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写作方法

本章导读作为“最有成绩的部门”，杂文为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写作学提供了有声有色的范本。广义的杂文是“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狭义的“杂文”则是以正义感为底色、以文化含量为肌理、以讽刺和论辩笔法为基调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优秀的新闻时评可以是杂文，亦可是随笔。但杂文仅仅有一部分可以视为时评，它不要求“立竿见影”的即时性，而依赖于文化内涵的深厚和审美含量的丰富。 就文体而言，杂文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色主要有情感的正义性，基调的讽刺性，文本的文化含量，时间观念的邻近性，与被评论对象的距离感和篇幅的集中凝炼诸方面。与美文、随笔等散文文体相比，杂文对于作家的文化修养、政治敏感、文字水平的要求更高。其主要写法计有“刻毒”笔法、曲笔和幽默的造语、诙诡哲学色彩、归谬的逻辑手段、反语应用、对比手法、独特的“文抄公”式引述、异体叙述和文学手段等。 第一节 杂文的文体界定 一、杂文的定义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作为白话文重要支撑的中国现代杂文虽则诞生迟而难度大，却是起点高而成熟早，一问世便元气淋漓，其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诗歌之上”，为中国现代文学写作提供了有声有色的范本，为中国20世纪的思想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中国现代杂文的先声是梁启超于20世纪初所身体力行的“新文体”，梁氏以“新民”为政治目标，要写重造“中国魂”的“觉世之文”；在写法上，他摈弃“义法”，呼唤“灵感”（“烟士批里纯”），“笔锋常带感情”，成为“诗与政论结合”的早期践行者。 至“五四”风起，《新青年》1918年辟“随感录”栏目，鲁迅等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嬉笑怒骂，摧枯拉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杂文登台亮相，俨然正名。 无论从写作学分析，还是文学史考察，杂文均有广义和狭义二解。 广义者，南朝刘勰的“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之总括；明代吴讷的“或评议古今，或祥论政教，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也。” 。正如鲁迅所说的：“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是故鲁迅杂文集子里不仅有杂感文字，更有通信、日记、序言、编后、题词、补白、书摘、宣言、小传，甚至还有广告、表格、书单、民谣、旧体诗词……这种广义的杂文既体现出思想的丰富性，又涵盖了文体的多样性；其整体的统一结晶为时代的注脚，组成了某一时期的“人间喜剧”。 狭义的“杂文”一般则是篇幅相对短小的、以正义感为底色、以丰富文化含量为肌理、以讽刺和论辩笔法为基调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对而言，狭义的杂文思想力度上更加集中，文体上更加统一，文学性上更加“纯粹”，“诗”与政论的结合更加完美。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中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论文（阜利通－Feuillenton）的代名词。”此处的“论文”并非学术专论的“论”，而是“批评”、“驳诘”、“评论”之谓。我们在文学写作学中要讨论的多是这种狭义的“杂文”。 二、杂文与小品文、随笔、时评的异同 在周氏弟兄和林语堂诸公笔下，“杂文”和“小品文”常常是一个概念。 “小品”二字原从佛经里“祥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一语而来。而“五四”至30年代的“小品文”则是一个“散文文学”的总称，夏丏尊等的《文章作法》就认为“小品文的内容性质完全自由，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抒情，可以写景，毫不受何等的限制。”甚至“几百页的长篇小说，也可以看成小品文的继续。”所以，当时的“小品文”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泛指。 