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化学者朱大可在某门户网站发表《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更加丑陋》一文，文章认为国人人格的集体性崩溃已经势不可挡，更可悲的是，国民还没意识到自己有人格障碍。朱大可认为宗教与美育是改造国民性的良药，然而引导者自身现在也出了问题，现实令人悲哀。但在笔者看来，朱大可除了历史引用出错外，所谓的改造良药也根本是开错了药方，并不能推导出中国人比三十年前更丑陋的结论。

鲁迅不是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人

朱大可在文章中说“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然而这句言之凿凿的结论却根本错误，在鲁迅之前，梁启超早已提出国民性论题。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称中国人有奴性、为我、好伪、怯懦等缺陷，1902年到1906年期间，梁启超编撰了《新民说》，站在救亡图存的角度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

实际上，梁启超也并非最早指出中国国民性丑陋的人，在国民性一论上，梁启超颇受严复影响。1895年，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介绍了社会有机体的学说，后来他又翻译斯宾塞《群学肆言》，严复将社会视为一个生物有机体，与生物体相似，其特质特征取决于组成它的细胞，因此，一国一群的面貌特征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状况。

严复说，“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他认为西方所以富强，是由于这三点都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中国“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也就说中国国民本身有问题，所以屡战屡败。梁启超受此影响，进一步论述了国民性问题，提出“新民说”，其后鲁迅、毛泽东、柏杨等人对国民性的论述或者改造，只不过是这种论调的余响。因此，称鲁迅首次谈论国民性丑陋本身就不对。

国民人格集体性崩塌是无稽之谈

严复梁启超等人对国民性的追问，是救亡图存背景下的应激反应，落后挨打，时人不免追问：为什么？从器物层面到制度文化，再到国民人格，这是历史的内在演变逻辑，站在当时人的角度，有其合理性，然而今天看来，严复颇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其对国民性的挖掘和反思走上了歧路。

中国人固然有诸多问题，但这并非中国近代落伍的根本原因，彼时的中国民众根本不可能决定国家事务，国家属于一家一姓，民众显然不能为国家的衰败负责，认为国民不爱国，愚昧，懦弱，只不过描述了现象而非本质，有避重就轻之嫌，这样的反思在当时尚可取，今天还一味坚持，显然是号错了脉，开错了药方。

朱大可在文章中说“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按朱大可的意思，中国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近30年以来崩溃最大，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但道德问题真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吗？

按照朱大可的意思，国民人格丑陋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姑且不谈论“文革”时期的夫妻反目，儿子举报父亲，走后门等诸多丑陋现象，就历史上的人格情形而言，也谈不上滑坡。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人人格，可以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记述中窥见一二：中国民众“他们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负和自傲”，“在跟外国人交谈中他们毫无羞惭和自卑，反显得满不在乎，好像他们自己是优胜者”（见《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6页）；达官贵人则“任意在室内吐痰，用手指擤鼻涕，拿衣袖或任何身边的东西擦手”（前书第9页）。约翰·巴罗对清代中国民族的总结是“自大和自卑，假正经和真肤浅，彬彬有礼和粗鄙下流的奇异结合”（前书第220页）。

如果说这是外国人对中国人人格描述，不免偏见，那中国人自己的记载则更能说明问题。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自己买到假货的遭遇：买到过泥拓的假墨，泥做的外表涂了羊脂的假蜡烛，还有泥做的假烤鸭；他的仆人赵平曾以两千钱买了一双皮靴，结果下雨天就烂了，原来是用纸做的。可见，不诚信在清代已经很严重，并非新近才出现。

至于朱大可所举的19人见死不救的“小悦悦事件”，也不是“集体性人格障碍”的例证。中国人的冷漠并非“小悦悦事件”才形成，约翰·巴罗观察清代中国人时指出“天性安静、顺从、胆小，但社会状况和实施的法律，把他们变得冷漠、无情，甚至残忍”，所谓的冷漠，并非天性如此，而社会是环境和法律规定使然，“小悦悦事件”前有彭宇案，这个案件的恶劣影响延续至今，每个人都怕“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的指责；再则，当时情况不明，没有专业知识贸然去救，二次伤害可能更大，何况这个事件疑点颇多，比如视频被刻意剪辑、调亮，再经过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放大，成为影响力很大的案件，给人一种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的印象。

