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岳宣义诗词选集》看新古体诗

《岳宣义诗词选集》共收诗词400首。反复诵读，深有所感：从他的诗词作品，可以看出新古诗的一般特征。

试读其诗《太行春早》（1975年）：
风霆号令动霄苍，雷啸三军喜若狂。暮发西庄脚下汗，朝辞东村眉上霜。
又饮清清漳河水，还唱巍巍太行腔。借问战士何所愿，铸就钢骨伏霸王。

五言诗《端午答友人》（2005年6月11日）：
吃了屏上粽，锦绣胸中藏。千粒米生味，一颗枣发香。
丝线缠如意，苇叶吐芬芳。求索思屈子，九歌犹绕梁。

再读其词《获少将军衔调寄<水调歌头>》（1993年7月28日）：

题名金榜上，海峡起波澜。投笔从戎无悔，风雨卅二年。南疆慷慨赴死，北国忍辱负重，常梦绕魂牵。无功亦无过，往事皆平凡。
风雨骤，大潮起，日中天。唯凭正直公道，还埋头苦干。休要游戏人生，切莫辜负金星，马革裹尸还。闲时说潇洒，蜡炬对春蚕。

三首诗词，极具代表性：既体现了岳宣义将军的创作特色，又反映出新古体诗的典型特征。

从内容上看，新古体诗比格律诗（近体诗）更为灵便，无事不可写，无情不能抒。岳宣义的作品大都写其行略，抒其情怀。

岳将军1962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其时，台湾海峡形式紧张，他随即“投笔从戎”。四十多年来，他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重大的军事斗争和严重自然灾害以及严重疾病的斗争，屡建奇功，并不像他自谦所说的“往事皆平凡”。2000年由部队转调司法行政战线，又为建设法治国家贡献力量……他确实没有“辜负金星”，即不负人民的期望和组织的重托。他的诗词大都有感而发，有为而作，抒写他“投笔从戎”的军旅生涯：“慷慨赴死”，在所不辞；“忍辱负重”，听从调遣；“埋头苦干”，不问其他。作品表达了一位将军报效祖国，奉献人民的爱国情怀。

从形式上看，新古体诗比格律诗更为自由，但决非全无格律。正如岳将军的诗词，以八句或四句的五、七言或杂言诗为主；有些诗句尽管不大讲究平仄黏连，却是大体对仗的；句式长短不等、多按词牌字数填写的词作，但不拘于近体诗和词曲的格律限制。而这，正是新古体诗的一般特征：虽有一些格律，而又不守固定格律，属于半格律体诗词。
新古体诗的出版，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决不会因为诗坛不予承认或者有人反对就必然消亡。

首先，新古体诗具备了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能够给人美感。美感来自作品的内容，也来自作品的形式，更来自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但内容与形式永远存在着矛盾；两者结合得浑然无迹的作品，总是少而又少的。因而只要作品写出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思想感情，哪怕形式不够完美，也能引起读者共鸣。这是因为诗的美感由多种因素形成。抛开审美主体不谈，单说审美客体。一首诗作，或以情胜，或以理胜，或以思胜，或以语胜……诸美皆备，固是诗家绝唱；一美见长，亦不失为诗人力作，均能打动读者，因而都是社会所需要。《天安门诗抄》。中的大部分作品皆为不讲格律的新古体诗，由于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便能不胫而走。岳将军的佳句：“湖接九天奔流水，坝息万年咆哮声”（《小浪底》），形象鲜明，诗味浓郁，生动地展现出黄河小浪底工程的巨大威力。“凯歌总在险峰唱，斤斗多是平路摔”（《卖血求学》），意象鲜活，富含哲理，多少生命体验、人生感悟蕴于其中。“雨打米字帜低落，风吹五星旗高扬”（《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既是写实的，又是象征的：香港回归祖国的真实情景如在目前；一雪百年国耻，顿令国人扬眉吐气。这些诗句的感人魅力，来自情真意挚的内容美和大体对仗的形式美，并没有受到平仄缺失的丝毫影响。

其次，新古体诗拥有了大批作者。无论贬斥，还是打击，都不能动摇、剥夺他们的创作自由和写诗欲望。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制约文化。古有名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国家不幸诗家幸”，那是就诗家的个人感受而言；若从全局来看，则是国运昌而诗运兴。改革开放带来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促进了文化繁荣。有了物质基础和思想解放，人们纷纷从事文化活动，包括诗、文、书、画等的文艺创作，就是极其自然、顺理成章的。如果说，20世纪“四五运动”时，人们为反“四人帮”而作旧体诗，还是带着几分政治与文化的冒险；那么，21世纪的今天，政治生活渐趋民主，横加在旧体诗头上的种种枷锁早已解除，人们为了言志抒情而写诗填词，那就纯属乐于此道的自由选择了，是任何社会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正如新古体诗作者、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樊希安说的：“我写诗填词，不再有功利目的，因此便具备了完全的自由心态。喜怒哀乐皆出我心，而且不在乎别人的评判。”（《五松居新咏?我的亦诗情结（代后记）》）传统诗词深入人心，谚语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凡是粗通文墨者，几乎都能套写一些诗词。有的合乎规矩；有的违背格律。 当着群众性的诗词创作热潮兴起之际，不合格律的诗词作品定然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作者会去精研格律，转写格律诗词；有些作者不愿屈从格律，继续坚持创作新古体诗。我以为，这都正常，无可指摘。转向近体诗的，未必写出好诗；而创作新古体诗的，或可写出佳作。例如著名诗人贺敬之、顾浩以及我国台湾的范光陵（范仲淹后裔）等就创作出了许多优秀新古体诗，得到了不少报刊的一致好评。岳宣义将军的新古体诗也不乏精品力作，同样耐人寻味。

再次，新古体诗自成一格，自为一派，是自由诗和格律诗所无法取代的。新诗自20世纪初期产生以来，将近百年，应当承认，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无数经典之作。但是，新诗由于脱离传统，过分自由，越来越散漫不精；其中粗劣之作更是让人不堪卒读，不屑一顾。而旧体诗则因死守格律，过分严谨，难于被人掌握，不便推广普及，一般群众多半望而却步，不敢问津。新古体诗恰好兼具两者之长，而少两者之短；它比新诗凝练，却较旧体自由；它有新诗的生机灵动和当代意识，却无旧体的僵化陈腐与复古倾向。而且，新古体诗通俗易懂、简便好学，普通群众都能写作。可以说，它是一种大众化的诗体。就连老诗人、诗坛巨匠贺敬之都说，新古体诗“对某些特定题材或某些特定的写作条件来说，还有其优越性的一面。前者例如，从现实生活中引发历史感和民族感的某些人、事、景、物之类；后者例如，在某些场合，特别需要发挥形式的反作用，即选用合适的较固定的体式，以便较易地凝聚诗情并较快地出句成章”（《〈贺敬之诗书集〉自序》）。这是诗人的经验之谈与悟道之论。

在所有文学样式中，诗歌是最重形式的一种体裁，包括内形式和外形式；有时甚至是形式决定体裁——有诗的内容，无诗的形式，可以成为小说（“诗体小说”仍是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却不一定成为诗。反过来说，仅有诗的形式，而无诗的内容，则肯定不是诗。这就是为什么“顺口溜”、“格律溜”（杨金亭语）、汤头歌诀之类徒有诗的形式而不能称之为诗的根本原因。可是，遗憾得很，诗坛偏偏有人本末倒置，只看形式，不看内容。不管作品内容如何、有无诗意，只要不合格律，就通统判为“劣作”。例如《两本拙劣诗词集》文章宣称：“近日看到两本拙劣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