时下，我们把没有明确讽刺指向的、以知识、掌故、游览、风俗等为内容主干的小品文通常叫做“随笔”或“美文”。虽则诙谐幽默、含而不露、情动于中、韵味十足的杂文不无“随笔”或“美文”的韵致，但“随笔”或“美文”至多以“春秋笔法”稍带机锋，而不能目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杂文”，因为它们并不具备杂文所特有的驳诘风格、怀疑品质和讽刺指向。 近年来，杂文界关于新闻时评或曰“公民写作”与杂文的优劣高下的“家族内部”讨论颇为引人注目。或曰“公民写作”扼杀杂文，貌似盟友实乃敌人；或曰鲁迅压根儿就是“公民”，杂文从来不会变为“上层建筑”。其实，新闻时评意在于是一事一议，注重有利有据、有建设性。杂文虽然也常常以新闻事件为由头，但其标志性的笔法如曲笔、联想、对比、反语等并非的新闻时评的充分必要条件。 《南方周末》时评版上发表过何三畏的《那个年代的“卧底记者”》，作者从妇孺皆知的大诗人杜甫切入，评得有声有色—— 他是一个优秀的卧底记者，善于深入社会底层，去报道社会主流所不愿与闻的新闻。天黑之前，他就潜入了石壕村，现场报道了“有吏夜捉人”的场面。现在，这些“经典报道”都选入了中学课本，使我们世世代代都知道“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知道战争残酷到一个已经牺牲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还要随军服务，而这个“烈属家庭”的媳妇则穷得“出入无完裙”。在他现存的大量诗章中都具有一种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现代性”——尽管那时没有人本主义一说，但他有这样一种品质。 如此“古今杂糅”地写到结尾，读者才发现评论家的“新闻由头”是纪念杜甫诞辰和思考“文化”的可怜处境—— 他活着的时候，肚子里缺的就是卡路里。他没有料到的是，一千二百三十年之后，某些地方，一种现代产业——旅游，会因他卧过底而发达，甚至有一种肥肠食品会以他命名。一千二百三十年之后，他已经在多处长成了“文化象征”——他那副特有的石头一样瘦硬的形象，正为当地的经济要唱戏而搭台。而我因为有时被人称为记者，可想起来他就羞愧难当——我写了些什么呢？我将要写什么呢？——我能做到的就是，在他被人们以各种理由记起时，以我自己的方式写一篇短文来纪念他。 作者用“旧闻评论” 的方式把杜子美重新描画了一次，顺便也为新闻时评提供了一种上升为杂文的美学范例。同时，我们又不妨视该文为生动的“人物随笔”。所以，优秀的新闻时评可以是杂文，亦可是随笔。但杂文仅仅有一部分可以视为时评——它不要求“立竿见影”的即时性，而依赖于文化内涵的深厚和审美含量的丰富。 三、关乎人生的“严肃的工作” 20世纪30年代初，有人把鲁迅比作“丑而多怪”、“一天到晚专门爱说人家短处”的“老女人”和站在“挖苦人的顶点”的“擂台的霸王”。鲁迅先生回应说：“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以自己的生命观照国人的生命，以自己的活法影响国人的活法，是鲁迅先生也是后来的杂文家的写作动机。 从写作技巧和“份量”的角度思考，至今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写杂文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以为与高头讲章和“学术专着” 相比“骂了老张骂老李”的杂文几乎不值一提。鲁迅先生说过：“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五四以降，不少学问家是以杂感家的身份出现的，时下这样双重身份的作家日见其少，亦说明优秀杂文诞生之难。周作人曰小品文是最难把握的“文艺的少子”，立足点也在于此处。 综观中国现代杂文的发展历史，我们说杂文作为一跃而与散文并驾齐驱的文体，其内容特质在于刻录了“国人的灵魂”和时代的缩影。其艺术美感是洋溢于字里行间的诗之美——“诗与政论的结合”虽然早已是杂文的公认的定义，但在一般的杂文作者的笔下，“诗”的因素还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们更多地援引鲁迅等大家的文字为例的原因。 第二节 杂文的文体特征 “凡是已经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 解析现、当代比较有成就的杂文作品，我们发现，就文体而言，杂文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色主要有情感的正义性，基调的讽刺性，文本的文化含量，时间观念的邻近性，与被评论对象的距离感和篇幅的集中凝炼诸方面。现分述如下： 一、强烈的正义感 正义感是作者人格的显现，是杂文的脊梁。作为“近亲”，美文、随笔可以“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到此一游”，遐想无边，跨时空而超阶级。