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歌曲 （中文词语）

在我国，流行音乐，古代称之“俗乐”，现代称为“大众音乐”或“通俗音乐”。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对流行音乐是这样解释的：“通俗音乐（亦称流行音乐），它是“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亦称“通俗音乐”。

流行歌曲在制作和传播上具有明显的商业性；在文化行为上具有很强的参与性；在观念上和表现内容上具有广泛的平民化和世俗性。正是流行歌曲的平民化、浅易性和世俗性的“低门槛”填平了俗与雅、高与低的鸿沟，吸引着青年人如影随形地积极参与，它迅速蔓延的态势曾一度令传统音乐家和教育家们深感不安：课堂教授与专业训练的音乐艺术生命力远不及流行音乐的传播效力强大，流行歌曲正逐渐改变着青年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审美观。它的存在，无论是作为大众文化或社会心理载体，还是音乐艺术或娱乐媒介，都有其合理性和其独特的美学特点。
歌词贴近生活
歌词，是和音乐结合起来，共同完成艺术表现任务的一种艺术体裁，篇幅较短，易于流传；歌词的文学性语言必须能概括地表达歌曲的意境与氛围，与音乐旋律的内涵、结构、节奏、音调、韵律吻合，再加上配器精美的伴奏，共同创造一个丰富的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审美世界。流行歌曲的歌词从内容上分不外乎叙事、抒情、写景、说理四种。最常见的就是“叙事+抒情”，即使是纯叙事的流行歌曲也有浓厚的感情做基础，如李春波的《小芳》和艾静的《我的1997》；抒情的流行歌曲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写景的流行歌曲如《弯弯的月亮》；说理的流行歌曲写得好的当属《凡人歌》。
流行歌曲的歌词一般是表现当代人的生活与爱情的，因此歌词内容贴近生活，琅琅上口。其特征有：
（1）口语化并极富亲切感。
例如《烛光里的妈妈》：“妈妈，我想对您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妈，我想对您笑，眼里却点点泪花。噢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黑发泛起了霜花。噢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脸颊印着这多牵挂。”没有矫饰、撇开含蓄，谈话式的语言，情真意切地直露女儿对母亲真挚的爱。再如《祝你平安》：“你的心情现在还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用平实口吻进行开导、安慰。对于表达爱情，它更是在行，失恋时唱《伤心是种说不出的痛》，叹自己《心太软》，觉得自己《很受伤》，年轻人总能在直白的歌词中找到失恋的痛苦、相恋的缠绵、暗恋的伤怀等情感的共鸣与宣泄。
（2）时代性。
流行歌曲在历史的视野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紧贴时代情状，与时俱进的，因此歌词极具时代感。70年代末，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人性的俗世情感开始复苏，音乐也突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缰绊，出现了抒情歌曲和校园歌曲热，如《美丽的心灵》、《金梭和银梭》、《满山红叶似彩霞》、《那就是我》、《永远和你在一道》、《红杉树》、《弯弯的小路》、《橄榄树》，以朱逢博为代表的开拓先锋率先录制了新中国第一张流行歌曲个人专辑，宣告新中国流行音乐诞生。80年代中期，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出现了“西北风”热。9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城市打工潮、土地承包、现代手工业兴起等，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上的开放和视野的开阔，流行音乐开始疏离政治权力的运作网络，卸下文化载体的重责，更趋世俗化，呈现抚慰心灵、缓和紧张、娱乐生活的功能，出t-f都市歌曲热。当代社会思潮的形形色色给流行歌曲打下了深邃的时代烙印，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记录、文化思潮的拷贝。
