成完整的有机的境界，有些外加的东西”；认为其诗作意象之间的跨度有时小了些，几个意象“局促在一起，不但拥挤，而且涵义有部分重复”；“夜、风、路等几个意象常常反复出现，给人以雷同的感觉”。他批评诗友郭廓“在诗里不由得篇末点题，把意象群的丰富意蕴反而弄得单一了”，或为意象而意象，意象繁多却经不住品味。可谓是笔笔见“血”，毫不留情。

　　吕家乡的诗评是重文本的批评。直截了当的批评，反而为他赢得了许多诗坛的朋友，个中原因，他的批评都源于对文本的细读，没有武断与臆测。聂绀弩是旧体诗的大家，但吕家乡注意到其诗作中如下的诗句：“别名莫斯科同志，胜地睽违卅八春”，“《新民报》副刊文学，商务印书馆女儿”等等，充满了匪夷所思的弯弯绕。由此，他提出，由于每句字数的简短和整齐划一，由于外在律的束缚，旧体诗的语言无论多优美，注定了既不可能传达出现代书面语的细密曲折，也不可能传达出现代口语的活泼灵动，即使像聂绀弩这样的旧体诗大家，一旦以现代汉语中的多音词入诗，也难免显得生硬、勉强，不得不破坏应有的节奏，甚至削足适履。在这样的文本分析之上，他所主张的“旧体诗语言和新诗语言，分属于两个体系、两个时代”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他在论及田间在1943年后写叙事诗的得与失时，深入分析了《赶车传》不恰当地接受了民间曲艺，尤其是评书的某些手法，“尚少作者基于生活感受的创造，而且往往有过多的堆砌”，“对民间文艺的吸取未进入高层次的化境”。不离文本，吕家乡的批评才能切中肯綮，而不是风中舞大刀。

　　吕家乡的诗评是有理论的批评。近些年来，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有着不少的“意见”，认为当下的批评尤其是学院批评过于重视理论，消弥了批评家对文学的热爱，过多的理论扼杀了批评者的感受力与感悟力，过分依赖理论减弱了批评的有效性，干瘪的理论化的语言抹煞了批评的可读性。其实，每一种理论的形成都是基于一代代理论家社会观察、生命体验、心灵思考的基础上的反思。理论有力度、有温度、有美感，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能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说真话的批评。理论是批评者进入作品的入口，理论积累是批评者“说真话”的能力。有理论积累的文学批评才能是有质感的批评，这样的批评益于袪除或捧杀或棒杀的批评。吕家乡的诗评有着很强的理论质地。他借助字思维提出中国古典诗是意境诗、现代诗是意象诗的看法，极富见地。他的理论富有历史感。他撰有长文《新诗研究的历史现状》，认为新诗研究的格局是从五四前夕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个阶段，呈现出“多元—单元—新的更高层次的多元”不同特点。他对孙玉石、蓝棣之、骆寒超、谢冕、陆耀东、罗振亚、李怡、章亚昕等人的诗论进行了贴近而精当的评论。与一些批评者把理论生硬地嫁接到诗人诗作上不同，吕家乡将理论积累有效地化为思想，把理论内化于己心，把诸种理论融入自己的血脉，甚至如创作一样，在理论运用上进入“无意识”的“不自觉”的状态，这样他在面对作品时才能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他极力赞赏郑敏的诗论，认为其《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如果不在现代语言学上下一番功夫……是不可能投出如此有力的‘世纪末的回顾’的目光的”。也因此，她的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连驳诘者也承认‘确有精彩之处’。”吕家乡自己的诗论，也有着相近的特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却要认同其“精彩”之处。

　　吕家乡的诗评是有追求的批评。他对新诗的发展持肯定态度：“尽管新诗在刚刚出世时不过是丑小鸭，忧患丛生的历史环境又不利于它的成长，可是它的与生俱来的勇于探索的性格使它在70多年来做了多方面的有益尝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因而，他的诗评是知往鉴来，面对新诗，指出不足，点明道理，说清借鉴。他分析田间的诗作，重在“留给后人的启示”：“大众化作为一种审美境界绝不意味着艺术质量的降低”，“诗歌大众化——是诗歌通向人民的道路，也应是诗歌通向艺术高峰的道路，是需要诗人在生活体验、思想感情、艺术修养上不断攀登的道路。”他提出新诗的创作，“灵感与构思结合写出来的才会有灵气，单靠苦思冥想写出的诗则往往难免人工气，就像商店买来的洋囡囡，无论多么精美，毕竟没有生命，无法与活生生的婴儿相比”。吕家乡有着一颗发展中国新诗的拳拳赤子之心。他的诗评中表现出对汉字的深情。在他看来，新诗创作是要“从事新的创造”，“古代杰出的诗人们把古代汉语、汉字的特点、功能琢磨得那样透，运用得那样好，至少这个传统是需要也可能继承的……要在前人的启示下对现代汉语、汉字的特点、功能加以创造性的发掘、发挥、运用，以求胜任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既不同于外国人、也不同于中国古人的生活感受和内心图景。”这是有见识、有热情的看法。在这个基调之上，吕家乡的诗评有着绵长的温度。诗人林之云是比他小30岁的年轻后辈，但他对其 “说事儿”的诗作进行极为精细、深入的文本分析，揭示《年轻的大雪》中“收集”、“独白”等字眼儿的丰富韵味，展示诗人创作《陀螺》把对社会的深刻揭示变成充满诗的魅力的“事儿”的过程。这种分析令人感动。

　　11年前，71岁的吕家乡在评老诗人塞风诗作时提及，“人到老年，到了人生边缘，似乎会向两极分化”，一种是“感到来日无多，变得分外自恋、自私、自我中心，惟恐被忽略，惟恐不受尊重”，一种“总想着用不多的余年为后生做点好事，在反思中看到自己当年的失误，愿意如实地把教训留给后辈”。吕家乡属于后者。当前新诗研究领域几乎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都众说纷纭，这是正常现象，但可惜分歧虽多而坦诚和冷静的争论交锋较少，往往是自说自话。新诗的发展，需要吕家乡式的有底气的诗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