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散文的“双人舞”

——读《悲伤与理智》：

《悲伤与理智》共收入散文21篇，大致有回忆录和旅行记、演说和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类型。文章大致以发表时间为序，其中最早的一篇发表于1986年，最后一篇写于1995年，时间跨度近10年，这也是布罗茨基写作生涯的最后10年。

这些形式多样、长短不一的散文诉诸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诗和诗人”。

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布罗茨基断言：“在真理的天平上，想象力的分量就等于并时而大于现实。”（《战利品》）他认为，不是艺术在模仿现实，而是现实在模仿艺术，因为艺术自身便构成一种更真实、更理想、更完美的现实。“另一方面，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悲伤与理智》）“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阅读诗歌，就是接受文学的熏陶和感化作用，能使人远离俗套走向创造，远离同一走向个性，远离恶走向善，因此，诗就是人类保存个性的最佳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命题，即“美将拯救世界”，也不止一次重申他自己的著名命题，即“美学为伦理学之母”。布罗茨基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表情独特的脸庞》集中体现了他关于艺术及其实质和功能的看法：

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关于语言，首先是关于诗歌语言之本质、关于诗人与语言之关系的理解，构成了布罗茨基诗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他将诗歌视为语言的最高存在形式，将诗人置于崇高的位置。诗歌作为语言之最紧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组合形式，无疑是传递文明的最佳工具，而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诉诸记忆，进而战胜时间和死亡、空间和遗忘。但另一方面，布罗茨基又继承诗歌史上传统的灵感说，夸大诗人在写作过程中的被动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人是语言的工具。“是语言在使用人类，而不是相反。语言自非人类真理和从属性的王国流入人类世界，最终发出这种无生命物质的声音，而诗歌只是其不时发出的潺潺水声之记录。”（《关爱无生命者》）

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他用心追忆、着力论述的诗人共有5位，即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贺拉斯和斯彭德。这大约就是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大诗人名单了，甚至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诗歌史。在《悲伤与理智》中，布罗茨基对弗罗斯特、哈代和里尔克展开长篇大论，关于这三位诗人某一首诗的解读竟然长达数十页，洋洋数万言。他这样不厌其烦，精雕细琢，当然是为了教会人们懂得诗歌的奥妙，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在告诉读者，他心目中的最佳诗人和最佳诗歌究竟是什么样的。在布罗茨基看来，理想的诗人就应该是“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理想的诗歌写作就应该是“理性和直觉之融合”，而理想的诗就是“思想的音乐”。

《悲伤与理智》中的每篇散文都是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对于诗和诗人的观照，它们彼此呼应、相互抱合，构成了一曲“关于诗歌的思考”这一主题的复杂变奏曲。这也说明，布罗茨基最擅长的话题，说到底还是诗和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