（3）个性化。
由于流行歌曲的流传具有时效性，因此流行歌曲的歌词必须富有个性，体现它的独特品位，这样才能在各种“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如：台湾音乐人罗大佑、侯德健等人的“校园民谣”以其语言风格向30年代诗歌的回归和音乐上的清新、纯朴而获得内地认同。崔健《一无所有》中的一声呐喊，唱响了青年人对灵魂的审视、思想的反思及对现实的反叛。词作家陈哲的《让世界充满爱》和其后的《不曾宣读的未来》、《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等一系列作品则是对历史苦痛、面对崇高等中国人熟悉的生存命题给予个性化诠释。乔羽在歌词创作上更是独领风骚，形成了寓深刻于浅显，寓隐约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的“特殊的歌词艺术观”。美国作家苏珊·朗格曾说过，歌词是一种“放弃了文学的地位，而担负起纯粹的音乐功能”的特殊艺术形式。透过歌词，我们看到了词作者在时代中的生存状态，歌词的个性化，是青年一代追求自我价值、寻求理想的要求。
总之，流行歌曲的歌词走的是市井同欢的路子，它克服了铅字对大众的选择性，迅速进人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的大众听觉空间，反映他们的心态、情感及审美理想，是对世俗社会的审美观照与反思。
手法平实简练
一首优秀的歌曲，其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歌曲的旋律，它是音乐作品中最主要的表现手段，是音乐的灵魂和基础。流行歌曲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它以流动的声音方式表现出一种情感，使听众产生共鸣，人们可以在歌曲的旋律中感受到忧伤与欢乐、感受到平和与亢奋。
就审美方式而言，流行歌曲的旋律进行是比较平稳、抒情、富于朗颂性的，旋律营造方式是以人们的思想、生活为反映的，因此慢歌类的旋律韵味较委婉、缠绵，抒展性、倾诉性较强，旋律音程以级进为主；快歌类的旋律韵味较炽热、激昂，动力感和宣泄性较强，旋律音程以小跳为主。总体说来，流行歌曲旋律的感情表达比较细腻、深刻、细致、灵活多样，使听者获得更主动积极，参与其中的欣赏。在这样的音乐里面，人们在上演着不同的悲欢离合，我们也随着歌曲的悲欢离合的演绎，在幻想着自己的得与失，从这样的音乐旋律上来说，它是用歌词内容的心理情感起伏来确定旋律进行方向的，所以在整首歌曲当中，旋律更多是服务于内容的，紧紧的和它的内容结合在一起。由于内容上的抒情性和叙事性特点，旋律与歌唱语言（包括方言）结合的很紧，一字对一音的较多，长音或拖拍较少，表义性较强。由于它的演唱者大多并非专业歌手，因此它的旋律音域大多不超越人声的自然声区——最多不超过两个八度，最高音一般不超过f2。旋律乐句较短，便于气息的支撑。
传统的流行歌曲的节拍一般较多的都是一贯到底的4/4节拍，很少有例外。当然在有的歌曲里，不仅有2/4、3/4、6/4等节拍，还有各种节拍的混合使用、转换十分自如。如王立平的《牧羊曲》中4/4、2/4节拍的混合使用；谷建芬曲，朱逢博唱的《那就是我》中4/4、5/4、3/4、2/4节拍的混合使用；张千一的《青藏高原》4/4、2/4、3/4节拍的混合使用等等，使得歌曲的节拍重音律动飘忽不定，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
