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什么喜欢杜甫而不喜欢李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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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在文中说：“经义即理论，新经义的实践，就是新法新政的具体措施。”这里所说的经义，也就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宋史·王安石传》称：“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三经新义中，王安石自己实际操作的是《周礼》，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一文中便说“臣安石实董《周礼》”，而《诗》与《书》则有其子王雱参预。“经义即理论”，王安石对《周礼》的解释，便是他实施熙宁新政的理论依据。而理论属于人的认识范畴，它又是从哪儿来呢？有二个来源，一个是从过去的理论，也就是《周礼》，另一个来源那就是人们从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矛盾的感受中产生的。前者是流，后者是源，二者结合，所以才叫新义。

王安石在《周礼义序》中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这里是讲从理论回到实践中去时，便涉及到从理论到实践，要通过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一项好的制度需要有法律来保障；第二个层次，法律的贯彻要依靠人，也就是依靠大家共同来遵守和执行；第三个层次是具体推行法制要通过相应的官僚机构。在中国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统一国家，它的官僚机构是宝塔形的自上而下层级结构，要在这样一个结构之下推行良法，必须要有好的官吏，才能足以推行良法。如果这支官僚队伍不好的话，那么好的法制和政策法令，到了下层都会变样，出现理论、制度、法律与实际生活相互脱节的现象。自古迄今，要协调好这几个层次相互间的矛盾关系，谈何容易啊！

陈先生强调理财的问题是王安石以新经义理论突出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对现实问题认识上最正确的部分。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讲到政事，他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王文公文集》卷八）所谓理财，其本质乃是为民众平衡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为某个个人，或某个机构谋取个人或小集团之私利。王安石在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这是一个与理财相关的长官，那一年他四十岁，他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其云：“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财，指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它是在再次分配的过程中，平衡各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何以理天下之财，那就是要有公平公正之法规，均衡负担，合理补贴，抑制兼并，缩小贫富的差别。如果法是良法，执行此法之吏不是良吏，也就是如果各级官吏队伍良莠不齐，那么怎么能贯彻执行这良好的法制意图呢？立法固然有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利益的博弈过程，所以它很难一拍即合，它有一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而法制的贯彻执行也有一个不断整顿官僚队伍的过程，才能保证良法的有效实施，并得到良好的效果。故法制不完善，政策不到位，就不可能使人们相互关系在财富的生产、占有和分配上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讲，便是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缩小贫富差别，抑制兼并的结果，而不是使少数人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并“放其无穷之欲”，也就是使奢侈之风盛行，整个社会风气萎靡不振。从这一段话，可以理解王安石熙宁变法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

王安石上述这二段以理财为中心的文字所表述的观念，可以证明《周礼》只是源流的流，当时的实际社会矛盾才是它的源。在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三年舒州的通判。舒州在北宋的淮南东路，在今天安徽的潜山，潜水的出口就是现在安徽的安庆市，故离开长江很近。王安石有一首题为《发廪》之诗，其中有那么几句：“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惸。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二）王安石是在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任舒州通判，是在他三十一岁到三十四岁之间，正是他年轻有为的时刻。这首诗正反映了他任舒州通判三年所亲身经历的社会矛盾，那就是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那个州“小官苟营营”，那里穷人困苦至弃饿婴。发富藏，是指向山区开掘地下资源，山区的百姓实际上是“百室无一盈”。他在这首诗中，叙述了其任舒州通判三年所见之社会困苦的状况

。他还有一首诗，题名为《感事》，写作的时间也在那个阶段，其云：“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朅来佐荒郡，檩檩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同上）这首诗也是他作舒州通判时，对当时当地征收农业税时民情痛苦的实际感受。那时下层社会的矛盾，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些感受正是促使王安石熙宁新法那套经义理论的源泉。从这里可以看到王安石的情感是倾向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一边的。那个时候，即使丰收，老百姓还吃不饱，何况碰到水旱灾害呢？虽然还没有发生穷人们揭竿而起的事，这样的稳定只能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持久。另外一方面，官民之间的矛盾，地方官吏用吊打鞭挞来追缴农民所欠交的农业税，弄不好还不就是“官逼民反”嘛！王安石作为一个稍有良知的地方父母官，“檩檩常惭疚”，往昔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如今都要自己来“执其咎”。

在唐代，李白与杜甫这二个诗人之间，王安石比较喜欢杜甫，也是他在舒州任通判那个时期，他有一首诗，题为《杜甫画像》，他非常同情杜甫艰难困苦，流连颠沛的遭遇，其中有这样几句：“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尝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那时老百姓也困于住房而不得安居。）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王文公文集》卷五十）这是王安石借一首诗，借杜甫一生的行事，以明己之志。故蔡上翔在《考略》中称：“李（壁）注云：公不喜李白诗，而推敬少陵如此，特以其一饭不忘君而志常在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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