社交媒体兴盛的大环境下，一些个别事件往往会被放大，这就是社会营销和互联网营销的妙诀所在，但这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在此不做过多论述。但以个别事例就认为中国人道德滑坡是站不住脚的，没有统计和调查，就说会导致什么后果，显然不合理。

朱大可文前文说SARS病患者仅占总人口的1/270，000，后面接着说“在14亿中国人中，只要27人中出现一位人格/伦理障碍者，就足以描绘整个民族国家的不良图像”，前后毫无逻辑，推论非常奇怪。

精英人格丑陋比民众道德缺陷更可怕

民众是国家的基础构成，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若将一些个别事例放大，以此证明中国人人格面临集体性崩塌，是站不住脚的。类似小悦悦这类事件，也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尽管出现一例就令人悲伤，但我们也大不可就此惊呼中国的道德完蛋了。实际上，当下普通中国民众的道德水准，相比于历史水准而言，已有很大提升。

相较普通人的道德问题而言，部分精英群体的道德崩塌才是可怕的，精英相对一般民众拥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示范作用突出，他们若出现道德崩塌，势必导致社会整体风气变差。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部分精英群体道德水平出现大幅度下滑，他们才是社会的负能量。这些问题精英包括学术抄袭的学者，贪污腐化的官员，吸毒出轨的演艺明星，偷税漏税不择手段的商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人通过自我努力走向了成功，变身社会精英，然而部分精英群体由于“文革”的负面影响，成功后逐渐人格崩塌，比如刚刚被处理的郭姓、徐姓等一大批贪污蛀虫，又比如到处骗吃骗喝，一言不合就雇凶杀人的大师王林，他们才是导致社会溃败的关键原因。

这批人身上有着相似特点：坚信实用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知识的渴求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混个文凭或学历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才是目标；言行不一，抵赖撒谎。这些人与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影响了一批人，使社会风气日益变差。

更为可悲的是，这些人都拥有大量拥趸，粉丝众多，他们的撒谎抵赖与蛮不讲理，进一步导致社会风气恶化，如果要说道德滑坡，国民人格崩塌，那这些人才是崩塌的真正原因，而非普通民众。

民众要变好更多的是经济和法律制度问题

认为中国人人格丑陋，国民性有重大缺陷，继而提出对国民人格进行改造，并非新命题，从梁启超开始，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国民性提出了各种改造建议，政府也并非没有付诸行动，从近代历史看，无论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还是“文革”的人格再造，都以失败告终，道德甚至出现大幅度下降（文革时期），改造国民性根本走错了路。

国民道德，抑或是国民人格，其形成的关键与经济因素有关，更与社会环境法律制度息息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连国民都不是，只能称为臣民，而臣民除了服从，没有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单纯指责中国人丑陋，于事无补。

笔者在本文多次引用马戛尔尼访华使团记载，因为在笔者看来，我们今天的许多讨论，尚不及当时英国人的观察，马戛尔尼当时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人格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中国，皇帝的利益始终是头等重要的事，违反他的指令，任何人的财产都是不安全的。”一切以权力为核心，一切为权力服务。谈道德与人格，对民众过于奢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认知中，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信条，在人们还在为吃饱穿暖挣扎的时候，谈礼节与荣辱显然不可行，当然，即便吃饱穿暖，也并非立即就知道礼节，还须辅以法律与制度，与马戛尔尼同行的约翰·巴罗其实已经指出了解决办法：“一个国家妇女的社会地位可作为判断该国达到文明程度的标准。妇女的风俗、习惯和丰富的感情，对所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往往促使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看到重视女性道德和才智的国家，必定有良好的法制保护全民的福利。”（见《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193页）

在一个郜艳敏被拐卖后，还能得到部分媒体歌颂和民众感动的时代，直接指责国民人格崩溃，这绝对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