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散文史框架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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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简》相继面世，一大批不为人知的先秦散文重见天日。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新的文献学术资料面世，都会带来一场文化学术思想的深刻变革。世纪之交的出土文献都集中在先秦，而且是以散文文献为主，这使先秦散文史研究迎来重大学术机遇。

此前文学史家讲先秦散文发展史，大都把先秦散文分为“先秦历史散文”和“先秦诸子散文”两大部分，认为这两个部分各有各的发展线索，彼此互不相干。讲“先秦历史散文”，论者是从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讲到《左传》《国语》《战国策》；而对“先秦诸子散文”，则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为第三阶段。这个知识体系写在大学教科书里，传授给一届又一届学生。如今，出土竹书对这个先秦散文史理论框架形成了有力的冲击。

据考古专家研究，“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入墓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偏晚，出土竹书应该是在此之前的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上博简”儒家竹书可能多出于孔门七十子之手，“郭店简”儒家竹书要稍晚一些，应该是七十子后学之作，有人说它们是子思学派的作品。

将出土竹书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它可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某些传世文献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传世文献中有一批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作品，与出土竹书《民之父母》《子羔》《中弓》《孔子见季桓子》《季庚子问于孔子》等在内容和形式上相近，如《礼记》中的《檀弓》《哀公问》《曾子问》《礼运》《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儒行》，《大戴礼记》中的《主言》《五帝德》《子张问入官》《卫将军文子》《哀公问五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以及《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等。若遵出土竹书之例，大小戴《礼记》这些文章应该作于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七十子后学之手。与“郭店简”中的《缁衣》语录体形式相近的还有《礼记》中的《表记》《坊记》和《中庸》。《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说，以为《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皆取自《子思子》。同样，大小戴《礼记》中还有一批与上博简《内礼》相似的记载礼仪的作品，如《礼记》中的《曲礼》《文王世子》《礼器》《郊特牲》《内则》《玉藻》《明堂位》《丧服小记》《大传》《少仪》《杂记》《丧大记》《祭法》《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深衣》《投壶》，《大戴礼记》中的《武王践阼》《盛德》《明堂》《诸侯迁庙》等，这些礼学文献应该是孔子所述七十子后学所记。此前不少学者把大小戴《礼记》看作是秦汉文章，出土竹书表明，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大小戴《礼记》中确有若干秦汉文章，如《月令》《礼察》《保傅》等，但只占极少数，这两部文集中绝大多数文章应该作于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前期，它们是孔门七十子后学的作品。结合出土竹书与传世文献来看，七十子后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说理散文流派，这个流派包括七十子和他们的弟子后学，可以将他们合称为七十子后学①，他们人数多达数百人，所写的文章远不止一部《论语》，大小戴《礼记》中绝大多数文章、《孝经》、《仪礼》、郭店简以及上博简中的儒家文献，都是他们的散文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子后学散文有二百多篇②，今天所能见到的大约有一百多篇。我们可以将这些散文统称为“七十子后学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中，目前只有《论语》被写进中国文学史，这对七十子后学是不公平的，其实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应该承认，除那些记载礼仪的作品外，“七十子后学散文”大都具有文学价值。

出土竹书的面世，不仅为孔门七十子后学夺回了一大批作品著作权，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以全新的学术目光来审视先秦散文发展史。出土竹书中有一批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对话体散文，如《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中弓》《孔子见季桓子》《颜渊问于孔子》《史蒥问于夫子》《鲁穆公问子思》等，它们与《论语》、《孝经》、大小戴《礼记》等记载孔子言论的传世文献一样，都是当年孔门七十子后学记下的。这种对话体散文形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孔子师徒之前就早已存在，它发轫于《尚书》，成熟于《国语》。《尚书》中的《西伯戡黎》《微子》《洪范》《洛诰》《顾命》等，都是商周时期的对话体散文。《国语》继《尚书》之后发展了对话体，形成了主客问答的形式格局，问句提出问题，而答语是文章的主要部分。这些商周对话体散文有一个叙事框架，不少人误以为它们是叙事散文，从而将它们归于“先秦历史散文”，而把它们与“先秦诸子散文”割裂开来。其实，商周对话体散文兼有叙事、说理的因素，而其主体是记载人物言论，这些言论有论点，有论据，应该视为说理散文。七十子后学的对话体散文与《尚书》《国语》对话体散文不是偶然的形式相似，而是七十子后学对前人的刻意传承，他们效法商周史官，采用商周记言散文形式，执笔记载孔子言行。七十子后学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创新，这就是去掉此前史官记言散文的叙事框架，使之成为纯粹的说理散文。像《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参名下十一篇文章，就是比较成熟的专题论文，我们可以说，中国纯粹的说理散文成型于七十子后学之手。七十子后学的语录体散文，也可以从《尚书》文诰中找到源头，像《盘庚》《高宗肜日》《大诰》《康诰》等，都是王侯政治言论的记录，只不过它们是以国家意志的面目出现而已。七十子后学所记载的孔子语录，在内容上由务实变为务虚，由政治变为伦理道德，文化学术意味明显增强。从七十子后学散文往下看，战国诸子散文虽然堪称百花齐放，在散文篇幅、风格、技巧、手法、逻辑结构等方面较七十子后学散文有很大发展，但从文体上看，要之不出对话体、语录体、专题论文几大文体，而这几大文体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中均已基本成熟。我们完全可以说，战国诸子百家散文是沿着七十子后学的路子走下来的。将商周对话体散文、七十子后学散文与战国诸子百家散文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其中的传承与发展。以前由于七十子后学散文这个中枢环节被人为遮蔽，导致人们看不清先秦散文发展演变的真实脉络，所幸的是“郭店简”“上博简”等竹书相继出土，我们才能拨开重重迷雾，还原先秦散文发展的真正历史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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