在歌曲的节奏处理上，十分明显地突破了古典音乐的均衡、稳定的节奏状态。（这从爵士乐兴起时就开始大规模地使用，音乐由此进人节奏革新、节奏自由的时代。）“无论声乐曲，还是器乐曲，着重的是节奏，经典音乐赖以繁荣的基础——旋律与和声（以及对位）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1）节奏自由多变，多运用切分节奏和各种附点音符，还善于运用各种时值的跨小节的切分音，来改变节拍单位的固有时值，使节奏变得更为生动，使音乐处于流动状态。如赵季平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中的第一句使用了切分音，强调语气，动力感强，节奏棱角十分鲜明，突出了粗犷的音乐风格。再如《云河》中的八分音符三连音的运用，表现了对飘渺幸福的追寻与内心的激动，还有切分音，四分附点音符和附点八分音符，在短短的几小节中出现如此多的节奏音型，这在传统音乐中是十分罕见的。
（2）舞曲节奏的应用也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流行歌曲大量吸收现代舞曲——爵士、迪斯科、桑巴、伦巴、探戈、拉森、牛仔、踢踏等舞曲节奏的非正规化节奏音型。区别于古典歌曲正规节奏具，有极不稳定、十分随意和出其不意的效果。如《乡恋》、《昨夜星辰》、《思念》等采用了探戈节奏。《冬天里的一把火》采用了迪斯科节奏。还有少数民族的一些节奏的运用，如杨海潮作，付林改编的《楼兰姑娘》，采用了新疆的舞曲节奏等。对舞曲类节奏的高度融合，使之产生强烈、鲜明的律动感，较易激发听众身心整合地参与其中。
（3）在现代的流行歌曲中，节奏越来越被重视，象那些唱R&B、HIP—HOP的歌手们，共同的特点之一是有良好的节奏感。由于天赋条件的限制，~,ffJ不能像黑人歌手那样飙高音，而是会用更多的功夫来挖掘R&B中比较本质的底蕴：内敛和凝聚的感觉，并在演唱时不约而同地突出了节奏化的一面。如周杰伦的歌《我的地盘》、《双节棍》中清晰的突出每个音节，而歌词是含糊不清的，在这样的有意的一种行为中，很显然歌唱者想通过掩饰一种东西而突出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节奏。这种歌颠覆了传统，改变了我们的听觉习惯：我们以前是在听歌词，但不能不被迫着听被我们一直忽视的节奏。
总之，流行歌曲在节奏上是对传统音乐的突破，它除了表现为丰富多彩、具有强劲动力性的节奏外，也产生了因消除机械律动感而具有的多变的绵延、连贯、跳跃、灵活的动态特征，这无疑为拓宽音乐的表现力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古典音乐都有严谨的结构框架或者章法，它是在前人大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思维范式，用以展衍音乐的表现手法。大部分流行歌曲都是延用这些技法，不出樊篱，只是以叙事、言情为目的、结构短小、曲调简单的流行歌曲的曲式结构较简洁、朴实，常采用以下几种曲式。
常用分节歌的形式。即以一首歌曲旋律作多次反复或变化反复来演唱多段歌词，它是由单一乐思的陈述和对该乐思的不间断发展构成的。这类的歌曲较多，如《好好爱我》、《月亮走，我也走》、《好人一生平安》等。
单二部曲式。在表达乐思和情感上，两个乐段明显体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层次，它们在情绪、旋律形态、调性、和声等方面的不同，形成对比。我们熟悉的歌曲：谷建芬的《歌声与微笑》、陈小奇的《涛声依旧》等就是这样的曲式，第一部分是婉转抒情的叙述，第二部分是情绪热烈的展开，一般是全曲的高潮，两个段落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又是完整和谐的。另外，各段落间常用调性、调式对置和突然转调的手法，增加乐曲色彩上的对比，出其不意，令人有焕然一新之感，起一种精神调适作用。如伍嘉冀的《心愿》A段1= B，B段1=C。陈扬的《鲁冰花》A段1=C，B段1=A。
单三部曲式。第一段与第三段内容相同，第二段与第一段、第三段形成对比的音乐材料。如《心中的太阳》、《一无所有》、《让世界充满爱》（第二部分）等。
演唱风格多变
表现流行音乐的多元性传统声乐的演唱法强调“共鸣”、“音色”、“技巧”，这些对于歌者的要求很高，往往曲高和寡。而流行歌曲的内容与形式具有的平民化和世俗性要求，却不以理性的规则将其中的感性成分抹杀，一切技巧手段和装饰只是为了情感的表露，它追求的审美境界是“倾诉”和“宣泄”，因此演唱力求生活化、大众化和口语化，演唱的普及程度很高。
