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怎样站在诗歌的面前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任职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着有专着《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 察》等。编选《诗坛的引渡者》、《百年新诗大典》《中国年度诗歌精选》《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等。曾获“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星星》年度最佳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后天”双年艺术奖评论奖等、首届海子青年诗人奖、首届刘章 诗歌奖等。

  
　　诗人的个性需要凸显

　　王 琪：你好霍兄！我们之间算得上不太生疏吧，因为之前诗歌活动我们曾匆匆见过两三次，但交流不多。这次和你通过《延河》下半月刊展开对话，感受诗歌魅力，分享诗歌幸福，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发现，在很多公众场合或私下聊天，你不善辩驳甚至言谈，但这并不等于说你没有个性。诗歌艺术是讲究个性的，可事实上，目前报刊上很多发表出来的诗歌作品同质化、平面化比较严重，读起来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么你认为诗歌的个性，在一个人的诗歌写作中， 应该怎样体现出来？

　　霍俊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几年前的安康，算是老朋友了。说到平面化、同质化的写作趋向，这既与个体水平有关，又与诗坛的整体生态有关。这自然牵涉到当下诗 歌的生态问题，比如阅读的同质化、文学编辑趣味的同质化。由文学期刊每况愈下的发行量我要说的是我们的读者是谁？读者群的“成分”？流失的读者哪里去了？尤其是对于诗歌刊物而言，其阅读者无外乎诗人、诗歌习作者、批评家和各大高校院所的一部分学生(更多是与文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小阅读”，或者说这种阅读带有小范围内的“专业化”倾向。而更令人堪忧的是各大期刊不仅形成了写作者的“同质化”，而且也对阅读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带有同 质化倾向的阅读趣味和评判标准。在一个诗歌写作者不断激增的年代，诗人的个性是很难凸显的。而诗歌的个性形成显然是一个长期淬炼的过程，这不仅需要诗人的 持续力和发现力，而且需要语言的能力，更需要人格的力量。对于当下的诗人而言，写出一首漂亮和优秀的诗歌已经不是难题了，难度在于一首诗歌放在数以万计的 诗歌中的时候就往往被取消了。回顾当代中国诗歌的进程留下来的诗人也没有几个了。所以当诗歌与历史和文学谱系放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为自己文 本的“生命力”感到不寒而栗。

　　王 琪：很多诗人语言能力的局限性和随意性，是造成现代汉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经常说写作要尊重语言、善用语言，要在继承和创新古典诗词基础上，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诗歌作品，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霍俊明：说到语言，这个问题太过于庞大而难解，也很难几句话说得清楚。说说我关于诗歌语言的一些观感吧。在多年的阅读经验中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诗歌中有错 别字，不管这是诗人的原因还是编辑的原因。这是最低级的错误，这也体现出诗人基本的语言素质和能力。说到诗歌语言还涉及到其中很多诗人自己都不太注意的一 个层面。这就是标点。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标点在现代汉语诗歌中的重要性，同时还有一部分诗人是滥用标点。我曾经读到过一个女诗人的诗，她几乎所有的诗中都 是大量的“破折号”。这显然是对狄金森的模仿。一首诗可以这样写，两首诗也可以这样写，但是全部这样写就问题太大了。很多诗人的语言与散文没有区别，只是 硬性分行而已。说到诗歌语言，口语和口语诗的问题就自然会被摆放在桌面上。平心而论，已经出现了口语诗歌的代表作以及优秀的口语诗人，但是另一个方面则是 大家公认的口语诗往往是那些需要用历史以及象征性的场景支撑起来的。口语诗在日常的段子和粗口中已经失去了它特有的内质和力量。而至于说如何使用和善用语 言，这也很难回答。只能说只有对汉语和写作抱有敬畏之心的人才能在语言上有所作为。

　70后：尴尬的一代

　　王 琪：你首先是一位诗人，然后才是评论家，广袤的华北平原东部，燕山南麓，濒临京畿要地，是你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在你看来，你后来走上诗歌学术之路跟地缘关系密切吗？

　　霍俊明：个人像一棵植物一样生长在特殊的环境下，地貌、气候等肯定会对其有着必然的影响。但是走上诗歌批评的道路其间也有诸多的偶然性。1996年大学毕 业后我到一个乡镇中学当语文老师，那时的一切都非常不顺。我认为这既是年少轻狂的性格使然，也是命运对我的考验。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普通不过的黄昏，下班后 我独自坐在办公室。窗外是一棵上百年的绒花树(它已在几年前丧身于工地)。我呆呆地想，这一辈子就在这个校园里耗下去了吗？几乎是从这一时刻开始，我决定 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从此，考研、考博一直到北京工作，期间诸多的痛苦和艰难可能常人难以相见。而恰恰是在我最终于2000年夏天离开故乡的时候，我的命 运与诗歌再也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而在阅读、写作和评论诗歌的时候，一个人的性格、气质、精神和趣味就一定程度上与故乡发生了关系。我曾经买回了一套清 朝版本的故乡县志，我在那些老旧的地图和文字中一次次确认我的故乡。冀东的平原、山川、河流都能够在我的诗歌中找到印记。尽管故乡的河流大体已干枯，但是 那条叫做“还乡河”的河流必将在我一生中流淌，在内心流淌，在诗歌里流淌。

　　王 琪：你是国内较早全面而系统关注“70后”诗人的新锐批评家，我看到你曾撰写了大量的文字，都是为这一代人甚至更年轻的“80后”的诗歌写作进行悉心 的点评与指导性评述。在多元写作的年代，当我们停下笔认真思索自己的写作之路，面临的经常是茫然、惶惑以致焦虑，因为“70后” “80后”这一拨人的确不再年轻了。请问，你坚持多年为“70后”“80后”诗人代言的初衷是什么？

　　霍俊明：代言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确实我的文章中更多的是对“70后”和“80后”的评价和认知。记得在今年出版《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一书后，商震主编 看完后对我说，你基本上是在为“70后”和“80后”代言。我当时还有点怀疑，但回头发现，真的是如此。这涉及到的原因会很多。在高校工作和生活了很多年，基本上是在“文学史”范围内说话。即大家阅读、讨论和研究的大体是经典化、知识化的诗人。而当代诗歌的经典化基本上是在海子那里结束，而对海子之后的 诗人的观照则一直处于自说自话甚至失语当中。换言之海子之后的诗歌很难取得共识度。由此，我开始转向对这些默默前行的中青年诗人的关注和思考。另外一个重 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日常的诗歌交往更多是与同时代诗人以及年轻诗人在一起。我喜欢大家聚在一起说真话，互相指出对方写作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而非互相追捧。我 的诗歌评论几乎是和“70后”诗歌一起成长起来的，所以我阅读这一代人的诗歌更有感受，更有现场感。这种知冷知热的对话方式一直在我的诗歌批评中存在。当 然，我也一直在寻找一种疏离感。因为与同时代的诗人和诗歌交往过多的话必然会影响批评和阅读的客观性、自主性和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