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声绘色”，找到演唱歌曲的构思——朱宝勇歌唱的独门秘籍

今年即将步入“90后”的歌唱家朱宝勇在中国歌坛风格独树一帜。他演唱的歌曲中有为数众多的作品是自己多年来亲自在民间乃至世界各地采风后的创作，这其中尤以《黄杨扁担》和《尼罗河畔的歌声》最为人们喜爱和传唱。《黄杨扁担》内容生动幽默、风趣真切，仿佛歌者亲历，而抒情如画的《尼罗河畔的歌声》更在很长一段时间理被人们误认为是一首埃及民歌……

了解朱宝勇的人都知道，他是画家、美术编辑出身改行成为歌唱家的。正是他的画笔和那双画家的眼睛，让他在音乐采风时如速写写生般保留了更多生动形象又概括洗练的画面记忆，使这些从民间学来的音乐不单有声而且有形。从画家到歌唱家，朱宝勇把美术与音乐浑然融为一体，他说，“美术与音乐的结合，于我而言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一双画家的眼和传神的笔

朱宝勇从小就喜欢音乐和美术，考大学选专业时再三斟酌，“最后考虑还是学美术。因为美术是我可以自己掌控的艺术，可以经常回过头看我的作品，但音乐唱完就过去了。那个年代连录音都没有，音乐在舞台上演出是给人家听的，自己唱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唱成什么样。所以我就选了美术，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朱宝勇首先拥有了一双画家的眼睛和传神的笔。而他的好嗓子还是被音乐专业的老师发现了，抽空就给他上课，音乐专业的各种演出活动朱宝勇也积极参加。大学毕业时，朱宝勇虽然拿的是美术专业的文凭，但实际上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美术、音乐两个专业双修。

大学毕业后，朱宝勇从贵阳来到成都，在四川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作为文艺积极分子他经常会参加文艺调演，不久就获了奖。“上世纪50年代，苏联和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常有代表团到访中国，我经常被叫去客串演出，后来干脆被调到了四川省歌舞团。”朱宝勇到歌舞团的当晚就上台演出，在舞台上一唱就是45年。

歌唱更偏重于民族风格

“歌唱，我更偏重于民族风格。”朱宝勇说，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正处在青少年时期的他与老师同学辗转在贵州、湖南的乡下，接触到很多民族民间音乐，也学唱了很多民歌，无形中在他的内心种下了这颗种子,“所以，我对民族音乐特别是西南民歌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在歌舞团的舞台实践中，他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民族民间的音乐更接近群众，更为群众所喜爱。特别是在出国访问演出时，他演唱的那些独具特色的西南民歌风格的歌曲受到外国观众的欢迎，“这充分证明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特殊审美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一次为周恩来总理的演唱，更让朱宝勇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信念。“那一次是周总理出访归来，在成都停留的时候来到我们歌舞团，我为他唱了一首藏族风格和一首四川风格的歌，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和鼓励。”从此，朱宝勇就把自己的艺术方向坚定在中国民族歌唱上。朱宝勇认为，西方的美声歌唱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规律，演唱者只要通过学习掌握这些规律就可以很好地演唱作品。但中国民族歌唱的历史至今仅有一百年，还处于探索过程中，这对每一位演唱者来讲，都是一个需要自己主动去摸索、寻求、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很多拓展空间，也更有趣味。“作为一名独唱演员，既要不断丰富自己的曲目，又不能只靠创作人员写，自己也要想办法去创造。”于是他和同事们常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与各个民族的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生活中搜集民歌，从中学到了很多巴蜀民歌和其他民族的民歌，同时还学习了一些其他省的民间艺术，“这段经历对我的艺术道路产生了直接影响。”

音乐画面激发演唱

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音乐采风的过程中，朱宝勇充分发挥了自己美术绘画出身的看家本领，把听到的音乐与看到的风情用谱子和画笔记录下来，“在听歌的时候我会画上几笔，或者我在画画的时候，听到一曲山歌或什么声音就画在画意中，这让我产生了形象的音乐逻辑。可以说这两者对我的创作、演唱来讲已经不可分割，每当我在舞台上演唱时，都会在脑海里先形成一幅画面展现，它与音乐是融为一体的。这画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我作为一名演员在舞台上演出的一个‘定义’。我站在舞台上，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演员，一个是角色。站在舞台上我是演员，一旦音乐响起，进入到那首歌曲中，我就是角色了。”

