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情怀

　　没有独到的想法，就没有提笔的必要。南帆的创作理念在《泥土哪去了》再次得到了鲜明的印证。所谓“想法”，显然不是摘引常人难见的资料或复述伟大思想家的观点，它指向了生活的发现。“发现了什么”是南帆许多散文诞生的缘起，内容是问题的子嗣。

　　《泥土哪去了》集中了南帆对当代社会深刻变革的捕捉、解剖、阐释与再追问，展示了散文写作可能拥有的思想密度。现代科技正将人的生活从自然中连根拔起并且塞入机器的逻辑（《泥土哪去了》）；机器文明持续改装人类的日常经验、重置人类的情感甚至欲望（《机器之瘾》）；效率的提高奇异地与事情的增长形成了正比（《快！》）；科学的发展不断进逼人类的伦理底线（《科学让我恐惧什么》）；会议如水银泻地般地浸透社会空间后引起了许多近乎荒诞的感受（《相聚会议室》）。这些散文犀利地指出，农耕时代的美学话语开始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与此同时，许多新的词汇在迅速地产生、流行、繁殖，以见证这个时代的迁流不居。很少人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泥土哪去了”所代表的疑问不仅指向传统美学的尴尬，更指向了这种美学感觉变迁背后人的主体性的动摇。泥土被驱逐出生活、机器规定感觉和需要、节奏快到不能自已、工具理性在不知不觉中禁锢了人性—“人”到哪里去了？我们正以怎样的姿态陷入技术与消费合力挖掘的陷阱？我们为何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兴高采烈？一连串的疑问屹立在散文的背面，催促着思考不断向表象背面的纵深掘进。

　　许多批评家注意到了南帆散文富有个性的智性表述；这些批评家同时认为，南帆愿意且擅长于克制自己的情感抒发，冷峻的智性挤压了抒情的空间。后一种认知受到了一套散文美学知识谱系的支撑，它更多地强调了周作人、朱自清、杨朔等人的抒情习惯。然而，散文集《泥土哪去了》以其叙事实践质疑了这套知识谱系的合法性。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思考引向深入：谁规定了智性与抒情的对峙？怀疑难道就不是抒情？追问难道就不包含抒情？

　　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抒情或抒情的意义，而在于抒情的境界与情怀。在这部散文集中的历史主题叙事上，述史的襟怀赋予历史重述以新的意义重量。性格棱角分明的沈葆桢为何能获得其所处时代和后世的双重认可？仕途坦荡的沈葆桢为何总是无法抑制辞官回乡的愿望？革命的大信仰与夫妻的小私情在林觉民身上发生过怎样的撕扯？历史遗留的伤口究竟隐伏了多大的情感能量？什么才是林旭、林纾、林长民等身处大转折时代的人进入历史的必要条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然，它并不意味着随意解读历史的合理性，而是将重担压在了历史解读的意义之上。面对福州历史上的先贤，上述问题的发现、解释与想象，恰恰构成了两个大转折时代的对话，这是一种隐蔽而宏阔的抒情。伴随着许多生动细节的不断展开、演绎、揣摩、体验，沈葆桢、林觉民、林旭、林纾等人的历史行为跨越了时间的藩篱，在一百多年之后仍在不断引发新的思索。当视角转向叙述父母和自己的往事时，历史变迁的稳重和率性、历史与个人之间复杂而诡谲的关系被反复探寻，则展示出逸出了“革命”式的大词条控制的、更为生动鲜活的，然而也是更为尖锐和沉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