但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因此，其作者往往更加钟爱“血写的文字”，甚至“怒向刀丛觅小诗”而将生命置之度外。如鲁迅的写于1931年初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开篇即以浩然正气悲愤地宣告：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鲁迅将该文交给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原拟送美国进步刊物《新群众》发表，史沫特莱担心发表后会危及鲁迅的安全，请鲁迅慎重考虑。鲁迅毅然回答：“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对于杂文作者，尤其如此。 二、鲜明的讽刺性 以往一些文学写作教材和新闻评论学教材，说及杂文写作时，常常根据“基调”分类而单列出一种“赞颂性杂文”，并以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等篇为例。我们认为：杂文赖以立足的基石就是其驳诘风格、怀疑品质和讽刺指向。简单地说就是“没有讽刺就没有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痛苦、愤怒、控诉和质疑是远远大于其“赞颂性”的。可以说，讽刺力度的强弱决定了杂文的质量和生命。不满或惧怕鲁迅杂文者所说的“骂人文选”、“有他人所不及的”“冷辣辣的师爷笔法”恰恰从反面说出了鲁迅杂文的讽刺性特征。试看鲁迅对孔夫子的讥刺：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 一句话，便将“大成至圣文宣王”置于两难境地：或者自己不肖，或者“难养论”不立。又如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男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的荒唐规定，鲁迅讽刺当权者曰仍然不够“彻底”： 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氧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鲁迅以夸张之笔直刺论敌的荒谬，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就杂文写作而言，真实是容易的，也是困难的。作者若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敢直面真实或有意回避真实，无疑于削弱了杂文的生命。 三、丰富的文化含量 有无丰富的文化含量，既是杂文区别于时评的标志，也是“是否杂文”的判别试剂。优秀的杂文之所以能够古今中外，左右逢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大原因就是因为脚下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根基。周氏弟兄的杂文至今拥有大量读者，与他们几十本杂文集子里引用的数千种中外典籍以及其“活学活用”的文学、史学、哲学、佛学、性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有直接关系。此即鲁迅说的“油浸芝麻使其更油”的道理。如蔡元培先生的千字文《洪水与猛兽》，开篇即写道：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接着话题一转，用“洪水”比喻新思潮，以“猛兽”形容军阀割据。以“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作结，发人深省。作者以古例今，思想史的材料信手拈来，拆成语而用其意象，巧妙设喻，显示了深厚的国学根底和良好的文化修养。又如吴晗的名篇《海瑞骂皇帝》，以其深厚的史学知识和准确通俗的白话翻译活画出不怕死的海瑞和大昏君嘉靖的形象—— 如今赋役增于平常，到处如此，陛下破产礼佛，一天比一天厉害，弄到家里光光的，这十几年来闹到极点。天下人民就用你改元的年号“嘉靖”，取这两个字的音说，嘉靖就是家家皆净，没有财用也。 四、“立足现在”的临近性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便发思古之幽情，一定是与“时下”有关的。杂文虽然不似新闻时评那样需要“即见即评，一吐为快”，但其“临近性”亦是不可或缺的。鲁迅先生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所以，他的《论雷锋塔的倒掉》、《战士和苍蝇》等许多名篇都是“新闻评论”。