大部分流行歌手（无论男女）都是用真声演唱的，以获得一种自然、亲切、贴近口语的风格。这种唱法形成于30年代的低吟唱法，电子扩音设备的出现，歌手们开始对着“麦克风”（话筒）唱歌。由于话筒的扩音作用，他们不追求嗓音的穿透力和共鸣，而是贴近生活化的语调和语气，说话般的音量轻轻哼唱．以求真切和感人。通俗唱法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吐字最接近生活，它没有西洋传统唱法那样要求在共鸣的基础上去吐字；也不像中国民族唱法那样过分强调字正腔圆，通俗唱法的吐字最接近说话的自然状态，容易贴近听众，因而最能直接地表达歌唱者的感情世界。
为了表现歌曲风格和抒发感情，常运用的声音技巧有：气声、哑声、假声、喊唱、泣声等，以此来演绎歌曲的忧伤、悲泣、真挚、委婉、激情等等。象台湾的邓丽君就是一位十分善于运用气声的歌手，她细腻、深情的演唱风格及其一流的乐感，至今还很少有其他港台歌手能和她匹敌。再如：朱哲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结尾处用假声演唱的华彩段，都是流行歌曲中常见的假声应用方法。这是在演唱中运用真假声的转换和变化来表现起伏跌宕的情感的一个优秀范例。而腾格尔唱《天堂》时的哑声唱法，它能产生一种真直、激越的特点，它更能表现出情感的力度和深度，有种粗犷强悍的阳刚美，饱经沧桑的成熟美。从流行唱法本身立场而言，沙哑是磁性的，有吸引力的，嘶叫是激奋人心的表现手法，听众能从中感受到他们细腻而又粗犷的感情力量，深遽的音乐内涵。
在通俗唱法领域内，强调的是“特色”，包括嗓音、风格、甚至“包装”。田震的嗓音低沉富有磁性，《野花》中缠绵婉转的浅吟低唱，一唱三叹，感人至深。韩磊的嗓音豪迈深沉，高亢激越，《向天再借五百年》唱得回肠荡气。那英的嗓音醇厚通透、柔韧实足，一首《征服》风靡中国大地。毛阿敏的《渴望》则深情款款，缠绵悠长。他们用其各具特色的嗓音及演唱风格，表现内涵丰富、格调优美的音乐，充分展现了歌手的艺术再创作能力和杰出的表演才华，也打上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的个性商标。
演出形式多样
流行歌曲的演出形式上更注重与观众的心理沟通，而且延伸到外在形体动作、参演方面的互动。应该肯定的是：歌唱者正是通过这种自然情感的外露来揭示审美内涵，是符合美学规律的。《诗经》中不是也说过：“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再说，利用肢体语言融合节奏的表现形式，运用混声、和声、不规则人声，进行有声或无伴奏伴唱，能使一些并不复杂的旋律变得富有色彩，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使歌手能在舞台上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这种带有综合性质的艺术形式，使视听结合达到新的高峰，具有极强的审美感染力，吸引和征服了观众。
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又为流行音乐开拓了广阔的市场前景。高、精、尖的音响器材、电气设备和舞台灯光能轻而易举地营造出出神人化、华丽多姿的种种意境，尤其加上舞蹈、服装造型的变幻，演员们的才华能事半功倍地得到施展。虽然流行歌曲曾一度被认为是感官文化的恶性膨胀，也曾令多少传统教育下的学子为之疯狂，但它也不是以一成不变的“俗”来满足简单化的社会需求的，流行歌曲无论是音乐内容、音乐形式还是观演方式，都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美学范畴。随着新的音响模式和音乐结构的不断组合与运用，其包容性和易被大、众接受的优势，更能符合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要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特别1是在当今开放、变革的社会中，如何理性地享有它的优点，避免它的弊端，较好地引导这股潮流，是传统音乐人、教育者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