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散文

作为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者，布罗茨基（1940-1996）不那么看重的散文，却是2014年末开始的“中文布罗茨基热”的源头。先是黄灿然先生新译的《小于一》（1986）成为各大年度好书榜的唯一“满贯”，继而是本年度刘文飞译介的《悲伤与理智》（1995）继续占据文学类销售量鳌头。它们让人认识到了“小众题材如何获得了大众青睐”，使中文读者热切地期待他的诗歌，并借此重温俄罗斯文学、世界诗歌史以及二十世纪苏联的悲剧性回忆。在西方世界，散文同样是布罗茨基被认可和接纳的起点。1987年的诺贝尔奖归根结底不是授予了这位加入了美国籍的青年流亡诗人所代表的政治背景，而是他在俄语诗人和英语散文家之间的游刃有余。用布氏本人的话来说，诗人带给散文家以简洁和和谐，而他是在用诗歌花粉为散文授精。

　　布氏于五十五岁英年早逝，在文字的数量上，他仅有的几部散文集已经达到了与诗歌字数相等的地步。《小于一》的篇什偏于“俄国化”，集中、精炼，令人惊艳，而他过世前夕结集的《悲伤与理智》则更全面、完整，让我们一点点开始看清这位诗人的偏执、自恋，他朴素而强烈的情感和故弄玄虚之处，以及他的心结所在。

　　布氏散文通常分为三类：诗评、诗人传记；回忆录、游记；演讲稿、悼文和公开信。其中，那些用细密的激情编织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可以说是另一种诗歌，而与其他两类明显地区别开来。译者刘文飞认为，布氏所有的散文主题都可以归纳为“诗和诗人”，他谈起诗歌时既兴奋又自信，谈到不那么擅长的历史和哲学时就有些暧昧不清。这的确是《向马可·奥勒留致敬》《旅行之后，或献给脊椎》等篇什的主要特征。这或许是因为，“文明”、“时间”、“信仰”这类词不是他用来构建哲学体系的结点，而是时时在跳动的隐喻。布氏认为，诗人这个种族原本就是非体系化的。与此同时，他本人的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观念却又极为稳定，这种反差构成了他散文风格中的一组基本的矛盾。《小于一》《战利品》《第二自我》的根骨是明晰的思想，其修辞是简短的格言，却充满了意象和情绪的动荡不安。这些特点并不全是俄罗斯式的，从他喜爱哈代、弗罗斯特和奥登这些表面上并不相同的诗人也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他对“西方”和“东方”并没有总的看法，而更偏爱探讨欧洲的性质，却是由他的故国性格使然。他认为地理位置的意义大于一切，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思考方式。从这种在地感出发，他喜欢原子式地一座座勾勒到访过的城市，并在文明历史的涡旋中打捞它们。他对“他者”常有过度关注之嫌——关于伊斯坦布尔的篇什显然比不上他对故乡列宁格勒的省察那样流畅准确，其华丽和繁复却更甚。在将个人经历转化成诗学，又将诗学转化成哲学和历史的能力方面，他与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和同属“流亡作家”的卡内蒂有近似之处，然而《悲伤与理智》不同于《看不见的城市》和《群众与权力》，尽管它的隐喻之无限性既像“镜子”又像“织毯”（帕鲁希娜），但它们始终只是散文，而没有成为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哲学的野心。

　　从文学的社会学角度考量，布氏应属于“浩劫作家”，然而人们通常却不这么去分析他。这部分地因为其生也晚，迫使他去国离乡的1964年的“不劳而获罪”和三年的牢狱生涯，与他的前辈同行相比，虽远非惨烈，但天生的感受性也已足够使他终身弹劾这段历史，致力于弥补集体记忆的破洞，且每一天都活在对曼德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们的追念之中。战争所引发的物质饥渴构成了他生命之初的记忆。他说：太初有肉。更确切地说，太初有二战。他用他和所有他所了解的同胞的经历去证明，二十世纪政治暴力本身的荒谬感与其造成的物理痛苦的程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他不惧怕二元对立。因为他知道自己也将被历史化，而历史始终是一个选边站队的领域。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这篇讲稿中，布氏对他的流亡作家同侪提出了警告：相比于会场外的乞丐，对生活来说他们还不算真正的流亡者，而反过来，他们的政治立场也不过就是一种求生方式。

　　他一直在传达这种诉求：态度是由境遇所形成的，它或许在有生之年无法更改，而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就不会受到它的反噬。也正因此，他对诗歌、艺术、自由怀有古典主义的最高期待。他认为语言就是物质的稀释状态，是人类的根本基因，而诗歌又是语言的精粹，它了解一切成规，因而能够俗套和同义反复，对人类的非功利性生存具有无上效验。同时他非常清楚，从理论上讲，独特的东西就是无效的。而另一方面（他并不总是愿意正视的这个方面）的悲剧是，艺术同样是二十世纪乃至所有世纪的暴力的组成部分。

　　这或许就是本书标题的心理来源。这位为人尖刻又充满感情的诗人，在散文中也时常陷入缪斯的谵妄，但由于悲伤，他又太过理智。他的那些演讲中充满了格言警句式的人生忠告，无论是面对他任教的那些美国大学的毕业生，还是他加以冷嘲热讽的捷克总统。他在诺贝尔授奖辞和意大利图书节的开幕式上使用了同一个句子：诸位，几分钟前，这个大厅还空空荡荡，几小时后又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