1926年“3．18惨案”发生后，鲁迅先生写下了平生最为悲愤的文字：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而且，鲁迅特地在篇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随后，又于三月二十五日写下《“死地”》；于三月二十六日写下《可惨与可笑》；于四月一日写下《纪念了刘和珍君》；于四月二日写下《空谈》。而且篇篇声情并茂，针针见血，毫无“急就”的草率。杂文家因“临近”心骛八极而激情满腔。“临近”的文字因其文化含量而战胜了时间，进入永恒。 五、高屋建瓴的距离感 30年代国民党“文化围剿”之际，报纸编辑呼吁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鲁迅先生笑曰：“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不能够的。……‘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因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关乎社会进程和文化前进的方向，所以尤其需要高屋建瓴的眼光，深邃犀利的思考。即从较小的“切口”步步深入、扩展，“无中生有”地于司空见惯里窥见重大的主题和惊人的“文眼”，进而提醒读者关注一个“事关重大”的“原则问题”。如焦国标的《回望农民》就是从干部的“公费医疗” 想到了另一种“一国两制”： 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的劳动都是由三部分构成：养活自己的，养老抚幼的和养活社会的——农民完粮纳税就是养活社会呀！可是社会何尝回馈他们一分一毫？他们到老都像牲口一样不能卸套，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完粮纳税。哪怕他们九十岁一百岁，照样按人头摊河工劳役他们不仅不能像城市老人那样五六十退休，而且五六十以后还要继续像壮年一样完粮纳税分摊劳役，这是不折不扣的一国两制的老年。 “从风月写出风云”，从“小事”论出“大理”，是杂文的“惯用伎俩”。因此，有意地锻炼自己的“提升”能力、分析能力，于司空见惯中发现论题，在“距离感”的高度上“咬住”论点，是优秀杂文作者的基本功之一。这种写法的关键是“小”和“大”之间一定要有必然联系，是“水到渠成”的内在逻辑联系，否则就有小题大做之嫌。 六、集中凝练的表现形式 论及“击要害”，鲁迅说：“我所谓女性的文章，倒不专在‘哎、呀、呦’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则多用好看字样，多讲风景，多怀家庭，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但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予致命的重伤者。” 故鲁迅的杂文，许多是一刀见血的凝练。如说“国粹派”是“现在的屠杀者”，说“论语派”是“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 1930年2月，鲁迅讽刺专写多角恋爱的创造社作家张资平到上海讲学一事曰——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Δ 提炼到末尾以一只“Δ”作结，这种图文并茂的直观写法虽不无幽默感，但触着的地方正是张氏的致命伤。 并非只有“敌我矛盾”才需要“一击给予致命”，针对自己的论题“一语中的”即是凝练之所在。如1988年，针对“无工不稳，无农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的提法，冰心老人写杂文题目曰《无士则如何》，指出：“无士不兴！……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一少胜多，画龙点睛。 第三节 杂文的写作方法 与美文、随笔等散文文体相比，杂文对于作家的文化修养、政治敏感、文字水平的要求更高。其主要写法计有“刻毒”笔法、曲笔和幽默的造语、诙诡哲学色彩、归谬的逻辑手段、反语应用、对比手法、独特的“文抄公”式引述、异体叙述和文学手段等。以下分述之—— 一、“刻毒”笔法 “刻毒”通常被解释为“刻薄狠毒”。“论时事不留面子”，说的文雅一点就是“刻毒”。尽管“形诸笔墨，却不过是小毒”，但杂文中的刻毒却是该文体最为独特的写作方法之一。这种写法下笔较重，大有“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气势，为杂文褚手法中最为辛辣的一种。例如鲁迅的杂文，就常常以“骂狗”、“揭短”和“犯忌”为能事，看鲁迅对陈西滢的讨伐： 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下笔之重，之“毒”，几乎无以复加。