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在东方崛起

2020年举办的第九届华乐论坛将目光聚焦在求学问道、穷经皓首的音乐学家群体，评选出陈泽民、袁静芳、刘再生、江明惇、樊祖荫、李吉提、乔建中、伍国栋、王次炤、项阳、张伯瑜等11位“新绎杯”杰出民族音乐理论评论家。近日，论坛宣读的获奖者艺术生涯自述和评论者评析共22篇论文，与相关讲话一同汇集于《乐谭——“新绎杯”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论评》，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将理论评论家们请到台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音乐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民族音乐涌现出大批优秀作品和优秀人才，是时候对我们从事的民族器乐创作、演奏、理论研究及乐器改革与制作等方方面面的成败得失进行深刻总结了。”2012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创办华乐论坛暨“新绎杯”评选活动，时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在首届开幕式上说。

2012年至2019年间，华乐论坛陆续开展了涵盖创作、指挥、演奏、教育等四个领域的评选、演出和研讨。经历八届围绕音乐本体的研讨之后，第九届华乐论坛从华丽的舞台转向寂静的书桌，评选出陈泽民、袁静芳、刘再生、江明惇、樊祖荫、李吉提、乔建中、伍国栋、王次炤、项阳、张伯瑜等11位“新绎杯”杰出民族音乐理论评论家。11位学者研究领域不尽相同，均为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的领军人物。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吴玉霞说，“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评论，第九届华乐论坛将长期在幕后耕耘的理论评论家们请到台前，展现他们的学术理念及其研究成果，在向学者们致敬的同时感悟他们的理论修养，希望激励更多青年才俊投入民族音乐理论评论领域。”

每届华乐论坛举办之后，都会讲发言集结成册，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图文并茂、内容翔实的论文集。“如果直白地取名‘论文集’，没有体现出该书的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责任编辑张辉将论文集取名《乐谭》，各届不同评选作为副标题展示。第九届华乐论坛论文编入《乐谭——“新绎杯”杰出民乐理论评论家论评》。至此《乐谭》共出版九册，对中国民族音乐的人、事、作品等做了一个详细的记录和总结。“从书中，年轻人可以解读前辈们的学习经历与艺术成长的过程，可以了解优秀作品与人物的理念、经验与得失，为自己的艺术发展提供借鉴，对探索中的困惑与迷茫有所帮助。”吴玉霞说。

“干我们这行是很幸福的”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学科建设刚刚起步，理论不够成熟，实践积累不足，学识未成系统。至今，江明惇仍然记得开始从事民族音乐理论工作时，老师对他们说的两句话：“干我们这行是很幸福的”，“我们这个专业是常被人看不起的”。“近几十年来，我们学科的发展，随着祖国的强盛、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和对国外相关学术的借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江明惇说，民族音乐理论事业和人民共命运、同悲欢，有着广阔的领域、丰富的内涵，“我们的事业是非常幸福的事业。我们的幸福在开拓性工作的过程中。” 

民族音乐学最初形成于西方，有着丰富的西方理论支撑和严密的思辨逻辑，这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发展有很大帮助。但是，“西方音乐技术理论不能恰当解释中国音乐的旋律、结构中的诸多问题。”江明惇很早便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深厚的传统、丰厚的遗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最深层的因素，它融汇在整个音乐的内在素质之中。李吉提也说道：“只有把音乐融入到中华文化艺术的沃土中去进行综合性的体验，才会拥有中国人的情感和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音乐文化的特质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有密切关系，也必然与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相一致。”上世纪80年代后期，王次炤将音乐美学的研究目光转向中国传统音乐。他认为，全球化语境下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音乐理论界建立文化自信，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长期精心的思考和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袁静芳致力于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与探索，以乐种学的建构将其学术生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如果我们今天呼唤着、渴望着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化建设的高楼大厦在东方崛起，那么我们目前就应该认真地、扎实地为这座高楼大厦的建设做好奠基石的工作。”

情到深处方动笔

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奏与理论评论并非泾渭分明。很多理论评论家也是民族器乐演奏的行家里手。“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在江南的丝竹音韵中耳濡目染。”陈泽民1947年起随叔父陈永禄学习琵琶，1949年向卫仲乐教授学习二胡及琵琶，1955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主修琵琶。他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反复实践、多向论证、深入考据的基础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又如，袁静芳先后随蒋风之、蓝玉崧先生学习二胡演奏，随郑宝恒先生学习扬琴演奏，扎实的民族乐器演奏功底，正统的师传和对民族音乐的热爱激发了她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刘再生自幼学习二胡演奏，成年后进入专业院团担任民乐团首席；江明惇自幼拜入音乐学家沈知白门下，在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两套系统中综合学习、平衡发展；伍国栋少年时迷上竹笛，尔后学习二胡、琵琶，从此与丝竹器乐、国乐作品结下不解之缘；王次炤拥有的第一件乐器是二胡，后来又学习了笛子、琵琶、三弦、小提琴；张伯瑜职业琵琶演奏家的经历，使他对民族器乐的思考体现出特殊的高度……“理论得力于实践。”伍国栋认为，如果没有经历过的国乐基础训练和科研教学实践，在理论研究中必然会出现更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民乐理论家及其理论要接地气、走出象牙塔，关注民间的音乐生活和基层乐社。因此，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便不可能只在书斋完成。

为了研究民间合唱，樊祖荫到过除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区，在四十余个民族的聚居区进行过多声部民歌调查与采集；为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项阳几乎跑遍了山西所有县，考察了三千多件文物，并对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26件乐器进行了系统研究……

乔建中真正深入一个地方乐种是从1975年、1977年两次参加山东省菏泽地区民间器乐汇演开始的。从汇演现场到案头记谱，在反复听写、听赏中，他对鲁西南鼓吹乐有了感性和学理的体认，并撰写《鲁西南鼓吹乐概述》。此后，他陆续撰写了关于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民族器乐艺术领域在创作和表达方式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变革、进步的诸多文论，“如果没有此前对于民族乐器的感性记忆，没有前后二十多年的田野积累，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和坚守。”

将科研成果准确地用文字表达，是成为音乐理论工作者的必备条件之一。刘再生大学主修中文，打下坚实的人文学科基础，也让他在思维上跳出音乐层面，从更为广阔的学术层面关注民乐发展。王次炤的文字有一种温度，笔调轻松，处处平常语，即便是学术性很强的研究文章，阅读起来也没有紧张感和晦涩感。李吉提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一定争取让人看懂，尽可能用简单的语言去表达复杂的意思，把读者当朋友，与人为善，避免陈词滥调。”她写文章讲究“情到深处方动笔”，追求文字清晰、准确、严禁、合乎逻辑。江明惇也认为，“真理是平凡的，理论越高深，概括的面越广，也就越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