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散文世界

我用“世界”来指称作家刘明霞的散文，乃就其散文整体而言的。当其多种散文样式统一于完足的思想艺术整体时，其散文世界便自然形成了。刘明霞散文的艺术魅力来自诸多方面，但若从第一印象所领受的审美冲击力来看，则意象的捕捉与运用，人物形象的把握与塑造，音乐元素的介入与渗透，似更值得讨论。

文化散文的人文底蕴和时尚风情

就其新出版的《邻水而居》这个集子来看，刘明霞驾驭多幅散文笔墨的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散文本身体制宽松、体式多样，作者选择的空间较大而较少文体方面的担忧。二是与作者的作家与报人两种身份、双重视野有关。三是得益于作者个人的美术、音乐等多种艺术素养。四是作者感性与理性平衡的秉性使然。

刘明霞散文的诗化、小说化带来的意象美、绘画美、音乐美、时尚风情，体现了作者较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审美、民俗、市井、城市甚至是遗址文化，都得到了其深度关切，文化遗址散文篇章不多，但质量上乘，《用时尚解开水东街情结》是一篇文化散文力作，沉雄大气，富有艺术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其关于水东街“时尚与艺术新地标”的定位，寄托了作者的深厚的人文情怀，因而作为一家之言，理当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如果仅仅是时尚与艺术的联袂，似还不足以打造城市文化的“特色与个性”。就水东街而言，如果能考虑到作者常说的怀旧元素，也许对达成这一目标有所增益。此外，《我与下角》所涉及的市井文化、《既然叫大王》中的民俗文化，都值得读者去感知。

文化的传承与葆有事关感情的慰藉与精神境界的提升。这后一点已涉及到诗意栖居的问题了，因为诗意的栖居正是以跳脱功利的牵扯为前提的。对诗意栖居的肯定、向往，是刘明霞散文的一道重要人文亮色。“水”既创造自然美（《她们又不是绝代佳人》），又是 “艺术的极致”（《石河》）；既“滋润美人”和人们的“心田”（《惠州女人》、《邻水而居》），又“藏着智者的哲思”（《我与下角》）。“水”创造美又滋润万物的特性与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射取得了完美的契合。

刻画人物类似美术中的速写或漫画

好的细节描写能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刘明霞善于择取繁富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风”（《老街阁楼上的少年》）的形象主要就是借助细节描写塑造而成的。抓取特征类似美术中的速写或漫画，寥寥几笔就惟妙惟肖。《另类报人》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文中的“老穆”最大的特点如标题告诉我们的就是“另类”。作品文笔简练，多用白描，人物性格呼之欲出，让人经久难忘。

把握性格的丰富性基于作者对人性的深刻体认。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性格丰富性的把握不仅符合人性，而且反过来还会帮助人们深入认识人性。《一个山西男人的责任与担当》写的是文坛名家韩石山。文章不说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与担当，而说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因为其责任担当是“全方位”的：作为一个作家，有“文坛刀客”之称；作为一个批评家，敢于 “指名道姓真刀真枪”地批评；作为一名学者，治学严谨；作为一个市民，敢于批评政府；作为一个男人，正大光明地宣称喜欢美女；作为一个家庭的丈夫和父亲，情愿“拼命写稿”；而作为姥爷，会为了外孙而从台湾的宾馆里偷一个芭乐。文章写出了韩石山的超常与平常，富有人情味，从而还原出真实的韩石山。此种性格的丰富性在其他人物形象“风”、“向东”、“我爸”身上也能见到，这都绝非偶然。

音乐元素介入与渗透在散文中

音乐元素的介入在刘明霞的散文中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首先是直接以音乐为表现对象，如《一嗓子把人吼到山西》、《与音乐和美酒相约》、《客家山村踏歌行》等。《情调》则不仅对一些乐曲旋律作了精细描绘，甚至记入了《贼鹊》一曲的节拍调式。于这类散文而言，若说“满眼（耳）是音乐”，是丝毫不过分的。其次是作品所具有的音乐色彩。《天幕上的舞蹈》可以说是一首散文诗，抒情性强，节奏明快，充满音乐的张力。《邻水而居》、《东江红都》则以歌谣做结。

最后是与音乐相关的比喻、通感修辞手法的运用。关于比喻有两种情况，一是比音乐为他物。《西湖边，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拉琴》把小提琴的琴音比作“小鸟”：“音符跌落在湖水中，再通过湖水传出来”，“微弱的、稍纵即逝的音乐，像西湖中的小鸟一样，唯恐一不小心，惊动了它。”十分贴切传神，写尽了琴音的清幽之美。二是比他物为音乐。《石河》将幽谷中的水声比做 “音符”：“踏着石阶往下行，哗哗的流水调频般把声音诠释得清晰而响脆，如一颗颗音符在两岸的树枝间跳跃、在树叶上穿行，那天籁之音从脚底漫上来，将我那颗跌落尘埃的心沐浴在这深山幽谷中。”这里的比喻将所写之景衬托得更加优美引人。通感手法见于《寻找徽州女人》、《天幕上的舞蹈》、《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