“揭短”者，如上文所述的揭孔子、“戏说” 张资平。而“犯忌”则属于故意在杂文里“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以“破坏审美”的方式制造“刻毒”的效果。如说叶灵凤“多年便秘”。叶借小说人物的口说每天起床便用“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去上厕所。”5年之后，鲁迅见到《戏》周刊上叶的文章，便不客气地说—— 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 的确，薄薄的一本《呐喊》，断不足五年的手纸——鲁迅先生以毒攻毒，请君入瓮，寸铁杀人。正如其论敌所慨叹的“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得透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 二、曲笔和幽默 杂文的味道或曰“余香”往往来自于其间的曲笔和幽默。瞿秋白说是鲁迅的“幽默才能”帮助他表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而鲁迅自己也说写杂文时“造语还需曲折”，可见“吞吞吐吐”、“南腔北调”常常是有意为之。如《春末闲谈》里，鲁迅原意在于揭露统治者的对人民的“麻痹术”，却是从《诗经》扯到小青虫，从小青虫说到细腰蜂，步步引向“不死不活”。又如沙叶新讥讽“人分十等”并顺手幽“时时不忘阶级斗争”的“文革”流弊一默，写下著名杂文《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试看其中对于蚂蚁和蜜蜂的“分析”—— 蚂蚁是什么阶级？蚂蚁是“蚁民”，当然是“草根阶级”虽属“群众”，但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英雄。蚁民千万不要自作多情。……要真正地让“蚁民”当家作主，必须在动物社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也不行，蚁民素质太差，大部分是文盲。 蜜蜂的情况较为复杂，阶级分化严重。大多数工蜂，终日辛劳，采花酿蜜，极少数雌蜂蜕化变质，当了女皇，脱离工农本色，作威作福，贪污腐化，专制独裁；另有部分雌蜂，因追求刺激，贪图享乐，最根本的还是受了西方蝴蝶的思想腐蚀，一并成了狂蜂浪蝶。但动物界不扫黄。（《中华杂文百年精华》6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以这种“寓庄于谐”的笔法写作，很容易收到以少胜多、意在言外、一波三折、迤逦不绝的效果。 三、机智诡谲 机智诡谲是智慧的微笑。这微笑出为理解，是一种温厚的包容；出为讽刺，亦不无善意的狡黠。在此，“诙诡”指思路的多变和机警，类乎老舍的“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的“狡猾”。与其它美学写作一样，杂文写作中的诙诡逻辑经常表现为一种智慧之美。“哲学”（philosophia）一词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撮合”的：他让作为构词成份的“爱好”（philo-）和“智慧”（sophia）联姻，生成了“哲学”二字。而作为“人生哲学”组成部分的杂文文学，写作中理当展示深刻、多变、机智的内涵。如鲁迅谈某些“离奇”行为之中的“周到”： 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当然，这种诙诡哲学同样能够尖锐泼辣，让人在忍俊不禁或击掌叫绝的同时赞叹智慧与语言的美妙结合。如流沙河借某演员做电视嘉宾时把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写成“狼逃尽”而发挥出了一首《炼炉胶．吃鳖坏鼓》： 大江东去，狼逃尽，煎煮烘溜嫩物。骨垒西边，人倒死，三过周郎吃鳖。乱食穿孔，金条列宴，捐起千杯血。姜酸肉化，一食多少豪杰。要想松紧裆严，小瞧猪嫁了，熊执蝇拍。鱼散官惊，谈笑奸，强卤龟肥淹墨。顾哥神油，多情应笑我，澡身滑发。仍奸入梦，一枕欢奶僵爷。 “文理不通”的谐谑当中，读者仍不难悟出作者的矛头所向。 四、归谬方法 杂文创作中“诗”的因素固然重要，“论”的功底亦毕不可少。二者的交融才可能生出真正的雄辩——带有激情的逻辑。而“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杂文往往瞩目于论敌逻辑的悖谬暗下针贬。常见的写法有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总是有理”型的归谬。此种写法是以夸张为基调，漫话式的白描为手段，让被讽刺的对象“振振有词”，达到“越抹越黑”的艺术效果。