朱宝勇认为，每一首歌曲要想唱好必须要有构思。“我每唱一首歌都要展现出它不同的基调和不同的色彩，为此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是基调。基调就是这首歌是唱什么的，是歌颂性的、叙述性的，还是咏叹性的、宣叙性的，明确它的基调，我就会思考用什么样的情绪去构思。第二个是人称。比如《黄河怨》是第一人称，《我们新疆好地方》是第三人称，有了人称的概念，有了意境、基调的概念，再演唱，自己心上就有了定力。第三个是意境。任何歌唱都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有人物、有意境，意境是在什么场合里发生的?我在舞台上，周围就是我歌唱主题的画面，有山、有水、有人物、有自然景色，这些就形成了我的舞台定力。第四个是特色。无论是演唱四川这个多民族地区的歌曲，还是叙利亚、埃及、阿尔巴尼亚、印度、日本各个国家的歌曲，都要把握好它们各自的特色。当一首歌的基调、人称、意境、特色都找到之后，我就比较有把握演唱好它了。”

意境就在环境里

《黄杨扁担》和《尼罗河畔的歌声》是朱宝勇最具代表性的两首作品。朱宝勇介绍，《黄杨扁担》具有汉族民歌的一些民族色彩，“我把它的基调确定在欢乐和幽默，这也是四川人的天性。人称是第一人称，就是一个小伙子自己在演唱，高高兴兴一路挑着白米去赶场，路上的所见和心情。他讲了大姐、二姐、三姐的头饰特色，这些不能乱编，所以我就研究了大姐、二姐、三姐的头饰是什么样子。这首歌是从那个年代的民歌演化而来的，第一人称的视角，让这首歌给人的感觉更充实、更形象。”

《尼罗河畔的歌声》是朱宝勇根据埃及街头的歌声编创的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朱宝勇跟随代表团出访埃及，一个早晨，听到开罗街上飘来歌声。朱宝勇默默记下旋律，回到国内后，根据在埃及的写生印象又配上自己作的词，编创了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埃及民歌”。“文革”期间这首歌并未发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朱宝勇去上海出差，在旅馆里听到有位客人哼唱《尼罗河畔的歌声》，才发现这首歌早已在江浙一带广为传唱。朱宝勇回想起来，自己当年曾把这首歌的谱子与上海交响乐团首席做过交流，或许是从那里流传出来的。

朱宝勇介绍，“我把《尼罗河畔的歌声》的基调确定为一个埃及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前景的向往。我用了广义的第一人称甚至第二人称，让演唱与绘画情境交织在一起。第一段是在介绍埃及、家乡的景致，迎接我们的好时光。所以歌唱的感觉明朗欢快，我画的钢笔画是埃及金字塔背景下劳动人民在赶路的情景，它的色调愉快，充满阳光感。第二段是夜晚在尼罗河边的月光下，比较朦胧、清淡。音乐风格上，带有阿拉伯的色彩旋律和节奏。”

五年前，85岁的朱宝勇出版了《声绘巴蜀情——朱宝勇民歌舞蹈音画集》，收录了百余幅朱宝勇的画作，有些是采风时的速写，有些则是日后根据速写进行的精心创作。一幅画是一首歌，一首歌也是一幅画。朱宝勇还为其中一部分画作配上五线谱的歌谱，读者可以通过画作加深对歌曲的感受，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绘声绘色”。

朱宝勇认为，任何人学唱下来的民歌，都已经不完全是原始的民歌了。因此，民歌的继承，是一种歌声心灵的传授，而不是古董的移交。只要换了另一个人来演唱，从声音、表现、性格和领悟上对继承的民歌而言，就是一次微妙的演化。它们已不再是原演唱者自身对生活感受的直叙，仅是“像”而不再是“它”了。然而，专业歌唱者对原始民歌作适当的取舍是必要和正常的。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正由于后人这种微妙的演化，才使古老的民歌有了新的时代生命力，得以发展、传承下去。朱宝勇说：“我演唱的民歌并非地道的原始民歌。不过，它们源自于民间、植根于人民，我在演唱中也重视并努力保留住原始民歌的风格与特色。辩证地看，这传承的也就是原始民歌。” 李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