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诗文的气质与精神

　我曾不止一次地借助电视、网络聆听叶嘉莹先生的讲座，相信每一个听她演讲的人都会不禁感慨：叶先生如此高龄的老人，她的内心竟然仍能如此精致，如果不是诗词之美对她生活的浸染又是什么？这时，我们便生发了对生命与诗词融为一体的向往。叶嘉莹先生一生倡导“诗教”，提倡“吟诵”。在她看来，要感受诗人的生命心魂，要读其诗而知其人。事实上，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和散文，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尤其那些最核心最灿烂的部分，它们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洗练与淘漉，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构成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

　　中国有悠久的“诗教”传统。周代就有“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的说法，研习诗、书、礼、乐是士人成长的必由途径。基于对诗意义与功能的理解，孔子格外重视诗。他下气力整理了他以前的诗，《诗》是孔子教学的基本教材，他经常引《诗》论《诗》，常常脱口而出，可谓信手拈来。孔子时代，诗乐合一，据说，诗三百多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正乐”当然也包含了“正诗”，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说的应该就是对诗篇次序的排列。更重要的是，孔子按照“可施于礼义”的标准，选择和删订诗篇，他希望礼乐“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在春秋末年，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制度，以私人身份开学授徒，是私学教育的先行者。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他整理《诗经》，更多的是为了传承古代先王的礼乐精神。孔子看重诗礼之教，他甚至认为，人不学诗“犹正墙面而立”，不接触诗歌就像面对着墙壁徒然地站着。《孔子家语》记载说：“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孔门教学，培养士子的文德，乃是从诗、书、礼、乐入手，从而进行孝悌、仁义之教。孔子曾经对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今天，你如果去孔子故里参观，就会在曲阜孔庙承圣门内看到矗立的“诗礼堂”，上面鎏金的“诗礼堂”三字，似乎在提醒后人切莫忘记学诗习礼。

　　诗是人情感和心志的外在流露与表达。正如《诗大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孔子看来，学诗可以让人温柔敦厚，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通过学诗，可以培养人的联想力，提高观察力，锻炼合群性，学得讽诵方法，更重要的，还可以用来修身做人。孔子以“六艺”教育弟子，培养了很多人才，取得了丰硕成果。

　　诗歌属于理性与情感的衔接，有生命力的诗歌往往都始于喜悦而终于智慧。诗人常常把理性创作和情感抒发巧妙地衔接起来，以抒情的方式，凝练集中地反映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和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抒发思想。这样的艺术表达形式，语言简洁明快、生动典雅、概括性强，具有独特的情感品质。作为感情的动物，人在习诗、诵诗过程中更容易在心灵上产生激荡，受到感染。这正如宋代大儒朱熹所说：“其为言既易知”，“其感人又易入”。

　　在数千年的社会发展中，中华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经典诗词和散文，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涵养了无数中华儿女温润儒雅的气质、乐观豁达的胸襟和高洁的人文情怀，这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一个自信的民族应该是开放的民族，而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立足点。然而，自近代以来，在西学思潮的强力冲击下，不少人迷失了自我，这种影响直至今天依然存在。不久前，习近平主席批评将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剔除出学生课本的做法，可以说十分及时。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诗词散文、经书诸子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基本的部分，离开了这些，我们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怎样造就今天文化的旺盛活力？人们已经认识到，单就我们的古代经典诗文而言，只要我们世代传承，就会在其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和感人心魄的艺术魅力熏陶下，更好地把握其精神命脉，使之与民族文化、民族情感和民族命运浑然融为一体，傲然物外。从传统士人精英分子身上，可以看到古典诗文滋养出来的深邃理路、放达情怀；从今天许多像叶嘉莹先生那样的学者身上，可以看出他们缘古代诗文生发而来的艺术品位、审美情趣。

　　叶嘉莹先生曾经回忆，说自己开蒙的书是《论语》。她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像我的女儿后来在学校读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狗叫，小狗跳’的课本，我们开始背诵的就是圣贤之言。”在70年的教书生涯里，她孜孜不倦地把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她与诗词相伴、传播中国诗词的印迹，她更希望用古典诗词把那些“不明”的人叫醒。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希望人要首先树立信念，立志向道，据守住德，依倚于仁，优游于六艺。所谓“艺”，就是经典。这既是夫子自道，又为弟子开启法门。这是孔子述为学之方，也是孔子为每一个青年人指出的成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