鲁迅把这种强词夺理叫做“鬼画符”：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此外，作为杂文作者，要善于发现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荒谬，而后归纳成文。如乐忆英的杂文《标题新闻》： 背景：牛头乡马面村村民赵本山今年种植几亩地的黄瓜，由于该乡没有统一部署及规划，村民们盲目跟随，一哄而上，大面积种植黄瓜，致使黄瓜价格比往年低了一半。赵本山一气之下把所有黄瓜砍了，不料，在黄瓜地中央以外地发现了几棵西瓜秧，经过精心培育，终于结出一个重达88斤的大西瓜。 记者们知道后，纷纷前来采访…… 乡通讯员：《瓜农赵本山结硕果，一个西瓜88斤重……》。 县报记者：《科技致富，硕果累累——瓜农赵本山种出88斤重大西瓜》。 市报记者：《我市农民兴起一股科技致富热潮——腾云县记牛头乡马面村村民赵本山……》。 省报记者：《我省争做科技致富的带头羊——腾云县记牛头乡马面村村民赵本山……》。 《论辩的魂灵》谬在强词夺理，而《标题新闻》则谬在以偏概全。杂文作者的任务在于“放大”之后的归纳，立足于现实的“脸谱化”。 五、反语制造 杂文写作里反语应用比较普遍，因为“正话反说”的语境与心态与杂文的讽刺基调丝丝入扣。显示正义感和战斗性而外，反语在通过幽默、诙谐制造语言变化上，也往往比正面论述更加有力。如鲁迅回答托罗斯基派的挑拨时说：“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言外之意是“你们比我相像的要无耻得多”，通过反语走向了“刻毒”。更进一步，亦可以通篇立意皆颠而倒之，变反语为“思路”或“写作线索”，而且语气越是认真，讽刺效果越是突出。如周作人控诉“3．18惨案”中当局枪击手无存铁的学生，便似乎平静地说： 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他实在同长八蛇矛嚓喇一下子一样，不过更文明了，……在身体上钻一个窟窿把里面的机关搅坏一点，流出些蒲公英的白汁似的红水，这件事就完了，你看多么简单。简单就是安乐，这比什么病都好得多了。三月十八日中法大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幅对联，文曰：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文中的“理想”、“文明”、“简单”、“好得多”、“成仙”等等词语皆为反语，都是对“爱国有罪”的“什么世界”的最好注脚。周作人后来的《奴才礼赞》、《碰伤》等皆是用此种思路。 六、对比写法 “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和无耻”——对比是构思和创作杂文时最常用的方法。“盛事多危言”也罢，“国家不幸诗家幸”也罢，大凡“盛产”杂文或杂文素材的时代，一定是美丑、正邪、贫富、苦乐对比最鲜明的时代。而以对比手法“立此存照”，无需多加分析，每每可以收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对比要求作者对深挖事物的矛盾本质，事例选取典型之外往往要求“相同时间”和“相同背景”。如鲁迅将40种乐器演奏“中和韶乐”的南京大型“孔诞纪念”与浙江余姚农民因挖土井抢水互殴致死的事件作比——二者来自同一天报纸上的消息——揭示了“祭孔”与“喝水”两个世界的贫富对立和文化层面的格格不入——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听说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但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所以我们除食肉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 对比亦可以来自人事本身的矛盾或可笑，这时的选材尤需更加典型。如张心阳的《野史歪批》中有一段，先引清人王世祯《池北偶谈》中的故事：明熹宗好制作小楼阁，刀子不离手，雕镂出来的东西颇精巧。魏忠贤每见他制作得起劲，就来递奏章，熹宗便不耐烦地挥手道：“你好生看看，不要欺我就行了。”作者比较道： 不怪魏忠贤们奸佞，实在是主子们昏庸。完全可以相像出有了这种小制作，他明熹宗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展示或炫耀的，就像有些大人物炫耀他的诗作或书法一样，以显示他多才多艺，聪颖过人。其实这完全搞错了，这恰恰证明了他做人的愚蠢，为政的拙劣。雕镂楼阁，你比得过工艺大使吗？作诗、填词、书法，你超得过李白、苏轼、王羲之吗？ 文章以国事的“大”和雕刻的“小”作比，以奸佞和昏庸作比，以可笑的“聪颖过人”与艺术大家作比，余音绕梁，发人深省。 七、“文抄公”式摘引 用典和摘引也是杂文创作的重要手段。“文抄公”们之所以“掉书袋”或大段引用，目的仍在“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磊”——引出自己的话或者让别人说出自己的话。舒芜说周作人晚年的读书笔记文章：“往往通篇十之八九都是抄引古书，但是加上开头结尾，加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几句话的连缀点染，极萧寥闲远之致，……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当时曾被人讥为‘文抄公’，其实是很不容易作到的……也曾有些追随学步者，也想写这种‘文抄’式的文章，结果高下想去远甚，就因为他没有周作人这样的鉴别力的缘故。” 鲁迅的杂文很少明引，但偶有引用，每每恰到好处，如——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所以，只要“抄”得“到位”，别人的话其实也正是自己的话。 八、异体叙述 此处的“诗”是美学意义上的“诗的”即具有较高审美含量的文字，其美学功能在于借用了形式本身的力量。此类杂文写法一种是“诗文并茂”，把叙述和诗词交织在一起，以收到更为强烈的讽刺效果，如瞿秋白的《曲的解放》便用《平津会》杂剧的形式讽刺当年只逃命、不抗日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其开头即曰： （生上）：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 【短柱天净沙】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模仿中央模样： ——整装西望， 商量奔向咸阳。 另一种是以中外古已有之的“互文”理念为原则，通过“异体讲述”——“戏仿”的手法把评论者的立场嵌进文字。如苏中杰的《新编〈声律启蒙〉》就模仿旧《声律启蒙》的编写方式，写进了现代的内容。试看其“花发”、“乜斜”两韵—— 山对水，叶对花。暮雨对朝霞。净化对污染，简朴对奢华。富人宅，贫民家。香酒对苦茶。绣阁醉闲人，枯枝宿倦鸦。柴门数月无肉菜，宾馆常年倒鱼虾。雨雪纷飞下岗工人寻温饱；觥筹交错，升官干部庆腾达。 直对曲，正对斜。污浊对清洁。先生对小姐，大款对小妾。钱哗哗，声嗲嗲。丢脸对失节。绿帘进野蜂，红花招浪蝶。染缸酱水横大路，黑市鱼腥贯长街。常舍贱身，今夜枝秀宠似玉；三陪薄命，明朝花谢弃如鞋。 此种杂文写法往往可以收到相当好的讽刺效果，但对于作者的文学造诣也要求更高。 九、艺术笔法 就体式而言，作为“文学写作”部门之一的杂文的“杂”，本身就包括采用多种绘写方式。它绝不仅仅局限于“有情论述”，同样可以用兄弟门类的种种表现技巧——小说的描写，诗歌的构思，戏剧的场面达到自己的目的。如鲁迅的《且介亭杂文．半夏小集》有一节就是戏剧式的对话—— Ａ：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Ｂ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Ｂ：因为Ａ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Ａ：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 Ｃ：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Ｃ太太：他竟毫不知道Ｂ先生是合作的好伙伴，这昏蛋！ 寥寥数语，把假“帮助”和“公理”之名行损人之实的掮客与空喊口号、不辨善恶的昏庸描绘具足。而其名作《现代史》更是各种体式的综合运用——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捡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Huazaa,Huazaa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暗含“一部现代史就是变着戏法向人们要钱的历史”的主旨，属于“诗歌构思”和“戏剧期待”；手势、声音、场面的描写，属于小说笔法，而叙述语气又明明是回忆散文。正是因为鲜明的文学性，鲁迅杂文具有独步文坛的审美价值——亦即他所反复强调的“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鲁迅先生70年前早有预言：“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如今，杂文地位的攀升，杂文的创作和出版的“中兴”，杂文在校园写作、新闻评论、甚至“短信息”等相关领域的广泛应用，充分证明了鲁迅的远见。随着“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大力提倡，杂文园地的百花斑斓或许无需更久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